在1949年春天的時候，蔣介石的專機在虹橋機場反復地起降。那個時候南潯龐家的大宅之中是靜悄悄的。龐萊臣的嗣子龐秉禮是孫立人將軍的秘書，要安排全家前往臺灣其實并不困難。但是這位85歲的收藏家僅僅是拉了拉虛齋的窗簾，并且對身邊的人說：我的畫比我的命更有價值。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是一句玩笑話，但是其中包含著三代人的智慧。

龐萊臣那一代的人，沒有經歷過什么大風大浪？他的父親龐云鏳是南潯四象之一，在太平天國時期就懂得在亂世之中守住家族的產業(yè)。等到他自己進行收藏活動的時候，經歷了清朝的覆滅到抗日戰(zhàn)爭的動蕩時期，早就明白這樣一個事情：政治人物如同走馬燈一樣不斷更換，但是文化的根脈不能夠斷絕。他的外甥張靜江把所有的寶都押在政治方面，那么結果是什么？在1930年被蔣介石免去了職務，后來甚至想要回國都被暗中阻攔。

我認為龐萊臣的選擇早有跡象。在1943年他立下遺囑的時候特別說明，藏品要分給嗣子以及孫子們，但是著重強調在他還在世的時候還得放置在他自己的手頭用來賞玩。從表面上看是對物品的留戀，實際上是將藏品和自己命運捆綁在一起的宣言，也就是人在畫就在，人離開畫留存。之后鄭振鐸代表國家文物局來征集藏品的時候，真的把這些話語當作談判的突破口了。

運輸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或許是最為關鍵的需要考慮的因素。龐家所收藏的稀世珍品數量究竟有多少？宋徽宗的《鴝鵒圖》其裝裱所用的絹帛有七層。黃公望的《富春大嶺圖》所使用的宣紙十分脆弱，如同秋風里的樹葉一般。在1948年底，故宮文物運往臺灣的時候箱子落入了海中。龐萊臣在聽說這件事情之后連續(xù)三天都沒有去虛齋看畫，并不是因為心疼，而是因為感到后怕。

有材料曾經提及，龐秉禮最初確實存在將畫運到臺灣的想法。但是龐萊臣的孫子龐增和直接拿出祖父所說的原話：這些畫是中國人觀看了上千年的，不能夠漂洋過海成為孤島上的客人。之后這句話在家族會議上被多次引用，成為了龐家留在大陸那一派別的綱領。而張靜江的結局則成為了反面的例子：他在1939年搬到美國居住，所收藏的東西分散在歐美地區(qū)，在臨死之前吃素食念佛經，就連回國的路費都難以湊夠。

這么來看，龐萊臣的選擇如同老收藏家的本能一般。他在編撰《虛齋名畫錄》的時候，對于每一幅畫都去進行考證流傳的順序，最為看重的就是流傳有緒這四個字。元朝的畫商把《富春山居圖》縫在衣服的夾層里來躲避戰(zhàn)亂，明朝的項元汴在畫上蓋滿了收藏的印章，都是害怕文脈斷絕。當下新的政權答應建立博物館來公開進行收藏，這相比私家進行收藏更加符合流傳有緒的古訓。

當然，也存在著現實方面的考量。龐家在南潯的宅院占地面積為十畝，在蘇州、上海還有房產。這些不動產并不是說能夠隨意拋棄掉的。1950年上海文管會收購龐家第一批書畫支付了7萬元，之后第二批又支付了16萬。這些錢在當時足夠維持龐家三代人的生活。而張靜江在紐約依靠變賣收藏來維持生活，連宋子文代付醫(yī)藥費都倔強地退了回去。晚景的對比讓人不禁心生感慨。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這個選擇的背后蘊含著江浙商人的地域智慧。龐家的祖上從事絲生意，重視貨物不離開自己的場所。南潯的絲商沒有誰會把全部的家當都押在一艘貨船上。1949年龐萊臣讓孫子龐增和去蘇州藏匿畫作，自己留在上海觀察情況。這種做法如同把雞蛋分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和他的爺爺在太平天國時期把白銀分別藏在五處的做法是一樣的。

1952年龐秉禮將朱克柔的《蓮塘乳鴨圖》捐贈給上海博物館。這背后不僅僅是出于愛國的情感，還有一種像是放下沉重負擔后所擁有的安穩(wěn)感覺。不再如同張靜江在晚年的時候對著異國的月亮思念自己的故鄉(xiāng)一般。歷史存在著令人覺得奇特的地方：把賭注壓在政治上的人變成了紐約客，而守護文化的人反倒成為了新博物館的奠基人。

龐萊臣到死都不會知道，他當年所說的自己的畫比自己的性命還要值錢這一情況，后來有了另一種應驗的方式。如今在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的檢索系統(tǒng)當中，虛齋舊藏依舊是一個特殊的標簽，點擊進入能夠彈出237件國家一級文物。這些數字要比政客的任何承諾都更加經得住時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