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晚清名臣張之洞，大家腦海里浮現(xiàn)的畫面大多是那個力挽狂瀾的洋務(wù)派領(lǐng)袖。

1894年6月，當漢陽鐵廠煉出中國第一爐鋼水時，西方世界為之側(cè)目，張之洞的名字也因此刻在了中國近代工業(yè)化的豐碑上。

歷史總是充滿了黑色幽默。

誰能想到，這位一生都在踐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致力于富國強兵的封疆大吏，竟然在身后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家族污點。

他在花甲之年寵溺至極的小兒子，不僅沒有繼承父親的報國之志，反而在此后的半個世紀里，一步步淪為出賣國家利益的巨奸，甚至在父親曾經(jīng)嘔心瀝血治理過的土地上，強行推行“東京時間”。

1900年，庚子國變，大清王朝風雨飄搖。

但對于63歲的張之洞來說，卻有一樁私人的喜事：他的第十三個兒子張仁蠡出生了。

在那個年代，六十多歲得子，絕對算得上是“老來得子”的極致。

張之洞對這個幼子的喜愛，幾乎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

他給孩子取名“仁蠡”，寓意極深——“蠡測滄海，仁覆萬物”，又寄托了“仁厚遵家法，忠良報國恩”的厚望。

名字起得大氣磅礴，但教育方式卻讓人大跌眼鏡。

我們要知道，張之洞對之前的兒子們管教是出了名的嚴苛。

其他兒子每天必須臨帖三百字，背誦《資治通鑒》等經(jīng)典，稍有懈怠便是家法伺候。

但到了張仁蠡這里，畫風突變。

張之洞仿佛耗盡了所有的嚴厲，剩下的只有無底線的寵溺。

據(jù)史料記載，張仁蠡的童年功課僅僅是“讀詩一首、描紅兩行”。

這哪里是培養(yǎng)世家子弟，簡直是在哄寵物開心。

更夸張的是，張之洞為了讓小兒子睡個好覺，竟然給全府上下立了條規(guī)矩：“不得高聲語，恐驚吾兒夢”。

這種“隔代親”式的溺愛，直接導致了張仁蠡性格中的驕縱與脆弱。

他從小就生活在一個真空環(huán)境中，沒有挫折，沒有敬畏，更沒有是非觀念。

父親的威望對他而言，不是一種精神指引，而是一張可以無限透支的“信用卡”。

1909年10月，一代名臣張之洞病逝，享年73歲。

此時的張仁蠡年僅9歲。

臨終前，張之洞似乎預感到了什么，留下了“長兄如父，善視仁蠡”的遺囑，并告誡子孫“兄弟不可爭產(chǎn)，志須在報國”。

可惜，這位叱咤風云的晚清重臣，算準了洋務(wù)運動的走向，卻沒算準自己兒子的未來。

他去世后，那層保護傘消失了，而那個被他托付重任的“長兄”，卻成了把弟弟推向深淵的推手。

張之洞去世后，張仁蠡的監(jiān)護權(quán)落到了五哥張仁樂手中。

這成了張仁蠡人生悲劇的關(guān)鍵轉(zhuǎn)折點。

張仁樂是個什么人？

他早年留學日本，是個徹頭徹尾的親日派，滿腦子都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

在接手弟弟的撫養(yǎng)權(quán)后，他帶著張仁蠡移居天津日租界。

從1910年代開始，年僅10歲的張仁蠡就被迫接受了一場“全盤日化”的改造。

他脫下了長袍馬褂，穿上了和服；扔掉了筷子，學著吃生魚片。

在兄長的灌輸下，四書五經(jīng)被拋諸腦后，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的“脫亞入歐”理論。

1917年，17歲的張仁蠡被送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政治經(jīng)濟科。

這所學校在當時是日本軍國主義人才的搖籃。

在這里，張仁蠡徹底完成了思想上的“質(zhì)變”。

他結(jié)識了后來的大漢奸殷汝耕，并全盤接受了“大東亞共榮”的洗腦。

他甚至開始認同一種荒謬的論調(diào)：中國是一間破屋子，只有日本皇軍才是合格的修繕工。

1922年，張仁蠡學成歸國。

頂著“張之洞之子”和“留日海歸”的雙重光環(huán)，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外交部謀得了一份閑職，月薪300大洋。

300大洋在當時絕對是高薪，魯迅先生在北大教書時也不過如此。

但張仁蠡對此嗤之以鼻，他嫌棄這是“枯坐冷板凳”，滿足不了他膨脹的物質(zhì)欲望和權(quán)力野心。

1925年，機會來了。

五哥張仁樂投靠奉系軍閥李景林，出任天津海關(guān)監(jiān)督。

張仁蠡立刻辭職北上，追隨兄長。

表面上，他們從事進出口貿(mào)易，實則利用特權(quán)走私軍火和鴉片，大發(fā)橫財。

在隨后的十年間，張仁蠡在河北大城、武清等地輾轉(zhuǎn)擔任縣長，雖然官職不大，但卻讓他嘗到了利用權(quán)力尋租的甜頭。

真正的墮落，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

事變后，張仁樂毫無廉恥地出任偽滿洲國“實業(yè)部總長”，成了偽滿的高官。

看著哥哥飛黃騰達，張仁蠡坐不住了。

他應(yīng)召前往長春，出任偽滿“產(chǎn)業(yè)調(diào)查局”副局長。

這個職位聽起來像是搞學術(shù)研究，實際上卻是日本掠奪中國資源的幫兇。

在任職的兩年內(nèi)，張仁蠡利用父親當年搞洋務(wù)積累的人脈和知識，反過來幫日本人“挖祖墳”。

他經(jīng)手強征撫順煤礦50萬噸、鞍山鐵礦30萬噸，全部運往日本，變成制造槍炮的原材料，再打回到中國人的身上。

因為“業(yè)績突出”，他被日本戰(zhàn)犯板垣征四郎贊譽為“帝國在華最得力的經(jīng)濟獵犬”。

這個充滿侮辱性的稱號，張仁蠡卻甘之如飴。

1935年，殷汝耕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張仁蠡立刻投靠，出任偽民政廳廳長。

為了向主子獻媚，他在轄區(qū)內(nèi)推行殘酷的“愛護村”政策，制造了大量的“人圈”，導致冀東地區(qū)出現(xiàn)千里無人區(qū)，百姓流離失所。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張仁蠡的賣國行徑更加瘋狂。

他投靠汪精衛(wèi)，甚至在保定直隸總督府舊址舉行所謂的“還都”儀式，公開發(fā)表賣國言論，聲稱投日是“完成先人遺志”。

這種將張之洞“洋務(wù)救國”曲解為“曲線救國”的無恥行徑，簡直是對他父親在天之靈的公開羞辱。

更諷刺的一幕發(fā)生在1939年。

當時武漢淪陷，日軍原本想讓張仁樂去當偽武漢市長。

但張仁樂眼光更高，盯著偽政權(quán)“總理”的位置，于是順水推舟，把這個機會給了弟弟。

1939年4月，張仁蠡衣錦還鄉(xiāng)，出任偽武漢特別市市長。

武漢，那是張之洞經(jīng)營了近二十年的地方，漢陽鐵廠的爐火曾在這里點燃了民族工業(yè)的希望。

而如今，他的兒子卻坐著日本人的汽車，成了這座城市的傀儡管理者。

在主政武漢期間，張仁蠡做出了幾件令人發(fā)指的事情：

他強行將武漢的作息時間撥快一小時，改為“東京時間”。

這意味著，武漢市民的日出日落，都要被迫與侵略者同步。

這是從時空維度上對中國主權(quán)的抹殺。

第二，推行奴化教育。

他在武漢大搞日語教學，建立親日學校，試圖從根源上切斷中國兒童的民族認同。

第三，欺世盜名。

為了美化偽政權(quán)，他竟然修建了一座“張公祠”，大肆祭祀張之洞，試圖利用父親在當?shù)氐某绺咄瑏頌樽约旱臐h奸統(tǒng)治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

第四，以毒養(yǎng)戰(zhàn)。

他自己是個鴉片癮君子，卻在武漢設(shè)立鴉片吸售所，名為禁煙，實則通過販毒斂財，并將搜刮來的巨額財富轉(zhuǎn)移到北平購置房產(chǎn)。

此時的張仁蠡，已經(jīng)徹底淪為一具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他的眼中只有權(quán)力和金錢，全然忘記了自己血管里流淌著誰的血液。

正義也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張仁蠡的美夢瞬間破碎。

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帶著小妾倉皇逃往山東德州，化名“張存仁”，偽裝成一個走街串巷的草藥商人。

而那個帶他走上邪路的哥哥張仁樂，則拋下他獨自逃往了日本。

歷史在這里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1945年9月18日，武漢地區(qū)的受降儀式，恰恰就在張仁蠡為了粉飾太平而修建的“張公祠”里舉行。

為了紀念這一時刻，該地后來更名為“受降堂”。

張仁蠡妄圖利用父親名望搞的政治投機，最終變成了審判侵略者的神圣殿堂。

1946年春，軍統(tǒng)特工在排查漢奸時，識破了張仁蠡的偽裝。

這位昔日的偽市長被戴上手銬，押解至南京老虎橋監(jiān)獄。

起初，張仁蠡還心存僥幸，試圖通過寫申辯書來為自己開脫，甚至幻想能像某些投機分子一樣逃脫制裁。

法院初審判處他無期徒刑，這讓他一度以為保住了性命。

直到1947年的一天，監(jiān)獄組織犯人放風。

在院子的角落里，張仁蠡偶然看到了一尊銅像。

那是他的父親——張之洞的銅像。

銅像底座上刻著一行字：“身為疆臣，仍抱赤子之心”。

那一刻，時空仿佛靜止了。

年近半百的張仁蠡，面對著父親威嚴而沉默的面容，心理防線徹底崩潰。

他跪倒在地，嚎啕大哭。

這哭聲里，或許有對死亡的恐懼，但更多的是一種遲到了半個世紀的羞愧。

他想起了父親臨終前的囑托，想起了那個曾經(jīng)被父親捧在手心里怕驚醒的童年，而如今，他卻成了家族最大的恥辱。

回到牢房后，張仁蠡撕碎了所有的申辯材料，提筆寫下了認罪供詞。

1948年，隨著形勢的變化，首都高等法院改判其死刑。

雖然因南京解放前夕的混亂，死刑一度未執(zhí)行，但他的命運早已注定。

1951年，新中國開展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

張仁蠡作為罪大惡極的漢奸，被押回北京公審。這一次，沒有任何特權(quán)可以救他。

行刑前，51歲的張仁蠡提出了最后一個請求：“請面東而跪，先父墓在湖北，愿就死時一瞻故鄉(xiāng)?！?/p>

隨著一聲槍響，張仁蠡結(jié)束了他荒唐而罪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