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讀古代的日用類書，除了歷史的興趣、獵奇的談資之外，我們還可以從中得到什么啟發(fā)呢？
先說明一點，日用類書并不是最底層的讀物，它的讀者與其說是平民百姓，還不如說是邊緣知識分子，比如說做塾師的、替人寫信的代筆、幫人打官司的訟師等等。對于大多數(shù)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人來說，他們還有其他一些讀物，像《萬用正宗》這樣的日用類書可能也讀，但已經算是其中最為高深的內容了。實際上中國的書寫文字可以分為兩個傳統(tǒng)：一個是典雅的書面語，主要面向上層，注重原理和價值，所有的經史子集，只屬于這一個傳統(tǒng)；另一個傳統(tǒng)則偏向日常實用和口語，主要面向社會下層，大量的通俗文學、實用書籍，都屬于這個傳統(tǒng)。兩個傳統(tǒng)的分離，從古人學習識字就開始了。比方說，我們可能以為，古人（當然主要是比較晚近的古人）學習識字的初等教材就是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實際上這只是一部分人的教育路線，而且往往是為科舉做準備的。老實說這些啟蒙教材寫得都很高深，比如最初級的《三字經》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開篇就是人類哲學史上最難的話題，人性是善還是惡，第二句“性相近習相遠”，更不得了，從先天后天的角度來拆解人性，又上了一個難度。其他像《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等，都是特別宏大的背景知識，對日常生活毫無幫助，只能用來做文章。
但更多的人可能沒機會接受系統(tǒng)的教育，也從沒想過要走科舉之路，最可行的人生目標不過是務農、經商或做工匠，他們想要識字，一般是利用更加實用的“雜字書”。所謂“雜字”，就是不成系統(tǒng)的字，不按偏旁部首或者含義來編排，而是根據(jù)實際應用的場合，挑出一些常用的字編成短語或歌謠。
比如有一種《莊農雜字》，里面就是農村生活會用到的字，還有《一年使用雜字》，按月份寫明一年當中都該做些什么，順便識字。也有方言的雜字書，像客家話、粵語都有自己的雜字書，帶有鮮明的地域色彩，也有行業(yè)性的雜字書，做生意的學徒不需要了解天地宇宙是怎么回事，但對于商品名字、數(shù)字等等必須爛熟于心。當然更多的是包羅萬象的雜字書，種地、做買賣、打官司、常見名物、家庭倫理、社會關系等等都涉及到，既是識字書，也承擔社會教育的功能，一輩子學這一本書也就差不多夠用了。這些都屬于下層的文字傳統(tǒng)。
在真實世界中，兩種傳統(tǒng)也有交叉，比如《萬用正宗》里面有天文地理，有歷史有藝術，對于精英階層來說算是比較低等的常識，但這差不多算是底層民眾所能得到的知識的天花板了。而明清時代的小朋友，可能很多學完《三字經》《百家姓》之后才會再分流，有的繼續(xù)讀書，更多的就種地或者做學徒，遇到機會就找本雜字書學學認字。另外，《萬用正宗》是一個刊刻本，是印刷品，印刷品給人的感覺就會比較正式，內容也比較固定或者說套路化。有學者研究了清代一些地方的民間文書，發(fā)現(xiàn)在徽州等地有一些以抄本形式流傳的實用性生活指南書，主要內容是各種文書格套，比如分家文書、訴狀、募捐文書等等，這種傳抄本就更加靈活，傳抄的過程中大家會根據(jù)需要加以增刪，有用的就保留，沒用的就刪去。像這種實用小冊子，古代一定有很多，這比印刷品更加適合社會下層的需要。

文字或者文本世界的這種分流，對宋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影響很大。學者們認為，一方面，它無形中提高了中國社會的識字率，關于識字率的估算不同的學者差別很大，比較樂觀的認為，明代成年男性的識字率達到三分之一到一半，比較低的估計也有十分之一左右。其中一個重要差別就在于，如果是科舉要求的識字率，那確實很低，如果是滿足實用的識字率，那就高得多。但另一方面，這些民間的文本雖然流行很廣，但不屬于社會上升通道的一部分，既不能用來考科舉，也很少創(chuàng)新性的思想，談不到科學和技術的積累，很多內容還是上層的價值觀向下層的滲透，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時候的識字反而成了階層固化的工具，讓社會秩序趨于穩(wěn)固。當然所有的書都會有時代性的一面，比方說，元代的一部日用類書《事林廣記》有“蒙古譯語”，以蒙漢對照的方式收錄了一些日常詞匯，清代的一些日用類書則有滿漢對照的詞匯表。自然，書上的蒙古語、滿語也是用漢字寫成的對音，因為這些書的讀者應該都是懂漢語的人。但大多數(shù)內容還是陳陳相因。就像這部《萬用正宗》，可能只有蹴鞠的部分是部分原創(chuàng)，其他的全是抄來抄去，唐宋元明，哪朝的書都有。有些內容，比如道德教化的故事、行商的規(guī)矩等等，出現(xiàn)在很多種書里面，內容大同小異。所以這樣的書只能維系社會運轉，很難推動社會進步。
不過我倒想起一個問題：如果今天再編一部類似這樣的生活指南，我們會怎么編呢？《萬用正宗》里面的有些分類恐怕要受限，比如涉及到玄學和迷信的，以及房中術和修仙的內容；有些內容可能會受歡迎，比如養(yǎng)生、醫(yī)學、蹴鞠等等，只不過內容得更新；有些即便更新了內容，讀者也會大大減少，比如養(yǎng)牛養(yǎng)馬、農業(yè)、僧道的部分，等等。
但其實這還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今天還能不能編出一部包羅萬象的生活指南來？比如，怎么乘坐交通工具，怎么給孩子擇校，怎么安頓自己的檔案和戶口，怎么和醫(yī)生打交道，怎么在網上跟人吵架，這些全都能寫進去嗎？進一步說，就算我們全都寫進去，編出來的這個東西還能是書嗎？還能按“門”來分類嗎？假使真要有人發(fā)愿做一個當代生活指南，那它大概率得是一個像維基百科那樣的網絡數(shù)據(jù)庫，而且要進行高頻度的更新和維護。它的分類也不能是機械的一二三四，而是按實用目的的入口思維，并且是互相交叉支持的。
但這仍然是書籍的思維，真實世界中已經出現(xiàn)的生活指南其實不是這樣的。這其中用戶最多的可能是小紅書，那是許多個人經驗的集合，既沒有一個編者，也不要求全面系統(tǒng)，用戶主要靠算法和搜索來獲取信息，是一種以用戶而不是以編者為出發(fā)點的知識庫，每時每刻都在增加大量信息，其中自然也包含很多垃圾信息，而且這些信息呈現(xiàn)嚴重不均衡的狀態(tài)，有些特別多，比如美妝和哪里能出片，有些可能就很難找到了。要是余象斗看到這種指南，一定瞠目結舌，大感震撼。
這說明了什么呢？這說明，從古代到現(xiàn)代，從萬歷年間到今天，人類的知識不僅僅是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知識的存在方式，包括知識的分類、載體，以及傳播方式，乃至知識與實踐的關系等等統(tǒng)統(tǒng)改變，改變成古人難以想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