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東西，博物館一件，我一件。”

或許真的存在？

日前，一則8800萬元將拍出明代仇英名畫《江南春圖》的消息流出，原本應該是一場藝術品市場的高光時刻，沒想到卻牽出了一個涉及博物館文物管理、流通和鑒定的老問題。

更嚴重的是，這起事件并不只是單一的文物流轉事故，而是背后隱藏著一整套制度上的漏洞，近期披露的內部文件顯示，不僅僅是這幅畫，還有更多過去被注銷或定為“偽作”的文物正在流入市場，其中部分甚至疑似來自國家級博物館的館藏系統(tǒng)。

此畫被北京某拍賣行高調推出，據拍賣目錄顯示，它是“吳門畫派”的代表作之一，保存狀態(tài)良好，來歷被注為“海外回流”，拍賣前的預展現場也吸引了不少關注，畫作在燈光下泛著淡淡的光暈，給人一種歷經歲月沉淀的感覺。

最開始沒有人注意到畫角那個標簽上幾乎褪色的“虛齋舊藏”四個字，直到一位名叫龐叔令的老人看到了拍賣圖錄上這幅畫的編號，一下子認出了這正是他家在1959年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之一。

龐家當年一共捐了137件書畫和文物，都是家族幾代人收藏的精品，很多都來自清末民初的文人藏家，1950年代國家鼓勵文物捐贈，龐家響應號召，將一大批私人收藏無償獻給國家，當時還上了新聞。

但時間一長，很多文物的去向成了謎，龐叔令一直保留著當年的捐贈清冊，這次對照之后，他發(fā)現拍賣行編號和清冊編號完全一致，連畫作描述都幾乎一模一樣。

更讓人吃驚的是，《江南春圖》其實在1964年被南京博物院認定為“偽作”，隨后被“注銷”出博物館系統(tǒng)，按理說，注銷的文物應該有完整的檔案記錄，說明為什么被認定為偽品，又是如何處理的。

但龐叔令多次申請查閱相關記錄，都被以“資料不完整”為由拒絕，直到法院要求南京博物院提供1964年的鑒定記錄時，才發(fā)現這份記錄上很多關鍵內容都被墨水涂掉了，連當年參與鑒定的專家名字都不完整。

這就讓事情變得復雜了，一幅在1959年被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親自列為“非要不可”的國寶，在五年后突然被鑒定為偽作，不僅被注銷了，還在幾十年后以“海外回流”的名義出現在拍賣市場，如果這只是個案也就罷了，但后續(xù)曝光的內部文件顯示，這樣的情況并不止一例。

根據國家文物局對全國重點博物館近十年的內部監(jiān)管報告，不少博物館在處理“問題藏品”時存在檔案缺失、程序不規(guī)范等問題。

比如某些文物被專家小組鑒定為偽作后直接銷賬，未經過科技檢測，也未進行公示，更沒有通知原始捐贈人或其家屬，相比之下，像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如果要剔除一件藏品，必須經過第三方實驗室檢測，還要向公眾公示三年，在這期間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異議。

這就引出了一個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問題，我國博物館系統(tǒng)在文物處置上缺乏一套統(tǒng)一且透明的機制。雖然《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明確規(guī)定了文物鑒定、登記、注銷等流程，但實際操作中，不少步驟依舊依賴專家判斷，缺少科學支撐和外部監(jiān)督。

一些原本被定為“偽作”的藏品，今天被市場重新認定為真跡，這種“打臉”現象背后，是鑒定標準不統(tǒng)一、專業(yè)能力差異大、信息公開不足等多重因素的疊加。

除了《江南春圖》，近幾年拍賣市場上，還有多件被懷疑來自博物館系統(tǒng)的文物，例如2019年某拍賣行推出的宋代冊頁，就被稱為“海外回流”，但其裝裱細節(jié)、背面題跋和南京博物院1950年代修復記錄中描述的極為一致。

再比如2023年亮相的清代十二條屏，其尺寸誤差僅為0.3厘米，與南京博物院1962年藏品清冊中的一組條屏完全吻合，這些巧合多了，就很難說只是巧合。

一些文博系統(tǒng)的人士透露，早年間確實存在部分文物在沒有完善手續(xù)的情況下被“處理”的情況，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很多博物館面臨資金緊張，館藏管理較為松散，一些被定為“偽作”的文物可能就被一些內部人員帶出流入市場。

而這些文物一旦在拍賣市場出現，只要包裝好來歷，披上“海外回流”的名頭，就很難再追查來源。

這次《江南春圖》事件之所以引發(fā)廣泛關注，不只是因為一幅畫拍出了8800萬元的高價，而是它暴露出了一系列連鎖問題，包括文物鑒定標準的變化、文物注銷制度的漏洞、捐贈人權益缺失、拍賣市場監(jiān)管盲區(qū)等等。

而且，涉及其中的并不只是地方博物館，而是包括國家級文博機構在內，更讓人感到壓力的是，這類文物一旦流入市場，要想追回幾乎不可能。

因為一旦被拍出，就涉及私人產權保護，尤其是當買家是境外收藏機構時，追回難度更大，而原始的捐贈人家庭，雖然有捐贈清冊在手，但如果博物館早已注銷文物并處理掉，就只能面對既成事實，沒有太多法律手段可以追回。

這也引發(fā)了關于文物“終身追溯”的討論。有專家建議，可以借助區(qū)塊鏈技術，將每一件文物從入館、鑒定、展覽、修復乃至注銷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上鏈記錄，確保信息不可篡改、可追蹤，但這需要國家層面推動，也需要技術和資金的長期投入。

目前，有關《江南春圖》的法律訴訟還在進行中，龐家后人要求拍賣行暫停交易并歸還文物，但由于文物已經被拍賣，且買家身份尚未公開，追回過程將非常復雜，南京博物院方面則表示，已經啟動內部調查，將進一步清理歷史檔案，查明當年文物注銷的具體流程和責任人。

其實，這樣的問題在其他國家也發(fā)生過。比如法國盧浮宮曾在上世紀80年代因庫房管理混亂，導致數百件文物流失，后來通過大規(guī)模數字化管理系統(tǒng)才逐步解決。

而日本則通過立法明確了捐贈文物的歸屬問題，任何捐贈一經接收，必須終身保留，除非經過法院批準才能注銷，這些做法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參考。

從一幅名畫的拍賣引出這么復雜的問題，也說明文物管理的每一環(huán)都不能掉鏈子，畢竟，一旦文物離開了博物館，想找回來就難了。

眼下這起案件還遠沒有結束，未來還可能牽出更多類似的流失文物案例。

怎么查清楚、怎么補制度漏洞、怎么防止未來再出問題，才是接下來更關鍵的事。

對于那些曾經無償捐贈文物的人和家庭來說，他們付出的不僅是藏品，更是信任，而這份信任，理應被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