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這輩子干得最“哲學”的一件事，可能是十八歲那年把自己獻給馬堡大學的教授馬丁·海德格爾，其時海德格爾三十五歲，已婚，有個兒子，外加一顆擅長設計暗號的特務腦子。

窗簾拉幾下代表安全，窗戶開半扇意味危險，這位后來寫出《存在與時間》的大哲，把偷情調(diào)度出了地下工作的精密感。

阿倫特呢？蜷縮在租來的小屋里等信號，像等一封存在主義的密函。她后來總念叨“世界性”“公共領域”，可那時候她的世界只剩一扇窗，公共領域不過是海德格爾深夜閃進的身影。

這段關系堪稱哲學版《色戒》：老馬同志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用一套暗語系統(tǒng)完美規(guī)避了倫理追責；而阿倫特，這位未來的政治理論巨頭，當時連“我的存在”都感覺不到，只顧著在日記里寫些“我完蛋了”的青春疼痛文學。

都說哲學家早年經(jīng)歷決定思想底色，阿倫特這套“傷心女子圖鑒”，后來竟被她擰成了剖析二十世紀極權之惡的手術刀：原來愛情里的卑微與順從，和政治里的盲從與卸責，用的是同一套人性操作系統(tǒng)。

阿倫特要是只停留在“海德格爾的傷心女友”這角色，思想史就得少掉好多熱鬧。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

阿倫特1906年10月14日年出生在德國一個同化猶太家庭，七歲喪父，但繼承了親爹的擰巴和繼父的藏書，十四歲就敢組團讀康德，十七歲被哲學教授趕出課堂，因為她把托馬斯·阿奎那和康德混著講，教授覺得這姑娘“缺乏系統(tǒng)訓練”。

后來青春洋溢的阿倫特跑馬堡找海德格爾，與其說是求學，不如說是精準投奔“存在”本體。但海德格爾只給她私人定制深夜哲學小灶，課堂上的阿倫特還得假裝不認識他。

這段關系崩盤后，傷心的阿倫特轉(zhuǎn)投海德堡雅斯貝爾斯門下，論文寫的是奧古斯丁的“愛”，可字里行間全是“受傷的女人如何靠思想站起來”。

1933年納粹上臺，海德格爾穿上褐衫當校長，還給大學裝焚書鍋爐；阿倫特則因為幫猶太組織搜集反猶資料被蓋世太保盯上，一路逃亡巴黎，路上不忘和詩人布萊希特傳緋聞，順便嫁了個左派哲學家君特·安德斯，結果發(fā)現(xiàn)這位仁兄熱衷批評她的文章“缺乏辯證法”。

瞧瞧，搞哲學的男人，不是讓她當影子情人，就是當她學術評委。

可阿倫特最狠的地方在于，她把情傷和流亡都腌成了思想的酸黃瓜。

1950年代她在美國成了學術明星，《極權主義的起源》把納粹和斯大林主義捆一塊兒分析，氣得左右兩派都想和她割席。

不過真正讓阿倫特出圈的，是1961年那趟耶路撒冷之旅——去圍觀納粹屠夫艾希曼的審判。她本來期待看見一個“惡魔”，結果發(fā)現(xiàn)被告席上坐了個禿頂公務員，滿嘴官僚黑話，說自己“只是服從命令”。

阿倫特一拍大腿：這不就是哲學界的渣男“前男友行為”嗎？海德格爾當年也是，穿上納粹制服就覺得自己在“履行歷史使命”，關窗戶打暗號時不也一副“我在執(zhí)行秘密任務”的德行？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才甩出“平庸的惡”這一概念，意思很明確：真正的邪惡未必需要撒旦附體，可能就是普通人放棄思考、只管服從，把自己活成體制里一顆不思考的螺絲釘。

這話捅了馬蜂窩，猶太同胞罵她“給劊子手洗白”，老朋友紛紛絕交。但阿倫特叼著煙斗冷笑：你們不懂，我這是在給老情人海德格爾們寫哲學診斷書呢！
其實阿倫特一輩子都在和“不思考”較勁。她晚年寫《心智生活》，把“思考”拔高到救贖高度，說只有持續(xù)跟自己對話的人，才能避免淪為作惡機器。這話聽著像自我療愈，畢竟她到死都沒徹底和海德格爾切割，1950年還跑去德國見他，回來寫信說“那份少年時的愛，我始終忠誠”。

但阿倫特忠誠的或許不是海德格爾，而是那個曾因愛癡傻、最終卻靠思考爬起來的女學生。

1975年12月4日，阿倫特心臟病發(fā)去世，桌上還攤著未完成的《判斷力》手稿。

海德格爾比她多活一年，臨終前還在讀她的書。這對哲學怨侶的故事，簡直是個隱喻：一個人用暗語系統(tǒng)逃避責任，另一個人卻把傷痛熬成了解藥。

如今阿倫特去世五十年，“平庸的惡”早成了熱搜詞，每次出現(xiàn)官僚卸責或群體盲從事件，人們就搬出她來敲打靈魂。

而那個總在等待暗號的十八歲少女，大概想不到自己的心碎經(jīng)歷，最后竟變成了一面照妖鏡，它照的是所有懶得思考、只想服從的我們。

所以啊，下次你想說“我只是個普通人”時，小心點，阿倫特可能在云端盯著你呢：平庸？那正是惡開始打哈欠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