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那個霧霾天的下午，張愛萍拄著拐杖闖進進京西賓館會議室。在場的人沒有料到這場批判會變成了“反批判”。主持會議的紀登奎剛念完“今不如昔”的罪狀，張愛萍就用拐杖戳地板說“這話是我說的！可我說的是鋼鐵產(chǎn)量不如1959年、煤炭質(zhì)量不如一五計劃的時期，我說的不對嗎！”這時會議室靜得能夠聽見暖氣片嘶嘶響，李先念手里的茶杯蓋半懸著沒有落下。

半年前便埋下沖突的伏筆，1975年3月張愛萍重掌國防科委時，七機部230廠車床仍銹著，航天計劃已擱淺超四年，他在干部會上放言“不管老虎屁股還是獅子屁股，都得摸”，此話傳到上海幫處成為“整頓就是復(fù)辟”的鐵證。最具戲劇性的是9月那次匯報會，張春橋陰陽“衛(wèi)星上天紅旗落地”時，張愛萍直接翻開筆記本念數(shù)據(jù)“1974年導(dǎo)彈試射成功率僅為1965年的三分之一，這紅旗是否要插在塌方坑里”，這硬碰硬倒似他1943年在淮北抗日打據(jù)點時炮火開路、刺刀見紅的那路數(shù)。

我認為張愛萍的“鬧會場”是一種經(jīng)過算計的反擊。當年11月“反擊右傾翻案風”剛剛吹起的時候，葉劍英曾悄悄傳話“適當做檢討”，陳錫聯(lián)更是直接勸他“認個路線錯誤過關(guān)”，但是張愛萍偏偏在12月3日這場高層會議上爆發(fā)，是因為前一天收到了太平洋衛(wèi)星回收成功的密電。有知情人后來回憶，他進門時軍裝右上兜別著兩支鋼筆，這是戰(zhàn)爭年代留存下來的暗號，意思是“準備橫著出去”，這種細節(jié)比任何辯詞都更能說明事情。

幾位當事人不同的反應(yīng)方式挺有意思。李先念問“連毛主席指示也不怎么樣”，那語氣好像在遞臺階；紀登奎死摳“今不如昔”來做文章，透著辦案人員的較真；陳錫聯(lián)用腿碰張愛萍，是野戰(zhàn)軍時期老戰(zhàn)友的默契。最難得的是華國鋒，記錄員緊張得鋼筆掉地時，這位向來溫和的副總理輕輕擺手讓休會十分鐘，給雙方都留了面子。后來張愛萍總結(jié)“陳錫聯(lián)是戰(zhàn)友情，華國鋒是厚道人”，這總結(jié)比官方通報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要講述這場風波得往回倒二十年，1959年廬山會議的時候，眾人都躲避著彭德懷，張愛萍不光是同機返回北京，還在簡報里就批了個“罵人作風”，且不牽扯政治方面，那“認事不認人的”軸勁到1975年更為純粹。他后來跟兒子張勝說反對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反對用政治口號去毀壞科技建設(shè)，如同他堅持使用“假如我犯錯”的檢討稿一樣，明白人都知道那是學(xué)習(xí)周恩來重慶談判時的“有限認錯”策略。

或許可以這樣去思考，張愛萍敢鬧會場的底氣，源自于他所掌舵的國防科委確實擁有硬成績。1975年7月26日發(fā)射成功并進入軌道的衛(wèi)星，是文革九年里首顆成功進入軌道的航天器；11月底返回式衛(wèi)星回收成功，使得中國成為美蘇之后第三個掌握該技術(shù)的國家。這些實實在在的成就，比任何辯白都更具力量。如同他私下里跟科研人員所說的“他們扣帽子，我們放衛(wèi)星，看歷史會相信誰的”

多年之后再回頭審視這件事，最為令人感慨的是張愛萍對于當事人所展現(xiàn)出的寬容。他認為陳錫聯(lián)進行勸降是“野戰(zhàn)軍老戰(zhàn)友擔憂我會吃虧”，稱華國鋒主持公道是“山西人骨子里所具備的實在”，甚至評價拍桌子的紀登奎“這個人起碼不耍壞心眼”，這種就事論事的大度，和他打仗時“繳槍不殺俘虜”的作風是一樣的。

翻檔案看到1976年1月的那七千人批斗會記錄，總覺得有幾分黑色幽默。張愛萍念完124字的“檢討”便扭頭離去，好似給后世留下了一個衡量權(quán)謀與風骨的標尺。當會場噓聲響起的時候，沒人料到這“頑固分子”五年后能夠主導(dǎo)洲際導(dǎo)彈的試射，更沒料到他拒絕進入軍委后對鄧小平說“我就專心搞裝備，比坐在辦公室磨嘴皮子要強”。

歷史有的時候如同荒誕劇一般，卻總有那人物能夠跳出那劇本。張愛萍的拐杖聲或許已經(jīng)消逝，但是京西賓館地板上的戳痕，便成為了特殊年代最為真實的刻度，衡量出剛直的弧度，也衡量出厚道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