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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設立“專案基金”推行秘密“金錢外交”外，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還設立了“海外經(jīng)濟合作發(fā)展基金”、“國際災難人道救濟基金”、“蔣經(jīng)國學術交流基金”等各種“基金”，大搞公開式“金錢外交”?！昂Ｍ饨?jīng)濟合作發(fā)展基金”重點用于中南美洲和東南亞國家，許多國家競相爭取。

“國際災難人道救濟基金”以愿意接受的所有國家為援助對象，具體包括資金、物品、藥物等，為的是凸顯臺灣的存在?！笆Y經(jīng)國學術交流基金”主要用于北美和歐洲地區(qū)，以促進學術交流和研究為幌子推行“務實外交”。

當然，如同“秘密金錢”外交一樣，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推行的公開“金錢外交”，同樣以日本為主要對象。包括用政治干預手段讓日本企業(yè)在大型經(jīng)建項目“競標”中奪標、出于政治目的向日本重點投資、在商貿往來中人為出讓巨額貿易利潤等，讓日方獲得長期巨額利益，以便在日本政、官、軍、財?shù)雀鹘缗嘀病坝H臺派”。

臺灣當局經(jīng)過多年醞釀，決定興建一條從臺北到高雄全長345公里的高速鐵路，預計2005年10月開通。在第一階段(1996-1997年)競標中，競爭雙方一方是以日本新干線為首的“日本聯(lián)合”與臺灣“中華高鐵聯(lián)盟”，另一方是“歐洲高鐵聯(lián)盟”與“臺灣高速鐵路公司”。結果，后者取得了優(yōu)先申請人資格，并與臺灣當局簽約，令日本大為不快。

在第二階段(1998-1999年)競標中，本來與“歐洲高鐵聯(lián)盟”合作的“臺灣高速鐵路公司”，卻不斷表示不拒絕與日方合作。1999年4月至9月，歐洲和日本提交了各自的“計劃書”，開始從“臺灣高速鐵路公司”爭奪“優(yōu)先議約權”，這一輪日本勝利了。

日本不僅承接了高達950億元的核心機電系統(tǒng)工程（包括由日方提供475節(jié)車輛和信號控制裝置等設備），還以590億元承包了四段軌道鋪設工程。這是日本新干線技術第一次出口亞洲，也是第一次出口世界。這一“競標”結局，完全是李登輝當局政治干預、“臺獨”勢力與日本右翼勢力暗中推動所致。

1999年夏天，被稱為李登輝“政治遺囑”的《臺灣的主張》一書出版。

在這本大肆宣揚“臺獨”的書中，李登輝特意提到了臺灣高鐵建設項目，表示如果日本商社和企業(yè)參加投標，臺灣當局就應該作出“政治決斷”，其意不言自明。當時在李登輝與新干線之間充當穿針引線人的，是日本前運輸大臣（新干線在其管轄范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1999年11月石原訪臺與李登輝密談的主要內容，正是臺灣高鐵建設項目。石原向李登輝承諾：只要臺灣的新干線落成，日本內閣成員就可以正式訪臺參加剪彩儀式。

據(jù)臺灣親民黨“立委”李鴻鈞2004年12月30日披露，臺灣高鐵原本與歐洲簽約，但為了讓李登輝赴日本“治病”，只好違約與日本新干線合作，付出的21億元新臺幣(4元新臺幣約合1元人民幣)巨額賠償，實為李登輝訪日的機票。

換言之，李登輝極力促成日本中標的目的，就是換取2000年他到京都大學訪問以及參加在東京舉行的亞洲論壇研討會。雖然2000年未能成行，但2001年李登輝還是以“就醫(yī)”為名跑到了日本(2004年、2007年、2009年又多次故伎重演)。

如同臺灣媒體分析的那樣，日本在這個時候允許李登輝赴日“觀光”，就是希望由他出面勸說臺灣高鐵公司改變歐洲標準以適應日本新干線標準。日本《讀賣新聞》資深記者丸山勝在與《日本經(jīng)濟新聞》資深記者山本勲對談時也指出：“李登輝時代末期的日臺關系，如同向臺灣出售新干線所看到的那樣，是由李登輝個人率先做的，特別是最后幾年里，關系非常良好?！?/strong>

臺灣高鐵建設項目的內幕披露后，島內各界無不憤慨。有報紙評論說：

而李登輝自己卻毫不掩飾地承認：“臺灣高速鐵路的引進條件，第一是價格，第二是政治考慮?！?/p>

很明顯，日本新干線能最終奪得臺灣高鐵建設項目，以及日本政府最終決定向李登輝發(fā)放入境簽證，完全是李登輝幕后操縱和日本右翼勢力積極配合的結果。

本澤二郎指出：

可見，這是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對日本財界進行滲透和拉攏的重要手段，此舉也的確加深了日本財界對臺灣的“好感”和密切了臺日經(jīng)濟關系。例如與日本商界關系密切的臺灣“三三會”，就在2000年“5·20”大選后成立了對日投資公司，初期資本額定為400億元新臺幣，主要投資日本富士通公司的FRAM智能卡。臺灣前“經(jīng)濟部長”、“三三會”會長江丙坤稱，這一舉措將使臺灣“與日本更能有實質的交往關系”。

注：

“沖繩投資計劃”又稱“蓬萊經(jīng)濟圈構想”，由李登輝首先動議和謀劃。

李登輝一直想使駐扎在沖繩的美軍，成為牽制中國大陸的一支軍事力量；《日美安保宣言》和新《日美防衛(wèi)合作指針》，也的確強化了他的這一想法。

然而長期以來，由于美軍對沖繩婦女施暴事件不斷發(fā)生，加之“美軍基地經(jīng)濟”使沖繩經(jīng)濟惡化，沖繩人民一次又一次掀起了要求撤出美軍基地的斗爭，甚至提出“沖繩獨立”主張，這可急壞了臺灣的李登輝。

因為在李登輝看來，“沖繩美軍基地是臺灣海峽出現(xiàn)‘緊急事態(tài)’時惟一的依靠”，而“沖繩居民的反美感情與要求美軍撤退的運動才是威脅所在。沖繩作為美軍基地必須得到酬報，臺灣要幫助沖繩擺脫經(jīng)濟低迷，這就是李登輝的戰(zhàn)略?！?/strong>

為此，李登輝決定實施一個所謂“沖繩投資計劃”即“蓬萊經(jīng)濟圈構想”。

1996年9月，日本向臺灣派出“沖繩經(jīng)濟訪問團”；作為回應，李登輝向日本沖繩派出“臺灣企業(yè)考察團”。對臺北的政治意圖心領神會的“臺灣幫”，以最快速度呈報給自民黨政府。其中，原“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山中貞則，兼任了自民黨稅制調查會沖繩對策小委員會委員長。

在最初擬定自由貿易區(qū)方案時，沖繩縣政府與日本政府圍繞自由貿易區(qū)的范圍問題發(fā)生分歧。前者提出以那霸市為中心的自由貿易區(qū)方案，后者提出全縣自由貿易區(qū)方案，最后由山中貞則在自民黨稅制調查會沖繩對策小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一個折中方案——“限定貿易區(qū)方案”。該方案表達的正是臺灣當局建立“規(guī)模適度的自由貿易區(qū)”愿望，“‘臺灣幫'操縱政府和執(zhí)政黨的實力由此可見一斑”。

恰如本澤二郎指出：

此外，臺灣當局還通過商貿往來中巨額貿易利潤的人為讓與、色情服務的提供等多種手段，將一筆筆資金投注在有影響的日本右翼人物身上。

據(jù)一位自民黨籍議員的秘書向本澤二郎透露：

到臺灣玩女人不用擔心被拍照，拿了臺灣的錢也留不下任何證據(jù)，這正是日本國會議員尤其年輕議員“總是歡天喜地去臺灣”、把臺灣看成“好比天堂一般”的原因。這就是“臺灣幫”政治家的真面目。

在李登輝和陳水扁看來，在臺日經(jīng)濟關系中臺方無論作出多大的犧牲都是值得的。

事實上臺灣當局當年所作出的“經(jīng)濟犧牲”，也的確換來了日本政府及其右翼政客的“政治回報”?？傊?，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向日本各界滲透之深之廣，由此可見一斑；而日本政界、軍界、財界、學界的右派實力人物支持“臺獨”之熱情又在多大程度上來自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的金錢誘惑和作用，恐已昭然若揭。

還應當指出的是，在對華關系上日本國內一直存在著“親華派”和“親臺派”兩股政治勢力。可以斷言，日本的“親臺派”完全是別有用心。他們“親臺”是假，愛日本才是真。他們是企圖通過增強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的實力扎扎實實推進“臺獨”，以便利用兩岸“不獨不統(tǒng)”分裂狀態(tài)從中漁利并最終重新染指臺灣。

換言之，日本右翼勢力支持“臺獨”，只是其重新染指臺灣的一個步驟而已。關于這一點，就連臺灣人自己也心知肚明。臺灣的一位駐東京記者曾“若無其事地否定‘臺灣幫'的存在，其理由是日本的政治家都不可信賴?！?/p>

言外之意，真正“親臺”的“臺灣幫”并不存在。就主張對華友好的“親華派”而言，也需具體人具體分析。其中不乏基于和平愿望和贖罪心理真誠希望中日友好、真誠幫助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者，但也不可否認有些人是披著“中日友好”外衣與中國交往的。

據(jù)早稻田大學教授安藤彥太郎1980年來華講學披露：

就是說，在“親華派”中類似大平正芳秉持錯誤臺灣觀的人，類似田中角榮秉持錯誤歷史觀的人，均大有人在。

諸如，同樣在日本侵華問題上具有正確歷史觀的日本前駐華大使中江要介，也是“臺灣地位未定論”的鼓吹者。

再如，當日美兩國炮制出矛頭直至中國的新《日美防衛(wèi)合作指針》時：

無論從支持“臺獨”的日本右翼勢力的實際能量來看，還是從“親華派”中并非真心友好人士的“臺灣情結”觀之，無論從日本對臺野心一直大于美國的實際情形來看，還是從日本正從經(jīng)濟大國向政治大國演變、軍事大國急進的發(fā)展趨勢觀之，日本有超過美國成為我兩岸統(tǒng)一最主要外部障礙因素之趨勢，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必須做好與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斗爭的準備。

關于這一點，周恩來早在中日復交前就曾意味深長地指出：

這番話可謂一針見血，迄今讀來仍感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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