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與法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是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經(jīng)驗總結(jié)，也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精髓。司馬光歷時19年編寫而成的史學(xué)巨著《資治通鑒》，詳盡描繪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共十六朝1362年歷史的朝代更替、君臣事跡、政見政論、計謀策略等重要事件，蘊含了豐富的禮樂紀法、尊師聚才、進賢吏治等德法共治理念，昭示了為民造福、任法重矩的政績理念，概括起來就是通過處理好德治與法治、國家與個人等辯證關(guān)系來實現(xiàn)國家的長治久安。毛澤東晚年曾引述《資治通鑒》中歐陽修對馮道的評價“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句話，來說明德法共治在治國安邦過程中的重要性。

《資治通鑒》通篇貫穿了為政以德的核心思想。其中所談及德法共治中的“德”，并不局限于個人道德，主要包括“德政”“德治”“德化”等含義。對此，司馬光以“仁”來概括：“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yǎng)百姓，此人君之仁也。”這里，“修政治，興教化”強調(diào)的是國家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建設(shè)；“育萬物，養(yǎng)百姓”突出的是經(jīng)濟建設(shè)和民生事業(yè)。司馬光從王朝興衰正反兩個方面，用鮮活的歷史事件展示了修仁政帶來的政通人和之象，也對那些與民爭利、失去民心的惡政進行了批判。書中大量的歷史敘事更擅長將“價值觀”上升為“方法論”，認為儒家的“德教”是確保一個朝代本固邦寧、繁榮興盛的重要緣由。

《資治通鑒》真實記錄了以德化民的大量案例。例如，《資治通鑒·漢紀六十》記載：“教化，國家之急務(wù)也，而俗吏慢之；風(fēng)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彼抉R光闡述說，“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jīng)明行修之人，虎賁衛(wèi)士皆習(xí)《孝經(jīng)》，匈奴子弟亦游太學(xué)，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提及：“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于明哲乎！”這些論述都突出了禮樂教化作為國家治理手段和政治文化制度的獨特作用，強調(diào)引導(dǎo)民眾做仁孝、廉潔、禮讓之人，同時在社會意識層面也反映了中國古代人文精神的逐步覺醒和全面發(fā)展。

《資治通鑒》著重強調(diào)了以德為先的用人標(biāo)準。《資治通鑒·周紀一》記載，春秋末年，晉國大夫智宣子荀申因為選擇了多才少德的智伯荀瑤為繼承人，結(jié)果導(dǎo)致其家族遭到滅族之禍。司馬光對此頗為感慨，評論道：“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彼f：“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币馑际牵排c德是不相同的，但世俗之人往往難以分辨，都通稱為“賢”，這也是選錯人的原因。一個人具備聰穎、明察、堅強、剛毅等特點可稱為才，而具備公正、坦直、中道、平和等特征才能稱為德。司馬光旗幟鮮明地提出人才的標(biāo)準，即“凡取人之術(shù)，茍不得圣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強調(diào)選才用人必須將德行置于首位，這在今天同樣是識別人才的基本共識。

司馬光在論述“禮治”“德教”是國家之急務(wù)的同時，也吸收和融合了法家思想，特別凸顯了“法治”的地位。

立法的誠信關(guān)乎法治的效力。雖然在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與王安石“革新派”之間存在政見差異，但對秦孝公與商鞅的變法，司馬光卻給予高度評價。在《資治通鑒·周紀二》中充分肯定秦國在立“法”過程中“信”的精神，指出：“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在司馬光看來，立法要強調(diào)誠信，若不講誠信，民眾便不會信服。國家一旦立法，就要嚴格施行。他說：“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只有嚴格按照律法執(zhí)行，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才會受到世人尊重。

當(dāng)政者應(yīng)當(dāng)帶頭奉公守法。司馬光認為，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在《資治通鑒·周紀五》中有個例子，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于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于天下邪！”平原君認為他很有才干，不僅沒有為難他，還把他推薦給趙王。趙王任用趙奢掌管全國的財稅，全國賦稅非常公平合理，民眾富足，國庫充實。

此外，司馬光贊賞法律制度簡潔而忌煩瑣，這也是衡量我國歷史上各朝代是否政治清明的標(biāo)準之一。他在《資治通鑒·唐紀》中引用楊相如所述：“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彼J為，制定法律應(yīng)當(dāng)簡明扼要又難以違反，刑罰應(yīng)當(dāng)寬緩而又能夠制止犯罪，如此，便可以稱為善政了，這也是國家治理之道關(guān)鍵的一條。當(dāng)然，司馬光并非一味地強調(diào)刑罰的寬緩，對于君主是否應(yīng)提倡“大赦”，他則持否定態(tài)度。司馬光贊賞唐太宗為了不使小人有恃無恐，動輒觸犯法律，不輕易施行“大赦”。他認為若常發(fā)布赦令，則會削減法律的權(quán)威性與嚴肅性。

法治和德治，作為兩種最基本最通用的治國方略，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作為社會調(diào)控、國家治理的兩種資源，法治強制人的外部行為，德治規(guī)范人的內(nèi)心世界。如果德治不舉，人心不穩(wěn)，法治就會千瘡百孔；而法治松弛，懲惡不力，德治也會破堤而潰。因而唯有法德兼治，方能治國平天下?！顿Y治通鑒》中的德法共治理念，體現(xiàn)了中華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的辯證思維，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于國家治理的深入思考。

◎本文原載于《學(xué)習(xí)時報》（作者：薛明耀），文章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