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的大鐵門往外推開，六十九歲的周養(yǎng)浩拎著一只舊皮箱走到陽光底下，箱子里兩套換洗的衣裳和一本《毛澤東選集》，二十五年的時間被折疊在這點東西里，名單上寫著特赦，還是最后一批，工作人員把港幣2000塞到他手里讓他路上用，問去向，他抬頭只說一句“去臺灣”，臉上看不出別的意思，像回家，也像把一件未完的差事做完。

十天后人到九龍碼頭，這站不是終點，臺灣那邊的入境還沒回話，他把行李放在旅館床腳，每天等電話，四月五日傍晚他下樓買煙，街角報童舉著號外跑過，嘴里喊著“蔣介石今日下午病逝”，他伸手接過報紙，霓虹燈在紙面上晃，指尖攥得發(fā)白，抵港第十七天，準備投奔的人換成報紙上的黑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昆明傳來盧漢起義，毛人鳳的密電從臺上打來，巫家壩跑道準備專機，他換上軍裝，腰間別槍，進門卻被告知油料加不上，聽到這句就知道局面已經(jīng)調(diào)頭，想轉身時機場出口被堵上，三天后在人群里被帶走，罪名不用多寫，戰(zhàn)犯那一欄打上鉤。

在功德林的那些年，他是最硬的一類，一九五零年看見沈醉的揭發(fā)材料，手邊的板凳抄起來就要砸，宋希濂伸手攔了一下，舊同事從此把臉扭開，改造隊里他總往后站，裝病逃工，《資本論》當枕頭墊在腦袋底下，管理記錄寫著“立場頑固”，名單靠后，排到最后一批才有他的名字。

三月的風還涼，轉機在這月里出現(xiàn)，毛澤東一句話從北京傳下去，關了二十多年，放就全放，他搭上末班車，走出大門前管教囑咐他出門好好做人，他點頭應著，路線在心里畫得更清，家屬在那邊，身份在那邊，他要把這份效忠補完，他覺得那二十五年里配合的每一個表態(tài)，都該在島上換回一句認可。

到香港后，他和另外九人被安排在中旅社的房間里，一張桌子擺在窗下，十杯茶從熱變涼，三月等到四月，電話沒響幾次，四月五日他聽見報童的喊聲，手里的煙落在地板，他彎腰去撿，指尖抖個不停，抬頭再看一眼街口櫥窗的反光，心里那根線像被剪斷，只?；匾?。

四月六日的消息從臺北傳過海面，蔣經(jīng)國拒絕他們?nèi)刖?，給出的句子寫著“身份復雜，需嚴格審查”，話里話外都是考量，名單不能收，信號不能亂，香港的停留變成漫長的等待，日歷往下撕到滯留140天，中間張鐵云在酒店天花板下掛上一根繩子，人走得安靜，他去看了一眼房間，回來躺在床上睜著眼到天亮，想寫信求一個答復，旅館經(jīng)理把信紙推回去，說周先生算了。

八月里他收拾行李，撣了一下箱子上的灰，給在美國的小女兒發(fā)電報，訂了去舊金山的機票，臨走前和同住的王凌云說了一句，“我這一生，忠于國家，卻被國家拋棄”，王凌云把手一攤，回話更直，“我們忠于的，從來不是國家，是一個人”，屋里安靜了一陣，走廊盡頭有人在咳嗽。

十年很快，一九九零年心臟病發(fā)作，他把手伸給女兒握住，說最后的安排簡單，“把我骨灰撒了，我不回臺灣，也不回大陸，我哪里都不屬于”，窗外的風把窗簾拱了一下，屋里落下來的安靜像一層薄灰。

沈醉在回憶里寫他到走都沒明白，效忠的黨國早不是他的家，這句只對了一半，他其實明白，只是來得晚，在九龍碼頭那天聽到蔣介石病逝，就該明白，人把路選歪了，腳下的石頭會越來越硬，轉身也會慢，前面那扇門早已空著，門后沒有人應聲。

這段軌跡往回看，刀口和命運都寫在紙上，名字一個個擺在歷史里，冷靜的記錄比評語更有分量，個人的選擇要自己擔著，制度的邊界要有人看著，寬和與改造能讓一家團圓，承諾與責任能讓心里有光，把這些記住，走下一段路時腳下更穩(wěn)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