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26日深夜，臺北的一家軍醫(yī)院徹底炸鍋了。

這事兒鬧得有多大？

幾個特務跟瘋了一樣按住病床上一個痛苦翻滾的中年女人，旁邊的醫(yī)生滿頭大汗地配催吐劑，手都在抖。

就在幾個小時前，這個被關(guān)在保密局看守所的“特殊女犯”，趁看守一個沒注意，一把扯下脖子上的金鏈子，把那塊重達二兩的金鎖片，硬生生給吞肚子里去了。

這消息傳到蔣介石耳朵里，這位平時殺人不眨眼的“總統(tǒng)”這回沒發(fā)飆，反而陰著臉，操著那口濃重的奉化口音下了個死命令：這人是老鄉(xiāng)，必須把金子弄出來，要活的。

這個讓老蔣恨得牙癢癢卻又不敢讓她死的人，就是朱楓。

她吞下去的不僅是金子，而是整個臺灣地下黨組織的最高機密。

咱們印象里的紅色特工，大多是苦大仇深、出身貧寒對吧？

但朱楓完全是個“另類”。

這事兒得把時間撥回1905年，她出生在浙江鎮(zhèn)海的一個頂級富商家里。

這配置，放在今天那就是妥妥的“國民閨女”加霸道女總裁。

她從小讀的是洋學堂，學的是琴棋書畫，出門有小轎車接送，談笑有鴻儒。

按理說，這種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大小姐，劇本應該是再上海灘十里洋場過著相夫教子的闊太生活，沒事兒打打麻將喝喝下午茶。

可她偏偏選了一條最難、最要命的路。

1949年這年份，對很多人來說是新日子開始了，但對朱楓來說，卻是倒計時的開始。

那時候解放軍勢如破竹，老蔣退守臺灣，海峽上空全是火藥味。

高層急需派個得力干將潛入那個“孤島”，把最重要的軍事情報搞到手。

這任務簡直難如登天。

誰去？

得有合法身份，得在臺灣有上層關(guān)系，還得嘴巴嚴。

挑來挑去，組織上看中了45歲的朱楓。

理由太硬了：她繼女陳阿菊嫁了個國民黨軍官，人在臺灣；她親妹妹妹夫也在國民黨高層混得風生水起。

一張女兒寄來的“團圓入口證”，成了她手里最完美的通行證。

1949年11月，朱楓把自己包裝成了一個去臺灣看女兒、順道做點生意的闊太太。

走之前，她給丈夫留了封信，里面全是暗語：“我要出去做生意，這一走就是幾個月…

她當時真覺得這這就是個出差，甚至想著等拿下臺灣，正好回家過年吃餃子。

到了臺北，朱楓展現(xiàn)出的職業(yè)素養(yǎng)，絕對是教科書級別的。

白天，她在女兒、妹夫的官邸里推杯換盞，扮演那個雍容華貴的“朱大小姐”，跟國民黨高官們聊家常；到了晚上，她就是一把利刃，迅速接上了兩條線：一條是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老鄭”（蔡孝乾），另一條更是重量級——潛伏在國民黨內(nèi)部最高級別的內(nèi)線，時任“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中將。

在吳石將軍那個秘密寓所里，兩人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吳石從保險柜里拿出來的，是絕密的《臺灣戰(zhàn)區(qū)戰(zhàn)略防御圖》和舟山群島兵力部署。

這東西有多重要？

這么說吧，有了它，這仗就贏了一半。

這些情報被朱楓迅速縮微，沒幾天就通過秘密渠道送到了香港，最后擺在了毛主席的案頭。

據(jù)說高層看到這些情報時都驚了，連碉堡位置都標得清清楚楚。

當時就決定，必須給這位“女交通員”記頭功。

如果劇本寫到這兒，那就是一場完美的勝利。

可惜歷史這玩意兒，往往比小說更狗血，也更殘酷。

毀掉這一切的，不是敵人的狡猾，而是自己人的軟骨頭。

那個負責接應朱楓的“老鄭”，真名蔡孝乾，還是個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

誰能想到，這么個資歷深厚的老領導，被捕后連大刑都沒上，僅僅是因為受不了苦日子，再加上特務頭子毛人鳳的一頓牛排誘惑，心態(tài)就徹底崩了。

這人為了保命，那是竹筒倒豆子，不僅供出了所有名單，為了向新主子邀功，還特意指認了馬上要撤離的朱楓。

一頓牛排換了戰(zhàn)友的血，這操作也是沒誰了。

這時候的朱楓，任務其實已經(jīng)完成了。

她手里攥著吳石將軍冒死簽發(fā)的“特別通行證”，人都已經(jīng)坐上了飛往舟山的軍機。

舟山離大陸多近啊，簡直就是一步之遙。

她可能都站在海邊往家鄉(xiāng)那個方向看過，心里盤算著回家給女兒帶啥禮物。

誰知道，抓捕的大網(wǎng)早就撒開了。

就在她藏再舟山一家醫(yī)院準備搭船回內(nèi)地的節(jié)骨眼上，保密局的特務追上來了。

那種絕望感，大家可以腦補一下：明明家就在對岸，明明勝利就在眼前，命運卻在最后的一百米給你畫了個句號。

被押回臺北的朱楓，其實早就沒打算活。

于是就有了開頭吞金那一幕。

她太清楚落到特務手里意味著什么，她不想當?shù)诙䝼�蔡孝乾，她寧愿死得痛苦點，也要守住秘密。

可老蔣不讓她死啊。

被醫(yī)生強行救回來后，國民黨開始了輪番轟炸。

硬的不行來軟的，把朱楓的女兒、女婿都拉來，想用親情軟化她；又許諾高官厚祿，想用利益腐蝕她。

但這個穿著旗袍、身體虛弱的江南女子，在審訊室里展現(xiàn)出的硬骨頭，讓那幫大老爺們兒都汗顏。

面對痛哭流涕勸降的女兒，她就說了一句大實話：人得有底線，認準了主義，這輩子就不能變。

審訊記錄里甚至留下了特務們的懵逼，他們死活想不通，一個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富家女，怎么比那些大老粗還能扛。

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刑場，天陰得厲害。

45歲的朱楓被押下卡車。

那天她特意穿了一件淡綠色的碎花旗袍，頭發(fā)梳得一絲不茍，雖然手被反綁著，但背挺得筆直。

在一群殺氣騰騰的軍警中間，那一抹綠色特別扎眼，又特別有生命力。

幾聲槍響，朱楓倒在了血泊里。

那件綠旗袍被血染紅了，像極了一朵在荒原上慘烈綻放的紅花。

跟她一起走的，還有那位“密使一號”吳石將軍。

人雖然犧牲了，但這事兒還沒完。

因為兩岸隔絕，她的骨灰在臺北被一個好心人代為收殮后，就不知所蹤了。

她的名字，很長一段時間里只能作為“烈士”躺在檔案袋里。

而在海峽對岸的家里，她的兒女們守著那封“去做生意”的信，這一等，就是大半個世紀。

直到2010年，兩岸熱心人跑斷了腿，這層封了60年的迷霧才算散開。

朱楓的骨灰，終于在臺北富德公墓的一個犄角旮旯里被找到了。

那一年，運送骨灰的專機降落在北京。

當朱楓的女兒朱曉楓——一個已經(jīng)滿頭白發(fā)的80歲老人，顫顫巍巍接過母親的遺像和骨灰盒時，現(xiàn)場所有人都繃不住了，哭成一片。

那封說“出去幾個月”的家書，母親走了整整60年，才終于把路走完。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