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能“硬抗”蒙古五十年，一方面因為南宋確實實力不俗，另一方面是蒙古內部總到關鍵時刻出問題。

要說到南宋與蒙古角逐的50年，需從“端平入洛”（1234年）說起。

當時宋理宗聯合蒙古滅金后，趁蒙古主力西征及對付高麗之際，聽從朝臣建議，計劃抄了蒙古的后路，直接試圖收復中原。

當時雖然也有反對的聲音，但最終宋理宗一一壓了下去。在他看來，南宋再弱，也能與蒙古有一戰(zhàn)之力。

確實，首次出戰(zhàn)南宋進展順利，趙葵率五萬大軍北伐，一路過關斬將，連連收復失地。

然而等拿下開封時，南宋就出現了糧草不濟的問題，前方有些吃緊。這其實一直都是宋朝的短板，也是一直不能最終取勝的根本所在。

無奈之下，趙葵只好轉戰(zhàn)洛陽，等打下洛陽后，洛陽依然是一座空城，沒有糧草，意味著大軍不能再向前一步了。

加之當時負責運送糧草的是“史嵩之”，當時他就是反戰(zhàn)派，最后被宋理宗降了職、

由此在負責押運糧草時就有些懈怠了，這就造成了趙葵最后兵敗洛陽，這一切的責任其實都是在南宋朝廷內部的不合。

但也就是這次失敗，徹底激化了宋蒙矛盾，1235年窩闊臺以“敗蒙”為由三路伐宋。

自古兵法有云，哀兵必勝。蒙古大軍心懷憤懣，一路燒殺搶掠，很快連克大宋不少城池，南宋守將節(jié)節(jié)敗退。

西路蒙古軍連克要塞，四川制置使趙彥吶指揮失誤，逼曹友聞守陽平關后自逃劍門關，致曹氏兄弟戰(zhàn)死，四川淪陷。

中路軍攻陷襄陽，兵鋒直指長江。

危急時刻，孟珙馳援江陵，以火炬虛張聲勢、夜襲燒船，解了江陵之圍。

杜杲在淮西發(fā)明移動木塔樓，屢敗蒙軍，阻擋住了蒙軍南下的步伐。

孟珙收復襄陽后，提出“荊襄為龍心”的戰(zhàn)略，經營襄陽屯墾，使其成為抗蒙重鎮(zhèn)。后任四川宣撫使，派王堅燒蒙軍造船廠，遲滯其渡江十年。

整體來說，宋蒙戰(zhàn)爭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次是1234-1241年，蒙古未全力攻宋（兼顧西征、高麗），孟珙、杜杲守住陣地，后因窩闊臺病逝而撤退。

第二次是1256-1259年，蒙哥攻宋，因釣魚城久攻不下（王堅以魚餅示物足），蒙古內DOU加劇，蒙哥暴斃再次撤兵。

關于蒙哥的暴斃，有人說是染病而亡，有人說是被炮擊身亡的，也有人說是遭人暗算了，當前尚是未解之謎。

第三次是1267-1279年，忽必烈全力滅宋，但受西北叛亂牽制，襄陽之戰(zhàn)耗時六年，臨安陷落后伯顏北歸平叛。

這樣看來，南宋與蒙古的交戰(zhàn)中，南宋一直能夠堅持的核心原因有三個：

其一，蒙古多線作戰(zhàn)（西征、高麗、安南等）分散注意力，且內部不穩(wěn)（汗位爭奪），從未集中全力攻宋。

其二，南宋有孟珙、余玠等名將，余玠與孟珙確立了“山城防御體系”（如釣魚城），依山筑城、江河運糧，互為聲援，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其三，就是蒙古每到關鍵時刻，就會出現大汗身亡的情況，影響了軍心，也影響了士氣，更影響了其進攻的節(jié)奏，最后只能撤兵。

然而，宋朝官場向來是共患難易，同富貴難。

隨著戰(zhàn)事稍緩，宋理宗開始猜忌手握重兵的孟珙，拒絕了他招降蒙古河南高官的建議。

后來孟珙心灰意冷，主動申請退休，不久便在失望中病逝。

孟珙死后，余玠也因新任宰相的排擠和皇帝的猜疑，結果“憂憤成疾”，離奇暴斃。

不客氣地說，當孟珙、余玠這樣能獨當一面的帥才被逼死、逼退后，南宋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孟珙、余玠死后沒多久，就面臨了蒙軍的第三次進攻，那時南宋竟然找不出一個能打仗的武將來，這也就為最后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正因如此，有學者分析說，要不是孟珙、余玠的遭陷害身亡，或許能夠抵擋得住蒙古的第三次進攻，那樣的話也就不會有最后的崖山之辱了。

因為歷史的發(fā)展都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要是南宋能夠受得住，扛得住，假以時日，如果蒙古內部出現情況，反攻收復失地也不是沒有可能。

然而，宋朝一直都是重文輕武，也許就是這樣的體制，才演化成了最后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