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也罷，現(xiàn)實也罷，人生也罷，不是在撞墻，就是走在撞墻的路上。

撞墻分為兩種。

一種是出于無知或自負，眼里看不到墻，直到頭破血流，才發(fā)現(xiàn)和承認了墻的存在。

一種是明知有墻，卻因有利可圖而帶領別人去撞墻，重要的是自己可以獲利卻不必為撞墻承擔責任。

這兩種撞墻方式，又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以至于你在撞墻之后，難以辨別這撞墻到底是因為自己無知還是因為他人無恥。

偶爾也會把墻“撞倒”，便以為掌握了真理或大殺器，那是不知道還有更高更厚的墻在等著。

下面舉一些例子。

比如當年日本侵華。處心積慮幾十年，最后是挨了原子彈，“一億玉碎”。這墻撞得損人不利己，可謂愚蠢至極。兜兜轉轉80年了，還是有撞墻的沖動。

比如俄烏戰(zhàn)爭。這是一場正在進行的大型撞墻實驗。到底是聰明之舉還是愚蠢之舉，也許距離謎底揭曉不遠了，也許深遠的影響現(xiàn)在還根本看不到。

撞墻的背后，往往是聰明與愚蠢相互交織，以至于讓人分不清撞墻者到底是聰明還是笨。索維爾在他的新作《社會正義謬誤》里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美國的馬里蘭州，曾經有8000個年入百萬美元以上的富人。2008年該州決定對這些富人提高稅率，以獲得1億美元的額外稅收。平均算下來，每個富人也就多繳稅1.25萬多美元。其實就要按住富人多揩點油，這聽上去很聰明，事兒也不難辦。但是一年下來，馬里蘭州年入超過百萬美元的人數(shù)從8000減少到了6000，不僅沒從這些富人身上多征1億美元，反而少征了2億美元。這墻撞得挺滑稽的。

加稅撞墻的原因何在？就是決策者把富人當成棋子了，就沒有想到他們可以避稅——要么把名義收入減少到百萬以下，要么干脆搬到別的州。

愿景都是美好的，都是值得期待的，哲學上有一個詞兒把這稱作“可欲”，與此相對應的還有一個詞兒叫“可行”。

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擁有專業(yè)知識或權力的精英們，往往會把現(xiàn)狀當成棋盤，以為通過法規(guī)、政策、宣傳就可以擺布棋子，就可以把 “可欲”變?yōu)椤翱尚小?，從而陷入“棋子謬誤”。這個詞兒是索維爾總結的。

精英們陷入“棋子謬誤”的情況很是常見。

比如，特朗普的 “愿景”是 “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他是美國總統(tǒng)，擁有影響世界的權力，于是他和他的粉絲就覺得這世界就是一個棋盤，棋子可以由他擺布。他反全球化，他抵制移民，他打關稅戰(zhàn)，他要求制造業(yè)回流，他減少維護全球秩序的義務，這些都像在擺布棋子，熱熱鬧鬧，雞飛狗跳，但是你看到美國再次偉大的跡象了嗎，好像只是看到了美國對全球的影響力在明顯減弱。

比如，前一段某地為了防基孔肯雅熱病，把蚊子和人都當成了“棋子”，發(fā)動了滅蚊大戰(zhàn)。當?shù)赝度肓司薮蟮娜肆ξ锪Γ憧萍枷麣?、生物防治、大?shù)據(jù)預警，甚至破壞街頭灌木，毀掉市民家中的花草。這就是沒有搞清楚什么是可欲，什么是可行。

行動的目的很明確，但效果卻是不明顯，很多時候就是因為決策者陷入了棋子謬誤所致。

正如前面說的，撞墻有的是因為蠢，有的是因為聰明，棋子謬誤的原因也類似。

特朗普顯然不蠢，而且是個“大聰明”，但他就沉浸在棋子謬誤中不能自拔。

類似特朗普這種情況，索維爾的解釋是，對于政客而言，真理不是目標，選票才是目標。只要口號符合選民的愿景，只要口號聽上去可欲，相當多的民眾就會忘了追問那些口號是否可行。

比如，特朗普說提高關稅獲得的額外收入可以補貼低收入者，比如馬里蘭州當局宣布加稅獲得額外的稅款用于改善民生，自然會贏得很多選民的認同。至于這些口號最后沒能實現(xiàn)，甚至導致?lián)p失慘重，政客并不太關心。

如果撞墻有收益卻不必付出代價或代價由別人承擔，你當然就不以為意，甚至會樂此不疲。

所以，我們經常能夠看到這樣一種現(xiàn)象，某個事兒明明并不可行，卻會被大張旗鼓地推行。

不可行卻要干，那就是要撞墻。

最大的問題不是撞墻，而是撞完南墻不得不回頭之后，并不會反思，并不會醒悟，并不會謙卑，于是就會撞向北墻。

歷史也罷，現(xiàn)實也罷，人生也罷，撞墻就是宿命。我們普通人，如果能夠不被口號蠱惑，如果能夠看到撞墻的風險，如果能夠在不得不撞墻時把損失降到最小，就算難能可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