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熱點事件，再寫一篇普法，回應幾個新的疑問，全文近7千字。

發(fā)現昨天最后概括觀點，用處也不大，不認真看全文的，照樣不會看總結，所以干脆不總結了，這也是一個門檻。

看完覺得不順心意，想要取關的，不用專門說一聲，來去自由。

昨天《》，結合最高法咨詢委員會對輕微犯罪記錄封存的調查報告，以及當前中國對涉毒的實際管理，最終得出小鎮(zhèn)的個人結論：涉毒相關違法犯罪，極大概率不在封存范圍內，禁毒只會加強不會放松。

之所以用“大概率”，是因為畢竟沒有正式立法，小鎮(zhèn)僅代表個人談看法，所以不能用“一定”之類的話，必須嚴謹，但“大概率”已經是很明確的態(tài)度了。

有讀者提出了三個新的疑問：

問題一、既然小鎮(zhèn)說《治安管理處罰法》第136條規(guī)定“封存”只是大原則大方向，后續(xù)還需要等待細則、辦法等配套詳細規(guī)定如何封存，那為什么不等配套規(guī)定制定好，再修改這一條？

問題二、有讀者提到，微博有人發(fā)了一篇質疑“偷襲式立法”的文章，提到“三審突然把之前封存限定的‘十八歲以下’刪除了”“三審稿沒有公開征求意見”“開會三天就直接通過”，還說“三審不公開征求意見是制度漏洞”等等嚴重缺乏基本立法常識的言論。

問題三、某趙姓專家論文、公開表態(tài)等稱“治安違法記錄的封存也可作為未來條件成熟時徹底消除此類記錄的過渡”，問小鎮(zhèn)怎么看，還問趙姓專家以及其他幾位專家的類似言論，會不會影響未來立法決策？

以上述三個問題為核心，并結合法律規(guī)定和相關案例，對中國國家層面立法工作進行科普，主要針對全國人大常委會。

考慮公眾傳播特殊性，小鎮(zhèn)僅做一般性科普，對立法工作中需要注意的特殊情況，小鎮(zhèn)就不一一列舉了，還請各級人大等立法相關朋友見諒，畢竟只是大眾科普，還是精煉些為好，避免陷入“精英式解讀”。

問題一、為什么不等完善后再修改？

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主要和慣例，另一個是直接原因和未來考量。

先說主要和慣例。

中國很大，而中國的法律立法非常嚴謹，直接表現是立法周期特別長。比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2017年1月公安部公開征求意見，啟動修訂，2023年6月才完成國務院審議轉到全國人大常委會，2023年9月、2024年6月先后進行了兩次公開征求意見，也就是一審稿和二審稿，最終2025年6月通過，歷時8年半，僅全國人大常委會階段就用時2年。

乍一看好像有點慢，但這已經算快的了。

主要是因為《治安管理處罰法》俗稱“小刑法”，地位非常重要，而自2012年第二次修訂之后，過去了十幾年，其間僅《刑法（修正案）》就通過了九至十二共4個修正案，隨著社會變化也出現了大量新情況，國家政策也已經發(fā)生眾多調整，必須進行修改。

比如高空拋物、無人機“黑飛”、“軟暴力”、侵害個人信息權益等新情形需要列入；實踐中，治安管理工作也有一些好的機制做法需要以法律形式進行確認，也就是從部門規(guī)章、規(guī)定等低層級規(guī)范性文件上升為法律；另外還要配合公安執(zhí)法規(guī)范等。

立法機關一年能夠審議的法律案數量是有限的，就算工作部門可以加班加點，但常委會組成人員各有工作，會期時間是有限的。

自2012年以來，立法已經大大提速，但中國有太多領域亟須進行立法或修法，每一部法律在自己的領域都非常重要，但放在一起，也得比個輕重緩急。坦率地說，爭取本部門關注的法律盡早上會審議，也是各部門特別關切的事情，有的部門根本性法律排隊十幾年，就是排不到，只能先制定效力層級相對較低的法規(guī)甚至部門規(guī)章，當然也有一些插隊、提速的竅門。

至于哪些部門能夠提請法律審議，《立法法》第17至19條、第29至30條有明確規(guī)定，就不贅述了。有興趣的自己查，沒興趣就算，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小鎮(zhèn)說立法需要排隊，這一點非常重要。每一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需要的時間周期很長，而考慮到法律的權威性，一旦通過，未來多年都不可能啟動新一輪修訂，通常至少要間隔五年，因此必須充分考慮提前量。

而中國很大，又采取全國統(tǒng)一的大陸法系，就意味著法律不能規(guī)定的太死，不同領域的工作成熟度不同，也不能一概而論，需要考慮原則性和規(guī)范性相結合。

法律確定大方向大原則之后，各部門、各地方拿到授權，才好進行后續(xù)配套和實踐，而不是說等一切配套都完善了，才改法。

很簡單的道理，“法無授權”不可為。就拿中國首次在網絡上進行公開征求意見的《物權法》為例，這是市場經濟非常核心的基本法律，當時吵得特別兇。

在2005年6月第三次審議后，按照2000年版《立法法》的規(guī)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將《物權法》全文向社會公布，公開征求意見，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在網絡上公開征求全民意見。

2005年8月，北大法學院鞏獻田教授發(fā)表了一封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公開信，公開提出公開征求意見的《物權法（草案）》違反了憲法規(guī)定的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具有明顯的鼓吹私有化傾向。當時輿論稱之為“一封信叫停物權法”，但實際上，《物權法》的制定并沒有停止，仍然繼續(xù)推進，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等4人也約見了鞏獻田教授，專門聽取他的意見。

這是背景，隨后的幾個月，面對全民提出的11543件意見，以及地方、中央部門、大公司、法學機構、專家等提出的眾多意見，組織了三次座談會，在經過內部綜合研究，在2005年10月第四次審議時，拿出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修改情況的匯報》，匯報名字是標準格式，主要內容是匯報此前公開征求意見的情況，并表達傾向性意見。

其中有這么幾句話對回答第一個疑問很有幫助。

原話為：實踐經驗比較成熟的，可以規(guī)定得具體一些，增強可操作性；實踐經驗尚不成熟，現實生活又需要作規(guī)定的，可以規(guī)定得原則一些，在實踐中繼續(xù)探索、積累經驗；缺乏實踐經驗，分歧意見較大的，可以暫不規(guī)定，待條件成熟時再作補充修改。

實際上不要說法律本就可以規(guī)定的原則一些，就算法律已經制定了，也可以單獨授權有關部門在特定領域、特定地區(qū)調整若干法律的適用，這都是為了試點、探索，這也是中國改革的寶貴經驗之一。

比如2016年為了推進公務員制度改革，授權國務院在部分地區(qū)和部分在京中央機關暫時調整適用《公務員法》有關規(guī)定；還比如為了推進自貿區(qū)改革，2019年授權國務院在自貿區(qū)暫時調整法律適用，一口氣授權了包括《對外貿易法》在內六部法律8個法條的暫時調整，授權期三年，還規(guī)定“對實踐證明可行的，國務院應當提出修改有關法律的意見；對實踐證明不宜調整的，在試點期滿后恢復施行有關法律規(guī)定?！?/p>

以上是主要的慣例的做法，而直接的、面向未來的做法，關鍵是2024年7月的三中全會決定。

2025年6月第三次審議《治安管理處罰法》時，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在審議結果報告中，明確提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對治安違法記錄也應予以封存”，研究意見為“建議采納上述意見”。

這就回答了問題二“為什么三審在封存上刪掉18歲以下”，因為這是三中全會的決定。

所以，2024年6月二審稿公開征求意見仍然規(guī)定“18歲以下”封存，而2024年7月三中全會決定“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那么最終三審時，也就需要隨之調整。

可能有朋友會問：既然之前是按照“18歲以下”封存準備的，現在三審刪去了，相關配套可能并不健全，那能不能先不改呢？

原因就是上面說的，立法周期很長，不可能一直等著。

就像《物權法》立法一樣，“實踐經驗尚不成熟，現實生活又需要作規(guī)定的，可以規(guī)定得原則一些，在實踐中繼續(xù)探索、積累經驗”?！吨伟补芾硖幜P法》第136條“封存”相關規(guī)定，就是原則性規(guī)定，之后在實踐中繼續(xù)探索、積累經驗。

所以小鎮(zhèn)才說，關鍵是后續(xù)的封存細則、辦法的制定，具體看昨天分享的《》。

如果《治安管理處罰法》仍然保留“18歲以下”不改，那么按照規(guī)劃，最起碼2029年前要落實輕微犯罪封存制度，難不成到時候為了這一條再來一次修改？

沒有這么干的，其他法律還在排隊呢。

然后順著回答第二問：是不是“偷襲式立法”？

這一部分，重點是科普全國人大常委會層面立法程序和公開征求意見的法律規(guī)定。

前面說過，2005年《物權法》第三次審議后，對三審稿公開征求意見，是中國首次在網絡上面向大眾公開征求。

注意，一定要明白，所謂“二審稿公開征求意見”，不是在第二次審議前，而是第二次審議根據參會審議意見調整后，才形成了“二審稿”，然后在三審前公開征求意見。

法案公開征求意見，也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

第一次進行，是1954年6月對1954年憲法面向全民公開征求意見，歷時兩個多月，共1.5億人參加。

真正形成制度，是2000年《立法法》確立的，其中第35條規(guī)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重要的法律案，經委員長會議決定，可以將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見。各機關、組織和公民提出的意見送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

這時候還沒有形成必須公開征求意見的慣例，還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單獨決定，而且還限定“重要的法律案”。

之所以這么規(guī)定，是考慮到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所有法案都公布征求意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還會延長法律審議時間，導致法律出臺時間延后，而當時中國剛剛入世，有大量法律亟待調整，耽誤不起時間。上面提到的《物權法》，就是由委員長會議決定全文公開征求意見的，

到了2008年4月，決定今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案，一般都予以公開，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但這時候也只是對一審稿公開征求意見，后續(xù)尚不公開。

現在習慣的一審、二審稿公開征求意見，是2013年后十二屆全國人大確立的。尤其2015年修改《立法法》，對過去公開征求意見的經驗進行總結，修改后的第37條規(guī)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應當在常務委員會會議后將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說明等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但是經委員長會議決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的時間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見的情況應當向社會通報。”

注意這個37條明確說的是“常務委員會會議后將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說明等向社會公布”，也就是小鎮(zhèn)前面說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二審稿征求意見，是在二審后、三審前，而不是二審前，一定要搞明白這個基本點。

這個“常務委員會會議后”也是有說法的，因為之前存在歧義，分不清是列入議程就要公布征求意見，還是說一審后，所以2014年8月審議《立法法》時，吳曉靈提議增加了這句話。

2023年《立法法》第二次修改，對公開征求意見沒有改動，只不過調整法條順序，變?yōu)榈?0條。

更多細節(jié)不一一贅述了，感興趣再詳細了解吧。

目前制度下，僅規(guī)定一審、二審公開征求意見，三審及之后并未規(guī)定公開征求，而且一般也不會公開征求。而如果一審就直接通過，那也無需公開征求意見。

原因有很多，最直接的一點是，根據《立法法》第32條規(guī)定，一般采取“三審通過”制，也就是列入常委會議程的法律案，一般經過三次常委會會議審議后在交付表決，也就是在第三次審議的常委會的閉幕會上進行投票表決。

而且如果意見比較一致，也可以經過兩次審議就交付表決；如果只是調整單一事項或者部分修改，意見也比較一致，或者有緊急情形，也可以一次常委會會議審議就交付表決，這種情況下，也就沒有公開征求意見了，因為公開征求意見起碼要在第一次審議之后。

比如2014年8月針對香港特區(qū)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審議，這就是緊急情形。7月15日香港特區(qū)行政長官提交議案，一次審議就通過了，自然沒有公開征求意見。

而疑問說的“開會三天就直接通過”，這不是漏洞或者有意突襲，僅僅是因為2025年6月第三次審議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會期就是從6月24日至27日。

不過這是4天啊，怎么就傳出來3天呢？難道微博編造謠言的那個人，不僅不懂立法程序，甚至不懂小學數學？

但是，對相關法律案的審議，絕不僅僅只在會期內。如前面提到的《物權法》，從2005年6月公開征求意見到2005年10月第四次審議前，已經進行了大量工作。

而根據《立法法》第31條，應當在常委會會議舉行的七日前將法律草案發(fā)給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審議工作，在這時候已經開始了。有信息技術加持后，會議材料及時送達變得容易了很多，只需要登錄服務專區(qū)即可。

更多細節(jié)就不多說了。

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立法程序瑕疵、制度漏洞亦或者所謂的“偷襲式立法”，只是需要更多科普立法程序。

最后針對問題三：某趙姓專家等意見有何影響？

趙姓等專家，就是法學學者，她想發(fā)什么文章都可以。如果哪位讀者朋友有興趣，也可以發(fā)一篇論證“一切涉毒行為必須從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相銜接，逐步過渡到一律判刑”，甚至主張“一切涉毒全部無期徒刑”也可以。法學討論嘛，只要自己能夠自圓其說就行，不能自圓其說也不要緊，只要刊物愿意發(fā)就行。

所以趙姓專家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她只代表她自己。更何況她的數學似乎也不咋地，搞不清楚“案數”“人次”和“人數”的區(qū)別；也搞不清楚違法犯罪人員存在多次違法犯罪可能的基本常識；甚至都不知道曾受到治安管理處罰，不影響考公。

一個堂堂法學教授，竟然不知道如此基本的法律規(guī)定嗎？

倘若不知道，說明水平也就這樣了，還這么在意她的觀點干嘛。

當然有朋友會說：雖然小鎮(zhèn)這么說，但畢竟某媒體請她做解讀啊。

這就要說到一個大概率的慣例，注意是大概率，不是絕對。那就是真正參與立法過程、對立法有較大影響力的法學專家教授，輕易不會在公共場合表態(tài)，因為他們的意見不代表個人，會被認為可能代表整體意見。

所以，在公共輿論層面特別積極的，大概率是立法參與度低的人，甚至參與度跟普通大眾參加公開征求意見是類似的，只不過因為身份特殊，所以媒體報道多，知名度高而已。

而且，那些言必稱“接軌國際”“對標西方”的法學人士，在立法上，越來越邊緣化，何況以前影響力就不高，不要把公共輿論的聲音大小，與立法影響力混為一談。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可以參考《》

彭真在1980年9月發(fā)表“論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講話，在談到立法根據時，就說“立法時要吸收古今中外對我們有用的好經驗，要解放思想，百家爭鳴，但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根據我國的實踐經驗。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就是唯物論?！?/p>

“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根據中國的實踐經驗”，這是幾十年來立法的一貫原則。

正因為這個原則，所以路數不太對的，才會特別在意公共輿論傳播。對這些人的法學主張，要辯證地聽，他們往往會在普法中，夾帶自己的私人主張，如果不注意辨別，很可能會誤以為這是國家立法主張，這就錯了。

比如“封存”和“消除”，趙姓專家說“治安違法記錄的封存也可作為未來條件成熟時徹底消除此類記錄的過渡”，這是她自己的理解。

但實際上，小鎮(zhèn)在昨天已經說了：封存和消除，是兩條不相干的路，消除是西方式道路，而封存是基于中國實際和實踐的特色道路，可以類比理解中國式現代化。

“封存”是“封”和“存”，這兩個都重要，別忘了中國特別重視檔案管理，都強調“存”了，那怎么可能未來還要消除。

說一個真實事例：袁隆平在即將被列為重點整治對象前，工作組發(fā)現他的檔案里有一封來自國家科委九局支持袁隆平水稻研究的信函，這才得到了當地時任地委書記的批示保護。

這就是檔案的重要性。

小鎮(zhèn)自己猜測，注意僅僅是猜測，趙姓專家一貫主張的是消除不是封存，但國家已經選擇了封存，那么她就必須論證消除的路線沒有被否定，于是就有了所謂的“過渡論”。

學術討論嘛，怎么說都可以，這方面還是很自由的。

對此，小鎮(zhèn)建議：法學界有必要學習財會領域。

財政部從2003年以來不斷修訂新會計準則，也是要努力讓國內準則與國際準則保持一致。

但，財會領域不是“接軌國際”，而是“與國際趨同”，是“趨同”不是“接軌”。前者是中國的主動選擇，如果在趨同過程中發(fā)現不對路，那就回退、修改，并不認為國際規(guī)則一定對、一定適合中國；而后者則是默認國際規(guī)則也就是西方規(guī)則一定是對的，而中國是被動的。

而且，相比封閉的法學界，財會領域要開放得多。法考有更多限制更傾向于法學本科，然而無論任何專業(yè)，都可以報考注冊會計師，這就吸引了大量其他專業(yè)的人才，讓會計這門職業(yè)更容易跟各行各業(yè)尤其是新生業(yè)態(tài)緊密融合。

法學需要開放，畢竟隨著科技革命、社會變革以及全球秩序變化，有太多新事物，亟需各領域的專業(yè)人才假如。

在此小鎮(zhèn)要鄭重對部分法學教授、律師、學生說幾句話：

法律，不是法學人說了算，而是人民說了算；中國立法強調以人民為中心、更好體現人民意志，而不是體現法學生、法學人的意志。

法學人士，脫離群眾、不接地氣、能力不足、盲從西方、一葉障目等等，這都不是大問題，最關鍵的是立場要對，只要立場對，其他都不過是技術性問題。

這個立場，就是人民群眾的立場，就是中華民族的立場；絕不是精英豪強、西方國際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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