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深秋，剛結束五年歸國拉鋸戰(zhàn)的錢學森，還沒來得及平復旅途疲憊，便踏上了前往東北的考察之路。彼時的新中國，工業(yè)基礎薄弱，國防科技近乎空白，面對外部的核訛詐與技術封鎖，發(fā)展尖端武器成為迫切需求。這次東北之行，表面是讓錢學森了解國內(nèi)工業(yè)實況，實則暗藏著國防高層的深層期許——試探導彈研制的可能性。而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陳賡大將與錢學森的一場會面，以及錢學森那句擲地有聲的話，成為了中國導彈事業(yè)的重要轉折點。

1955年10月28日，錢學森抵達北京，結束了被美國阻撓歸國的漫長歷程?；貒鴥H三周，國務院便安排他赴東北考察，行程從11月22日持續(xù)至12月21日，覆蓋東北三省的工廠、科研院所與高校。此行的核心目的，是讓錢學森這個掌握世界前沿導彈技術的科學家，實地評估中國現(xiàn)有工業(yè)基礎能否支撐導彈研制。當時的東北，作為新中國工業(yè)的核心區(qū)域，集中了全國大部分鋼鐵廠、機床廠、飛機廠，是檢驗工業(yè)實力的最佳樣本。

考察途中，錢學森的足跡遍布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哈爾濱工業(yè)大學、沈陽飛機廠等單位。他一路細致詢問技術參數(shù)、生產(chǎn)能力，默默在心中盤算著研制導彈的可行性。而此時的陳賡，早已在哈爾濱等候。這位剛從朝鮮戰(zhàn)場歸來、受命籌建哈軍工的開國大將，對國防尖端技術的渴望尤為迫切。

1954年，陳賡隨彭德懷赴蘇聯(lián)參觀原子彈爆炸演習后，便堅定了中國必須發(fā)展導彈、原子彈的想法，哈軍工的任新民等三位教員已提前撰寫了研制火箭的建議報告，只待一位權威專家的認可。

11月25日晚，哈爾濱大和旅館的一間客房里，陳賡特意設宴招待錢學森。為了這次會面，陳賡特意從北京專程趕回哈爾濱，全程未提過多寒暄，直奔主題。酒過三巡，陳賡放下酒杯，目光懇切地向錢學森拋出了那個縈繞在國防人心中許久的問題：“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

面對這個直接且沉重的提問，錢學森沒有絲毫猶豫，他放下筷子，語氣堅定地反問：“為什么不能搞？外國人能搞，我們中國人就不能搞？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 這句話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底氣。陳賡聽完，當即一拍桌子，高聲說了一個“好！”字，連日來的疑慮與焦灼一掃而空，臉上滿是釋然的笑容。事后錢學森才得知，陳賡為了這場會面，特意調整行程，上午從北京飛抵哈爾濱，只為爭取與他深入交談的時間。

這場簡短的對話，背后是雙方的深思熟慮。錢學森的底氣，并非盲目自信。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期間，他牽頭組建“火箭俱樂部”，參與過美國早期導彈研制，深知導彈技術的核心邏輯。經(jīng)過東北一月的考察，他已摸清中國工業(yè)的基本盤——雖然整體落后，但關鍵領域已具備初步基礎，更重要的是，中國擁有一批愿意攻堅克難的技術人才。

而陳賡的急切，源于對國防現(xiàn)狀的清醒認知：新中國沒有導彈，就難以打破外部的軍事威懾，國家安全無從談起。錢學森的回答，恰好擊碎了“中國技術落后就不能搞導彈”的固有認知，給了陳賡推動此事的關鍵信心。

會面結束后，陳賡立刻行動。他一面讓哈軍工組織專家研討錢學森的觀點，一面馬不停蹄地向彭德懷匯報此次談話結果。12月26日，在陳賡的陪同下，錢學森前往醫(yī)院會見彭德懷，詳細闡述了導彈研制的技術路徑與人力物力需求。彭德懷當場提出，希望研制射程300至500公里的導彈，以應對臺灣海峽的軍事威脅。錢學森雖未當場給出明確答復，但隨后與總參謀部裝備計劃部部長萬毅的談話中，詳細梳理了技術難點與解決方案，為后續(xù)計劃埋下伏筆。

1956年2月17日，錢學森受周恩來委托，僅用一天時間便起草完成《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yè)意見書》。這份意見書精準估算了導彈研制所需的人才、資金與場地，提出到1967年需培養(yǎng)近萬名技術人員，其中副博士以上人才500至600人，成為中國導彈事業(yè)的綱領性文件。2月22日，周恩來將意見書呈送毛澤東審閱，很快獲得中央批準。

同年10月8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錢學森出任院長，中國導彈事業(yè)正式步入正軌。而哈軍工也在陳賡的推動下，于1957年設立導彈?？疲?959年正式成立中國第一個導彈工程系，為導彈研制培養(yǎng)了大批骨干人才。任新民、周曼殊等當初提交建議報告的教員，成為導彈研制的核心力量，哈軍工也因此成為“兩彈一星”事業(yè)的人才庫。

錢學森在東北對陳賡說的那句話，看似簡單，卻如同一顆火種，點燃了中國國防尖端技術的燎原之勢。它打破了“技術封鎖便無從發(fā)展”的桎梏，證明了自主創(chuàng)新的可能性。這場1955年冬的東北會面，沒有驚天動地的儀式，卻以一次直截了當?shù)膯柎穑枚艘豁椨绊憞颐\的戰(zhàn)略決策。

此后數(shù)年，中國導彈事業(yè)在艱難中起步，經(jīng)歷了仿制、自主設計、試驗定型的漫長歷程。而1955年那個哈爾濱的夜晚，錢學森的那句反問與陳賡的一聲“好”，早已定格為歷史記憶。它不僅是兩位先驅者的默契共鳴，更是一個國家在困境中尋求突破的決心體現(xiàn)。沒有刻意的渲染，沒有過度的拔高，這段真實的歷史片段，恰如其分地展現(xiàn)了中國導彈事業(yè)起步時的質樸與堅定，以及一代科研工作者與國防人的責任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