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天，南京玄武湖畔的某機關禮堂里，一場主題為“隱蔽戰(zhàn)線往事”的報告會剛一結束，坐在最后排的中年聽眾姚一群愣在原地。他反復琢磨講臺上那位白發(fā)老太太說出的兩個名字——舒曰信、沈伊娜。那分明是父親姚子健幾十年來掛在嘴邊的革命伙伴，可父親自稱只是個運輸地圖的“小跑腿”。到底誰在謙虛？誰又在遮掩？帶著疑團，姚一群回到家中，直奔書房。

“爸，您常念叨的舒曰信到底什么來頭？”

“老同學，老戰(zhàn)友，怎么突然問起？”

“報告會上人家說他是中央特科的骨干?！?/p>

老人放下茶杯，眉頭一皺，沉默良久，只回一句：“我真不知道。”

姚家小院的夜燈亮到深夜，父子倆對坐，翻出那盒早已發(fā)黃的筆記本、火車票根、舊地圖。紙張脆得一碰就碎，可字跡仍清晰。姚一群越看越確定：父親與普通測量員的身份不符。于是，求證的旅程從這間小書房啟程。

把時間撥回到1934年4月。年僅十九歲的姚子健，正蹲在南京中央陸軍測量學校的制版車間，埋頭研究膠版印刷。那年春天，他被同鄉(xiāng)舒曰信引薦，悄悄宣誓入黨。組織把他安排進“情報科”，卻從未透露“情報科”背后就是中央特科——那個在黑暗中與敵人搏殺的刀尖。

在學校念書期間，他白天學習測繪，夜里練習鉛印、曬版，熬得燈芯見紅也不叫苦。此后，憑著手藝與“學生兵”身份，他順利進入國民黨陸地測量總局制圖科。待遇不薄，閑暇也多；但他嫌“太清閑”，主動申請轉入第五股——專門保管軍用地圖的要害部門。外人只當他是“圖紙匠”，殊不知，一份份樟腦味的地圖被他悄悄復制，連同部隊番號、調動時間，一并塞進公文包。

每逢周末，他總是準點踏上開往上海的夜車，第二天早晨在公共租界的咖啡店里，把情報交給已與女黨員沈伊娜結婚的舒曰信。咖啡杯撞擊瓷碟的清脆聲里，完成的是與時間賽跑的暗號。上午談笑風生，下午返回南京；同事們只當他是去“見見世面”，誰也想不到一幅幅紅軍前出路線的底圖早已由此流向瑞金、延安。

1937年，“七七事變”的炮火震動中南大地。測量總局跟隨國民政府西遷，先到武昌，后抵重慶。緊要關頭，姚子健向上級“熊先生”報請上前線，想扎進槍林彈雨。組織卻讓他前往香港八路軍辦事處，整理情報，聯絡僑界。半年后，他北上延安，在抗大深造，再被分派到蘇豫皖抗日根據地。其后數年，輾轉華中敵后，擔任政治教員、機要干事，直到抗戰(zhàn)勝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已過而立之年的姚子健返回南京。數十年間，他歷任市政、電子工業(yè)部門要職，謹慎沉穩(wěn)，從不在人前夸耀過往。身邊的人只知道他少年家貧、識圖精準，想不到那雙寫公文的手，曾在昏黃油燈下復制過敵軍布防。

六十年代的政治風浪突至，他在國民黨測量總局任職的履歷被揪了出來。幸虧當年的入黨介紹人魯自誠出面作證，那才化解了一場風暴。可老人依舊被埋在歷史塵埃里，沒拿到一句官方的肯定。到八十年代，他已過花甲，當年的戰(zhàn)友多半散落各處，或已作古，他心里對自己的“身份”仍是半信半疑。

直到那場2001年的報告會。姚一群陪父親拜訪沈安娜，兩位白發(fā)老人對坐，細碎往事一點點拼合：周末夜車、玄武湖交接、王學文的暗號本……“從你的支線來看，你屬于‘王世英—王學文—舒曰信’系統，”沈安娜放緩語速，“這就是中央特科第四科——情報科。”聽到“中央特科”四字，姚子健輕聲喃喃，“原來真的是那里”，淚光閃爍。

隨后的調查佐證了沈安娜的判斷。國家相關部門調閱史料，翻出王學文留下的交接記錄，又在陜西檔案里找到曾與姚子健同組的“熊先生”筆記。所有證據拼在一起，空白終于補全。2001年底，中央有關部門向姚子健頒發(fā)了“老特工”證書，確認其自1934年至1938年在中央特科履職的歷史。

榮譽來得遲，卻并不遲到。第二年清明節(jié)，老人專程回到家鄉(xiāng)宜興，在祖墳前擺下一張泛黃的制圖底版，“這是我當年的‘槍桿子’?！彼f完，久久凝視遠處山川，像是在和當年那個熱血少年對話。

歲月從不言語，卻擅長銘記。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中央特科幾近瓦解，幸而一撥又一撥年輕人無聲地遞補了空缺。姚子健只是其中一員，卻在暗夜里遞出方向盤，在風雨里筑起暗線。若無偶然的講座，他或許就帶著疑惑走完余生。2018年1月12日，103歲的姚子健安靜離世，他那本褪色的測量筆記如今保存在國家檔案館。封面一行細字，依舊清晰：“1934，南京，制圖科第四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