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早已被定調(diào)為“偽作”且完成“處置”流程的明代古畫，忽然現(xiàn)身頂級拍賣行，估價飆至8800萬元。收藏巨擘龐萊臣的后人龐叔令瞥見家族1959年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仇英《江南春》圖卷，赫然出現(xiàn)在北京拍賣預展的聚光燈下時，家族數(shù)十年的平靜被徹底擊碎。

這場始于無償奉獻的善舉，如今演變成捐贈人與國家級博物館的對簿公堂，背后交織的真?zhèn)沃疇?、程序疑云與制度漏洞，不僅叩問著一件文物的最終歸宿，更撼動著整個文物捐贈體系的公信力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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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核心，始終繞不開這幅畫本身——它到底是明代大師仇英的真跡，還是足以亂真的高仿偽作？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捐贈方與受贈方各執(zhí)一詞，立場堅定到幾乎沒有調(diào)和的余地。
龐叔令的篤定，根植于家族傳承的底氣。她的曾祖父龐萊臣，是晚清民國年間聲名煊赫的收藏大家，其“虛齋”舊藏向來以精、珍聞名于世，龐家捐贈的文物，至今仍是國內(nèi)多家頂級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
在龐叔令眼中，家族當年捐贈的137件古畫件件皆是珍品，“絕無偽作可言”，博物館單方面給《江南春》貼上“偽作”標簽的行為，無疑是對先人名譽與鑒賞眼光的冒犯。

據(jù)院方公開信息，這批畫作入庫后歷經(jīng)兩次關鍵鑒定：1961年，原文化部組織張珩、韓慎先、謝稚柳三位權威專家勘驗，判定《江南春》圖卷“偽，一般”，卻也備注“偽做得很好，原龐家是當真的藏的”；1964年，王敦化等三位專家再次鑒定，結論干脆利落只剩一個“假”字。南博正是以此為依據(jù)，在1990年代啟動了對這幅畫的處置程序。
龐叔令一方指出，博物院提交給法院的鑒定材料被“打了厚厚的馬賽克”，只露出最終結論，具體的鑒定意見與分析過程完全隱匿。
書畫鑒定本就是門充滿主觀色彩的學問，不同專家意見相左實屬常態(tài)，一份數(shù)十年前的鑒定書，以如此殘缺的面貌示人，其權威性在捐贈者后代心中難免大打折扣。真假之謎，就此成了貫穿整個事件的第一重迷霧。

從庫房“消失”的離奇軌跡
比真?zhèn)沃疇幐藝W然的，是這幅畫撲朔迷離的流轉(zhuǎn)路徑——它的“旅程”里，既藏著天差地別的價格落差，也留著處處模糊的記錄空白。
1997年4月，南京博物院向原江蘇省文化廳提交報告，申請將一批“不夠館藏標準”的文物（即所謂處理品）調(diào)劑給省文物總店；報告很快獲批，同年5月8日，《江南春》圖卷被劃撥至江蘇省文物總店；四年后的2001年4月16日，一位匿名“顧客”以6800元的價格，買走了這幅標注為《仿仇英山水卷》的畫作。
這條軌跡在2001年的銷售發(fā)票處驟然中斷。直到2025年，一幅署名仇英的《江南春》圖卷現(xiàn)身北京拍賣市場，估價高達8800萬元。從6800元到8800萬元，懸殊的價格跳漲讓公眾本能地將兩者聯(lián)系在一起。

盡管南京博物院謹慎表態(tài)“是否為同一畫作，尚待進一步查證”，但巨大的疑問已然懸在半空：若這是同一幅畫，是誰讓它完成了價值的“涅槃”？若并非同一幅，那當年龐家捐贈的真跡，如今又流落何方？
更讓捐贈方無法接受的是，在長達數(shù)十年的鑒定、報批、劃撥、銷售全鏈條中，作為畫作最初歸屬的龐家人，始終被蒙在鼓里。
龐叔令坦言，從1960年代畫作被定偽，到2001年被出售，三四十年間家人對此一無所知，直到2025年通過訴訟獲得查看權，才驚覺137件捐贈品里竟有5件已“去向不明”。這種徹底被剝奪知情權的處境，成了引爆家族與博物院情感決裂、最終對簿公堂的直接導火索。
情與理該如何安放
事件發(fā)酵至公共視野，一個核心的法律與倫理命題隨之浮出水面：博物館將捐贈品鑒定為“偽作”后，是否擁有自行處置的權利？又是否有義務告知甚至返還給捐贈人？

單從法理層面看，南京博物院的立場確有依據(jù)。根據(jù)《文物保護法》，公民捐贈給國家的文物，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博物館代理律師也強調(diào)，捐贈完成后所有權即發(fā)生轉(zhuǎn)移，現(xiàn)行法律并未規(guī)定受贈人需向捐贈人返還已交付物品。如此一來，博物院認為自身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履行審批程序后處置文物，屬于行使所有權的正當行為。
但法律條文從來不是事情的全部。多位法律專家指出了其中的程序缺失與倫理短板：根據(jù)《國有館藏文物退出管理暫行辦法》，退出館藏的文物，有捐贈協(xié)議的需按協(xié)議執(zhí)行，無協(xié)議的則應事先征得捐贈人同意——南京博物院“未告知”的操作，顯然與這一精神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