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大都宮闕里已經(jīng)能聽見朱元璋北伐的馬蹄聲。

成吉思汗第五代孫鐵木健，當時任元朝中書平章政事，正面臨一場沒有刀光劍影的殺戮。

到了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三月，紅巾軍逼近京城，元順帝往北逃亡，鐵木健帶著百二十口子孫，連夜從建德門往西南方向奔逃，最后隱居在四川瀘州、樂山、宜賓交界的區(qū)域，這一藏就是600年。

如今在當?shù)氐挠嗉覟场㈣F爐壩、納溪寨，余姓、鐵姓、余鐵合姓的莊稼人，仍能指著祖屋梁上那道被石灰掩蓋的“九子十進士”殘匾，講出這段跨越六百年的逃亡史。

鐵木健家族在當時的元朝朝堂上算是相當顯赫的。

他的九子一女中，五人官至尚書，四人出任太守，最次的也是侍郎，當時人都戲稱“九子十進士，門第冠中原”。

但這份顯赫在元末的亂世里，卻成了招災的原罪。

哈麻、禿魯帖木兒等權臣以“通寇”的名義給他們羅織罪名，想把“黃金家族”這最后一根支柱徹底拔除。

元順帝北逃之前，還下了密旨要緝拿“鐵木氏一家”，抄沒家產(chǎn)、削去爵位，看樣子是想給新朝遞上“投名狀”。

鐵木健沒辦法，只能連夜打開府庫，把金子分給子孫們，囑咐大家“各逃性命，毋念宗廟”。

《鐵改余氏宗譜》的殘頁里還記載著他當時的話，“吾家世受國恩，今國破，當存嗣以報國”，這話聽著就能感受到他當時的無奈，都到了國破家亡的地步，最先考慮的還是保住家族血脈。

逃出居庸關只是第一步，后面的路更難走。

他們先到河南，再轉(zhuǎn)道湖北，順著長江進入四川，一路上只能晝伏夜行，還得割掉頭發(fā)、換上漢服隱藏身份。

最驚險的一次是在瀘州神臂山，追兵從兩路夾擊，江面也被封鎖。

鐵木健一看沒辦法帶著全族一起突圍，就在江邊的柳林里設了“分灶禮”。

九子一女折下柳枝發(fā)誓，把復姓“鐵木”改成單姓“余”，還隨口編了十句暗語，每人記一句，作為日后認親的憑證。

本來想全族團聚著走，但追兵實在太緊，只能分開逃生，這十句暗語就成了他們?nèi)蘸笙嗾J的唯一線索。

“余”字的選擇也挺有講究，既取“斬不盡殺不絕，猶有余也”的意思，又諧音“魚”，寓意“漏網(wǎng)之魚”。

更隱晦的是，“余”字比“金”字少一橫，暗示“去金留余”，脫去貴族的枷鎖。

當晚，長子鐵木余順江去了江西，次子留在瀘州，三子溯江到了嘉定（現(xiàn)在的樂山），其他子女則分散到黔北、滇東各地。

鐵木健自己因為背疽發(fā)作，死在了合江堯壩，下葬時用銅鏡蓋著臉，沒立墓碑，只插了一根蒙古禿尾旗桿作為標記，生怕被人發(fā)現(xiàn)蹤跡。

四川盆地封閉的地貌，給這些逃亡者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了詔令，“蒙古色目，不得自相婚配”，又規(guī)定“遺民愿為民者給田，愿為軍者編伍”。

鐵木健的子女們順勢選擇“以屯代隱”，有的投軍成了“土達”，有的租田當了“客戶”。

他們在川南的淺丘地區(qū)放棄游牧改成耕種，把蒙古的“套里”改成了四川樣式的“吊腳樓”，把草原的“敖包”改成了“土地坎”；薩滿教的祭火儀式變成了正月十五的“燒柳龍”，“那達慕”的賽馬活動換成了端午的“搶鴨子”。

為了徹底躲避“北元奸細”的嫌疑，他們還主動放棄了民族身份。

明清交替的時候，余家灣的一支干脆把戶籍籍貫寫成“湖廣麻城孝感鄉(xiāng)”，附會“洪武遷川”的老故事；乾隆年間編《余氏族譜》時，把得姓始祖附會成春秋時期的“由余”，把鐵木健寫成“余木健”，想徹底抹掉蒙古痕跡。

這種做法雖然委屈，但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確實是保住家族的無奈之舉。

直到民國二十五年，楊森主持四川政務，普查邊民時，余家灣才第一次出現(xiàn)“蒙古族”的字樣，可戶數(shù)欄又被紅筆勾掉，備注里寫著“偽托華胄，恐滋紛擾”，可見身份認同這事，一直是他們的心病。

600年的風雨過去，能證明他們身份的實物已經(jīng)沒剩多少，但還是有幾件“鐵證”在川南鄉(xiāng)間保存了下來。

樂山犍為余家灣有一本“鎮(zhèn)山譜”，封面是整張羊皮，左上角有“九子連珠”紋樣的烙鐵印，內(nèi)頁還夾著褪色的“巴思八”銅印押花，這和元代宗室“金印獸紐”的制度完全吻合。

還有川南不少“余氏”老屋，正堂的吊瓜柱做成“蒙古包穹頂”的倒傘式，柱頭彩繪著“回”字連雷紋，這和呼和浩特萬部華嚴經(jīng)塔的層檐紋飾高度一致。

這些碎片和口述的“十句詩”相互印證，才讓“隱姓埋名”不再只是傳說。

一個月內(nèi)，他收到了江西、貴州、云南、重慶等地寄來的137封回信，每一封都能完整背出那十句詩。

本來想靠這些老物件就能把家族關系理順，但后來發(fā)現(xiàn)還是缺少決定性證據(jù)，直到1992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介入，對犍為、瀘縣、富順三縣“鐵改余”聚居區(qū)進行抽樣抽血，和內(nèi)蒙古博物院保存的“黃金家族”DNA譜系做比對，結果顯示Y-SNP類型為C3（C-M407），和鄂爾多斯孛兒只斤氏高度接近，這才從生物學角度佐證了家族傳說。

2004年，樂山市政府正式批準把余家灣村更名為“蒙古余村”，還立了“成吉思汗后裔南遷紀念碑”。

之后每年清明，分散在全國12個省市，甚至遠到臺灣、新加坡的“余氏”后人，都會穿上蒙古長袍，在碑前祭灑馬奶酒，唱起《格斯爾》史詩。

那一刻，語言、姓氏、身份都已經(jīng)不重要了，重要的是600年前瀘水岸邊那個夜晚柳枝插在地上，如今已經(jīng)長成了森林。

鐵木健一族的逃亡，其實是元末北方貴族集體命運的縮影。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為了消除“胡氛”，先后18次下令“徙蒙古貴族散處內(nèi)地”，《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四記載：“凡故元功臣及其家屬，悉徙鳳陽、泗州、滁州，給田令耕，禁其北遁?！睅资f蒙古人被迫改漢姓、學漢俗，有的成了“達官軍”，有的淪落成“丐戶”。

四川因為“地廣人稀，易為容身”，成了最大的流入地之一。

據(jù)《明史?四川土司傳》統(tǒng)計，當時四川總戶數(shù)僅21萬，而“新附土達”就有3.7萬。

這些數(shù)字背后，是無數(shù)像“鐵改余”“孛改白”“乞改祁”這樣沉默的家族。

被追剿的“黃金家族”，在草原視角里是“失國者”；在明初漢人筆下，是“胡虜余孽”；而在川南土著眼中，他們又成了“新來的客戶”，還會因為田地和水源產(chǎn)生爭執(zhí)。

余家灣的老輩人說，清代咸豐年間，余姓和周姓因為爭灌溉水發(fā)生過“械斗”，周姓罵“余家是韃子”，余家回罵“周家是蠻子”，雙方的族譜里都記載了這件事。

這就能看出來，民族標簽并沒有因為改姓而徹底消失。

現(xiàn)在余家灣人已經(jīng)說不清自己是“蒙古人”還是“四川人”，他們更關心的是柑橘價格、鄉(xiāng)村旅游和孩子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