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忙著和黑社會及其保護傘作斗爭，沒騰出空來整理在國家律師學院的講稿。我看昨天公眾號里，此前的一篇“偵查階段有效辯護的北京經驗”近期得到平臺推薦。又細細看了看那篇稿子的末尾，當中明確寫了“講稿其他部分陸續(xù)整理”，還“大言不慚”的列明了后續(xù)的題目。我想，“說到做到”、“不打嘴炮”，既該是對付黑社會特別是其保護傘的手段，也該是日常生活的標準。

今天整理講稿第二部分，也就是理論界和實務界非常關心的被告人閱卷權問題。

我看網上天天嚷嚷被告人的閱卷權，律師嚷嚷，理論界也跟著起哄。好像這個問題不解決，天理都容不下似的。但有個問題是：我們的現行刑事訴訟程序運行了快四十年了，你有沒有看到哪個案件，由于法律中沒有明確規(guī)定被告人的閱卷權、實踐中被告人沒有充分行使自行辯護權而辦錯的？同時相反的一系列問題是：檢察院審查證據的時候，將核心證據撤回、不作為證據使用，怎么辦；檢察院出示證據的時候，不說明證據的具體內容怎么辦？這些關鍵的，對辦案質量和辦案公正產生實質影響的問題，卻沒人關心。

“好白菜都讓豬拱了。”“真問題都被假呻吟攪亂了?！?/strong>

閱卷之所以成為權利，是因為要通過專門的法律程序予以保障。比如：對律師的閱卷權，法律中規(guī)定的時間起點是“自審查起訴之日”，閱卷的方式包括“查閱、摘抄和復制”。

我此前一直講，被告人能閱卷，這在法律程序上不存在障礙。但閱卷和閱卷“權”是兩碼事。難道法律程序中還要專門規(guī)定，讓被告人從看守所里出來，跑到法院、檢察院復制案卷嗎？被告人閱卷的方式，就是律師找他核實。對于律師可以核實哪些證據，是僅有客觀證據，還是也包括言詞證據，2012年修改刑訴法時沒有明確規(guī)定。2012年刑訴法修改后，隨即修改了此前的六部委“關于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簡稱“六部委規(guī)定”）六部委規(guī)定醞釀過程中，司法部法制司的負責同志曾建議明確可以核實的證據種類，防止出現因律師核實言詞證據而“抓律師引誘串供”的情況。經會議研究，客觀證據連著言詞證據，明確了可以核實的證據種類，初衷是好的，但實際效果可能恰恰相反。比如：就客觀證據，律師問“這個刀子是不是你當時捅人用的”，被告人答“不是”。這還停留在核實客觀證據層面。但接下來的問答就是“不是你捅人用的，你當時為什么承認”？這就連上了言詞證據。

不明確可以核實的證據種類，就是不作限制，都可以核實。我辦案的時候，都依照上述規(guī)定給被告人核實證據，就連訊問筆錄他們弄不準的，也交給他們看。但從沒出現過網上無病呻吟的“受限”和“挨整”情況。

所以，被告人閱卷不是一個問題。與此相反和關聯的另一個問題是：被害人能不能閱卷，被害人被殺害的，他的親屬能不能閱卷？

我們的理論照抄西方，不切實際。理論上認為：“懲罰犯罪是國家權力，不鼓勵私力救濟甚至可能發(fā)生私力復仇。”所以，被害人不能閱卷。甚至是被害人請的律師，閱卷都要經過法院、檢察院批準。

但實踐中的問題是：公力救濟不力、公力救濟不足、對公力的監(jiān)督和制約也不及時的情況屢屢發(fā)生。不允許被害人閱卷，被害人請的律師閱卷不批準，怎么與公力救濟形成合力，以促進公正；怎么對公力救濟形成監(jiān)督制約，以防止權力濫用？

所以，刑訴法修改時該關心的不是被告人閱卷這個假問題。而是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閱卷，以規(guī)范權力行使這個真問題。

最后，我想請大家共同思考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被告人閱卷，整天有人嚷嚷。而被害人閱卷的問題，卻沒人說話？“都是錢給拱的。”一般情況下，被告人能拿出大錢來請律師，而被害人很難。

但無論怎么樣，說話辦事還是該公允些。屁股可以指揮腦袋，錢也能管住嘴。但你的屁股和你的嘴，不會成為所有人的屁股和嘴。整天瞎嚷嚷，想露的是臉，但內行人一看，露的竟然是屁股。還是個外國人的屁股，這人名叫“梅川內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