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沈陽黑幫教父覆滅記：腳鐐里塞硬幣買不來陰陽路，最高法罕見提審定生死

2003年12月22日這天，錦州冷得邪乎，空氣都能凍成冰碴子。

殯儀館的執(zhí)行室里，那個曾經在沈陽跺跺腳地都得顫三顫的中年男人，只要了一口白酒和兩根煙。

家里人最后見他時，偷偷往那死沉的腳鐐鎖扣縫里塞了一枚一塊錢硬幣。

這舉動看著挺迷信，說是要“買通陰陽路”，圖個來世安穩(wěn)。

可這回，這枚硬幣別說買通閻王爺了，連人間的法槌都擋不住。

十幾分鐘后，藥水推進去，這位讓沈陽城聞風喪膽的“教父”，徹底成了灰，只給后人留下了一堆關于法治和人性的思考。

誰能想到，這個后來讓最高法親自提審的大佬，當年拿的居然是“超級英雄”的劇本。

把日歷翻回1985年，那時候劉涌才25歲，發(fā)大水的時候那是真敢往里沖救人，妥妥的先進典型。

那會兒沈陽正趕上改革開放那波熱潮，大家都想著下海撈金。

劉涌靠著救人的獎金和家里那點關系，一頭扎進了商海。

按理說這該是個勵志故事，可惜啊，人一旦嘗到了暴力的甜頭，就再也吃不下勤勞致富的苦了。

1989年是個坎兒。

那時候的東北江湖，路子野得很。

劉涌當時懷疑自個兒馬子跟個叫寧勇的演員不清不楚，這醋壇子一翻，直接成了他走向不歸路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他壓根兒沒想過坐下來談談，帶人就把寧勇打成了終身殘疾，脾臟都打裂了。

這事兒要在現在早進去了，可在那會兒，這竟然成了他立威的資本。

劉涌算是活明白了：在這地界兒，拳頭比道理好使，關系比誠信值錢。

到了90年代，劉涌的嘉陽集團看著風光，里子全爛了。

當時沈陽太原街寸土寸金，他看上哪塊地盤，不管人家愿不愿意，直接派打手拿著砍刀獵槍上門“談生意”，這就叫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最離譜的是1992年，他竟然帶著一幫人背著獵槍，在飯店里公然開火，把派出所副所長劉寶貴給崩了。

襲警、槍擊，這放哪都是天大的案子。

結果呢？

這哥們去廣州躲了兩年，回來居然神奇地“無罪釋放”了。

這次死里逃生讓他徹底飄了，覺得自己頭頂上有把“保護傘”，大得能遮天。

如果把劉涌這事兒放法治進程里看，他的覆滅不光是因為殺了人，更是因為觸碰了底線。

90年代末，這人瘋到了頂峰。

為了推銷那個什么“云霧山”香煙，他不但要壟斷市場，還派人去砸競爭對手的場子，活生生把個叫王永學的攤主給打死了。

那時候沈陽老百姓提“劉涌”這倆字都得壓低嗓門，生怕惹禍上身。

這種靠打打殺殺建起來的商業(yè)帝國，看著硬氣，其實脆得跟紙糊的一樣，因為它挑戰(zhàn)的不是同行，是整個社會的底線。

2000年那場打黑風暴一來，其實大家都不意外。

沈陽作為重工業(yè)重鎮(zhèn)，治安必須得整頓。

劉涌就算消息靈通，帶著巨款在高速上狂飆，甚至吞安眠藥想自殺，最后還是被摁住了。

本來這事兒按部就班走程序，但他真正讓全國輿論炸鍋的，是2003年8月的二審判決。

這就要說說那場驚心動魄的司法博弈了。

一審劉涌被判死刑，大家覺得沒毛病。

結果遼寧省高院的二審，竟然以“不能完全排除刑訊逼供”為理由，改判死緩。

這消息一出，輿論瞬間沸騰。

老百姓想不通一個簡單的理兒：手下馬仔宋建飛都判死刑了，作為首惡的大哥反而保住命了？

難道有錢有勢真的可以買命？

媒體也炸了，從報紙到網絡，全在問同一個問題：法律的公平到底在哪？

這時候，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個載入史冊的決定——提審此案。

這可是建國以來，最高法頭一回對一起普通刑事案件進行提審。

這不是為了針對某個人，是為了給全國人民一個交代。

錦州中院那場再審，簡直就是神仙打架。

這一次，程序正義沒有成為罪惡的擋箭牌。

2003年12月22日那天上午，當法官讀出“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時候，旁聽席上劉涌媳婦劉曉津哭得那叫一個慘，可更多關注這案子的人是長出了一口氣。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殺戮，是國家意志給黑惡勢力的一記重錘。

那個試圖用硬幣買通陰陽路的劉涌，終究沒能買通法律的公正。

劉涌這一死，對當時的東北乃至全國震動都挺大。

它打破了很多人對“保護傘”的迷信，也逼著司法機關反思怎么在打擊犯罪的同時把證據搞扎實。

雖然當時有些法學專家對程序有過爭議，但從長遠看，鏟除這么個毒瘤，絕對是順應民心的事。

現在你去沈陽太原街看看，依舊熱鬧，當年嘉陽集團的大樓早就換了主人。

那些腥風血雨都成了酒桌上的談資。

但劉涌這事兒留下的警示現在看也不過時：在法治的陽光下，不管你織了多大的網，最后都是飛蛾撲火。

那枚跟著劉涌一起火化的硬幣，也沒換來什么奇跡，就是見證了一個黑道帝國的崩塌罷了。

2003年12月22日，隨著藥物推進，劉涌結束了罪惡的一生，終年43歲。

參考資料：

最高人民法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03）刑提字第5號》，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