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1984版《笑傲江湖》拍攝的臺前幕后故事，查到一個細節(jié)，引起了我的興趣。

邵氏在1977年拍了一部《笑傲江湖》的電影，由于時長限制，劇情只截取了小說的一部分，而且改動不小，最夸張的是連角色的名字都改了。

令狐沖改為南宮松，任盈盈改為白鶯鶯，劉正風改為石中英，田伯光改為郝杰英，岳不群改為駱超俊，任我行改為白經(jīng)天，向問天改為史行俠。。。

我當時就納悶，為什么改名？這里邊難道有什么故事不成？于是我詳細的查了一下，你還別說，果然有故事！今天就跟大家聊聊。

先說結論：因為臺灣是邵氏重要的電影市場，而那邊認定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匪書”“統(tǒng)戰(zhàn)書本”遭到全面封禁，故此不得不改頭換面蒙混過關。

1959年，臺灣警備總部給金庸的小說定了性，列入查禁名單，理由是認為這些書的內容有可能成為對岸的“心里作戰(zhàn)宣傳工具”，而金庸本人更是被定義為有嫌疑的香港左派。

那么，金庸的那些小說，在他們看來有哪些具體問題呢？

《書劍恩仇錄》：這部書的主要問題是紅花會。書中的紅花會被塑造成反清復明的正義力量，主角陳家洛作為紅花會總舵主，帶領眾人對抗清廷統(tǒng)治。

而臺灣當局當時以傳承所謂“正統(tǒng)”自居，這類聚焦民間組織反抗朝廷的劇情，被其認定是在宣揚“造反”理念，容易動搖民眾對當局統(tǒng)治的認同。

同時，該書發(fā)表于金庸任職左派報紙期間，這一背景也讓臺灣部門將其歸為“左派傾向讀物”，納入“匪書”范疇一并查禁。

《碧血劍》：它被臺灣部門重點詬病的是對李自成的正面描寫。主角袁承志與李自成、李巖等人相交甚篤，還將李自成視作英雄。但老蔣視明末流寇為仇敵，和書中同情李自成的基調完全相悖。

《射雕英雄傳》：其問題集中在與《沁園春·雪》相關的關聯(lián)及情節(jié)隱喻上。當局強行將書名和詩詞的內容綁定，覺得這是迎合對岸的意識形態(tài)。

另外，書中東海桃花島以及東邪黃藥師的設定，被牽強解讀為暗諷老蔣流落小島的處境，這種被認定的“指桑罵槐”情節(jié)，使其被貼上“有為匪宣傳之嫌”的標簽。

同時，從最初的丘處機與郭楊二人交好，到后來郭靖長大后回到宋朝，一直傳播大宋朝廷腐敗無能的論調，這讓當局認為價值取向有問題，進一步坐實了其被查禁的理由。

《天龍八部》：一是書中王語嫣有“這是江南蔣家的名招--過往云煙”的對白，被認定是指桑罵槐；二是慕容復一心想復興大燕卻屢屢失敗，被牽強解讀為影射蔣家父子“反攻大陸”的圖謀落空，這兩點都戳中了當局的敏感點，因此遭禁。

《笑傲江湖》：該書被視作充滿政治諷刺的作品，有觀點認為岳不群影射老蔣，華山派則對應國民黨。

岳不群為奪五岳派掌門不擇手段，這被解讀為暗諷當局某些標榜正義卻暗藏私心的權力行為。另外華山派劍氣二宗的內斗，可對應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紛爭；而風清揚被騙錯過內斗、歸來后只能隱退的情節(jié)，還被關聯(lián)為國民黨元老遭算計錯失權力，最終老蔣穩(wěn)固領導地位的相關情況，進一步加深了臺當局的猜忌。

而其門派內部人心渙散、弟子或不成材或背叛的設定，也被解讀為暗諷國民黨內部狀況，同時書中對江湖門派間權斗的刻畫，被認定為會動搖民眾對當局的認同。

另外，任我行作為日月神教教主，遭東方不敗篡權后被囚西湖牢底十二年。這被解讀為影射老蔣在內戰(zhàn)中失利，退居臺灣多年的境遇。而且任我行性格剛愎自用，動輒大罵他人，和老蔣傳聞中暴躁、常斥責下屬的性格很像。

《鹿鼎記》：韋小寶游走于各方勢力之間，不循傳統(tǒng)俠義正道，且常以油滑手段解決問題，與臺灣當局倡導的正面價值觀相悖。

《倚天屠龍記》：書中的明教作為反抗朝廷的勢力，被塑造成推動劇情的重要正義力量，這種民間組織對抗朝廷的設定，和《書劍恩仇錄》中紅花會的劇情一樣，被當局認定是宣揚“造反”理念。同時書中對元末朝廷腐朽的批判，也被視作影射國民黨統(tǒng)治，故而遭禁。

《俠客行》：雖整體政治色彩較淡，但依舊因金庸的“敏感身份”受到牽連。臺灣當局當時對金庸作品采取全盤封禁的策略，再加上主角石破天的江湖漂泊經(jīng)歷，以及江湖門派間的紛爭描寫，被泛化為“可能擾亂社會認知”，進而被納入查禁范圍，盜版書流入后被改名為《漂泊英雄傳》。

《飛狐外傳》：它作為《雪山飛狐》的前傳，核心人物和故事背景一脈相承，都聚焦清代江湖反抗勢力與官府的紛爭。老蔣本就不喜這類民間對抗官府的劇情，再加上該書延續(xù)了對俠義精神的推崇，而這種精神被當局視作“不合時宜”的價值觀，所以毫無懸念被納入禁書范圍。

《雪山飛狐》：書中以胡斐為代表的俠客，始終行走在對抗朝廷權貴、揭露官府黑暗的路上，這種以個人武力挑戰(zhàn)官方權威的設定，和《書劍恩仇錄》中紅花會反抗清廷的邏輯類似，被當局認定是宣揚“造反”。后來臺視想拍這部劇，還得改名為《孤劍恩仇記》，刪掉主角胡斐，苗人鳳也改名“君無愁”才能播出。

《連城訣》：這部書雖側重描寫人性的黑暗與爭奪寶藏，但依舊沒逃過牽連。書中對江湖門派間的陰謀算計、人性貪婪的刻畫，以及官府與江湖勢力勾結作惡的情節(jié)，被當局認為會“擾亂社會認知”，破壞民眾對權威的信任，進而遭禁。不過它是較早能在臺灣報紙連載的金庸小說，解禁節(jié)奏稍快于其他幾本。

《鴛鴦刀》：作為短篇，它走輕松詼諧路線，講的是爭奪鴛鴦刀的江湖鬧劇。臺灣當局找不到明確的“政治硬傷”，就以其屬于金庸作品體系為由一并查禁。書中對官場小吏的滑稽描寫，雖無惡意，卻也被當局解讀為“消解官方威嚴”，成為輔助封禁的理由。

《越女劍》：這是金庸篇幅最短的作品，以春秋時期為背景，講越女阿青的劍術傳奇與家國情懷。但當局依舊將其歸為“需管控讀物”，一來受金庸整體被封殺的大環(huán)境影響，二來書中以弱小越國對抗強吳的設定，被牽強解讀為“隱含反抗正統(tǒng)統(tǒng)治”的傾向，最終也難逃被禁的命運。

不得不說，當時老蔣的心態(tài)確實有點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太敏感了，總以為有人在嘲笑諷刺挖苦他。不過也能理解吧，把偌大的江山拱手讓于人，里子面子都過不去啊。

不過，這也不是一下子就解禁的，前面還有很多故事呢。

1973年金庸以《明報》創(chuàng)始人的身份赴臺，受到臺灣高層的禮遇并與小蔣見面。這次訪問打破了雙方此前的對立僵局，改變了臺灣當局對金庸本人的刻板負面印象，為后續(xù)作品解禁掃清了關鍵的人事與立場障礙。

金庸來過之后，臺灣遠景出版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沈登恩開始不斷向當局游說，反復勸說解禁金庸作品。

另外，當時臺灣不少政要本就是金庸小說的“隱秘讀者”，比如嚴家淦曾專門派人找金庸小說，小蔣也能隨口談及《射雕英雄傳》。既然上層表示了對金庸作品的認可，那么繼續(xù)封禁已經(jīng)不合時宜。

另外說個小插曲，還有一件事算是推動了解禁的最后一步。1978年臺視拍的《少年游》就是部換皮盜版的《鹿鼎記》，它的爆火也成了推動金庸小說1979年在臺解禁的重要助力。

當時金庸小說還在臺灣禁書名單上，臺視眼饞港版《鹿鼎記》電視劇的熱度，又沒法直接正版翻拍，就想出了“改名換姓”的盜版招數(shù)。劇中韋小寶改成“陳小寶”，陳近南改成“林棟”，康熙改成小王爺，連《四十二章經(jīng)》都換成了“金木魚”，劇情還硬加了身世之謎這類瓊瑤式狗血情節(jié)，硬生生把武俠劇改成了家庭倫理風，就為繞開審查。

這部劇開春播出后直接創(chuàng)下收視高峰，夏玲玲反串的“陳小寶”雖造型和人設和原著相去甚遠，卻依然獲得觀眾喜愛。這一盛況清晰地告訴當局，金庸作品在臺灣有著極強的群眾基礎，此前的封禁早已擋不住民眾對這類作品的需求，盜印書、魔改劇的流行反而凸顯了官方禁令的尷尬。

《少年游》在熒幕上的廣泛傳播，讓原本被當局扣上“有統(tǒng)戰(zhàn)毒素”“危害社會安全”的金庸作品，變成了大眾津津樂道的通俗娛樂內容。這種傳播效果消解了此前官方對金庸作品的負面定性，也讓出版人沈登恩游說當局時底氣更足了。

于是，臺當局在1979年9月對金庸小說正式解禁，正版書籍和影視作品旋即開始走進讀者和觀眾的眼簾。不過，《射雕英雄傳》的書名還是有點爭議，出書時只好以《大漠英雄傳》出版，直到1985年才恢復原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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