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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最終自縊于煤山，

崇禎帝恐怕會被歷史徹底釘在昏君的恥辱柱上。

你可以敬佩他的骨氣，

畢竟他沒有重蹈北宋徽宗、欽宗的覆轍，淪為被金人俘虜羞辱的亡國之君，任人牽押游街，受盡屈辱；

而是選擇以死謝天下，在景山老槐樹下結束生命，為大明王朝保留了最后一絲體面與尊嚴。

但凡真正研讀過那段動蕩歲月，

就很難對他的執(zhí)政能力給予任何實質(zhì)性褒獎。

那么，這位背負亡國命運的皇帝，究竟犯下了哪些致命錯誤？

說實話，將明朝覆滅的責任完全歸咎于崇禎，也略顯苛刻。

若非其兄長——天啟皇帝意外落水駕崩，

又恰逢天啟諸子接連夭折，無一成年，

朱由檢本應作為信王終老一生，默默湮沒于史冊邊緣，無人問津。

可命運偏偏開了一個殘酷玩笑，

讓這位年僅十七歲的少年驟然登臨九五之尊。

而歷史很快證明，他并非理想的繼承人選。

公元1627年10月2日，信王朱由檢正式即位，定年號為“崇禎”。

這位倉促上位的末代君主，甫一掌權便展現(xiàn)出令人震驚的政治稚嫩。

他上臺后的第一道雷霆之舉，便是鏟除權宦魏忠賢。

客觀而言，清除魏忠賢本身并非錯誤決策。

問題在于后續(xù)操作。

治國之道，貴在制衡。

縱觀明朝近三百年歷程，

為何半數(shù)皇帝常年不臨朝政，卻仍能牢牢掌控中樞權力？

關鍵就在于巧妙運用文官系統(tǒng)與宦官機構之間的相互牽制。

內(nèi)閣輔佐理政，司禮監(jiān)執(zhí)掌批紅，兩者互為鉗制，皆服務于皇權。

無論劉瑾如何權傾一時，魏忠賢怎樣只手遮天，

一旦圣旨下達，無不束手就擒，頃刻覆滅。

因此，魏忠賢可以死，但絕不能在他倒臺后留下權力真空。

正確的做法是扶持新的宦官首領，延續(xù)原有制衡機制。

這種政治輪替在明代早已形成慣例。

可惜的是，崇禎對此毫無認知。

在誅殺魏忠賢之后，竟順勢廢除東廠與錦衣衛(wèi)兩大特務機構，

使自己徹底喪失耳目，淪為信息孤島。

待到日后危機四伏、舉步維艱時，悔之晚矣。

或許考慮到初登大寶、經(jīng)驗不足，這一失誤尚可諒解。

然而，崇禎并未就此止步，反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時間推進至崇禎二年，這位年輕帝王再次拍案而起，親手為帝國埋下兩顆重磅炸彈。

第一顆，名叫袁崇煥。

即位之初憂心遼東局勢的崇禎，迅速啟用袁崇煥，并授予其總攬遼東軍政的大權。

可袁崇煥重返邊疆后的首項行動，竟是擅自殺害皮島總兵毛文龍。

至于殺人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腳，并不重要。

真正令人寒心的是崇禎的態(tài)度——默許。

須知毛文龍孤懸海外，鎮(zhèn)守皮島十余年，憑一己之力組建近五萬兵力，

長期襲擾后金腹地，令清廷寢食難安，堪稱敵后游擊戰(zhàn)的核心支柱。

而袁崇煥未經(jīng)請示，擅自斬殺封疆大吏，此等行徑即便放在古代，亦屬嚴重違制，近乎謀逆。

可崇禎不僅未加問責，反而事后為其開脫，甚至污蔑毛文龍通敵叛國。

此舉直接導致軍中人心惶惶，將領人人自危。

更嚴重的是，間接促使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三位高級將領相繼投奔滿清。

熟悉清史者皆知，此三人正是清初四大漢人藩王中的三位（另為吳三桂），

日后成為清朝南下統(tǒng)一的重要軍事支柱。

可以說，崇禎的一次縱容，為敵方送去了決定性的戰(zhàn)略力量。

與此同時，由于皮島防線瓦解，

同年十月，皇太極親率八旗鐵騎首次繞過山海關防線，直逼北京城下。

這場震動朝野的“己巳之變”，最終以袁崇煥被凌遲處死告終，

實則是崇禎誤判形勢、自毀長城的必然結果。

而這還不是全部。

同一年，崇禎還做出另一項荒唐決策——裁撤陜北驛站系統(tǒng)。

必須強調(diào)，在交通閉塞、通訊落后的封建時代，

遍布全國的驛站網(wǎng)絡是維系中央集權的生命線。

它不僅是傳遞軍情政令的關鍵通道，更是皇帝監(jiān)控地方動態(tài)的眼睛和耳朵。

換言之，驛站就是帝國運行的血管系統(tǒng)。

而崇禎卻親手切斷了這些命脈，

自斷視聽，自我孤立。

更為諷刺的是，此舉導致十余萬驛卒失業(yè)流離，其中一人名為李自成。

如果說上述行為體現(xiàn)的是政治幼稚，

那么崇禎最大的人格缺陷，則在于缺乏擔當。

身為帝王，讓臣下代為背鍋本屬常見手段，但前提是君主自身要有底線與信用。

可崇禎恰恰毫無信譽可言。

典型例證便是首輔薛國觀的命運。

薛國觀曾為崇禎辦過兩件棘手大事：

一是秘密主持與滿清議和談判；

二是強令勛貴階層捐資助餉。

從任何角度看，薛國觀都是忠心耿耿、勇于任事的老臣。

為了國家存續(xù)，甘愿承受千古罵名，

也不惜觸怒滿朝權貴，只為緩解財政枯竭的困局。

可崇禎是如何回報他的？

當議和風聲泄露，朝中文官群起攻之，高呼“寧死不和”之時，

崇禎立刻撇清關系，宣稱一切皆出自薛國觀私意，與己無關；

而當薛國觀頂住壓力，從武清侯府追繳出四十萬兩白銀軍費后，

崇禎為安撫貴族情緒，轉(zhuǎn)頭便將其定罪下獄，

最終逼迫其遵旨自縊，尸體懸掛兩日方才準許收殮。

那筆來之不易的四十萬兩銀子，旋即退還權貴之手。

一場忠誠赴死，竟成徒勞鬧劇。

自此之后，再無大臣敢于提出改革財政或?qū)ν饩彵摺?/p>

解決虧空的方法只剩下一個：繼續(xù)盤剝百姓。

至于議和？誰愛提誰去提，反正我不擔責。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查抄薛國觀家產(chǎn)時發(fā)現(xiàn)，

僅有白銀九千兩，良田六百余畝，

這在明代官場堪稱清廉典范，根本談不上貪腐。

除了薛國觀外，被崇禎坑害致死的能臣良將不勝枚舉。

盧象升便是其中之一。

此人兼具文韜武略，堪稱棟梁之材，

親手打造的“天雄軍”乃明末罕見精銳部隊，

無論是對抗清軍入侵，還是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皆戰(zhàn)績卓著。

崇禎十年，清軍再度入關劫掠，

盧象升奉命統(tǒng)率各路援軍勤王，

表面受命督師天下兵馬，第三次獲賜尚方寶劍，

實則因崇禎暗中傾向議和，

特派太監(jiān)高起潛擔任監(jiān)軍，架空其指揮權，

又縱容兵部尚書楊嗣昌處處設障掣肘。

結果到了1639年1月14日，

盧象升只能率領區(qū)區(qū)五千殘兵，獨戰(zhàn)數(shù)萬清軍主力，

身中四箭三刀，力竭陣亡。

更令人憤慨的是，一代民族英雄殉國之后，

竟被誣陷為畏戰(zhàn)怯敵，

尸身暴露荒野長達八十余日，不得安葬。

何其悲壯！何其凄涼！

另一位悲劇人物是孫傳庭。

《明史》有言：“傳庭死，而明亡矣?！?/p>

孫傳庭同樣是文武雙全、可堪托付社稷的大才。

崇禎九年，陜西境內(nèi)農(nóng)民軍勢如破竹，連巡撫都被斬殺，

危急時刻，孫傳庭主動請纓赴陜平亂。

結果如何？

當年即生擒初代闖王高迎祥——李自成的舅舅兼前任首領，

押送京師正法，一舉扭轉(zhuǎn)西北局勢。

此后多年，內(nèi)剿流寇，外御清兵，戰(zhàn)功赫赫，鮮有敗績。

可就在崇禎十二年，

僅因與楊嗣昌政見不合，稱病請辭，

崇禎竟勃然大怒，將其投入詔獄，一關就是三年。

直到崇禎十五年，

松錦大戰(zhàn)慘敗，洪承疇降清，明軍主力幾乎全軍覆沒，

李自成已在河南建立穩(wěn)固根據(jù)地，

朝廷才想起這位被雪藏多年的干臣，急召其出獄剿賊。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孫傳庭剛有起色，

又被指控“不服調(diào)度”，再度下獄。

最終拖到崇禎十六年，

在皇帝連續(xù)催促下，孫傳庭被迫倉促領兵出潼關迎擊李自成大軍。

彼時軍隊尚未整備完成，糧草匱乏，士氣低迷。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終致兵敗如山倒，

潼關失守，孫傳庭戰(zhàn)死沙場。

至此，大明北方最后一只可用之軍灰飛煙滅，

最后一個有能力挽狂瀾于既倒的柱石人物隕落。

可悲的是，孫傳庭死后，

崇禎竟懷疑其詐死潛逃，拒絕追贈謚號與蔭封后代。

一切已無意義——

李自成攻克西安后，下一個目標正是北京。

而崇禎又一次將自己的無能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他心里清楚，南遷南京才是唯一生機，

卻始終不愿主動提出，害怕承擔棄守宗廟的罵名。

于是拖延觀望，錯失最佳時機。

終于，當李自成大軍兵臨城下，

這座千年帝都陷入絕境之時，

這位勤勉卻又昏聵的帝王，

選擇了用一根白綾，為自己換來最后的尊嚴。

結語：

我并不否認崇禎是一位極為勤政的皇帝，

每日批閱奏章至深夜，節(jié)儉自律，勵精圖治之心昭然可見。

但這并不能掩蓋他作為亡國之君的本質(zhì)。

正如許多職場人士深有體會：最可怕的領導不是懶惰者，而是那種看似勤奮、實則不斷瞎指揮、頻繁折騰的人。

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加速組織的崩潰。

崇禎正是如此。

文章信息來源：

中華網(wǎng)：崇禎帝勤政17年,但讓他折騰出3大失誤,導致明朝加速滅亡!...

搜狗百科：崇禎

人民網(wǎng)：末代明帝朱由檢的起伏人生：勤政亦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