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5年11月21日，北京，律師侯志遠收到了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送達的一份《復查決定書》，正式撤銷了數(shù)月前對他作出的“訓誡”行業(yè)紀律處分。

這份京律協(xié)決〔2025〕49號文件，為一場席卷中國法律界的風暴畫上了句號。但決定書在宣告侯志遠“不予處分”的同時，為這場來之不易的勝利，添加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蛇足：

申請人的行為雖不構成違規(guī)，但存在不當之處。

這場充滿中國特色的博弈，始于2025年8月15日。

那天，侯志遠正在新疆帶家人旅游。前一晚，他們住在一個山間的民宿。清晨，陽光還沒完全撕開云層，山里的空氣涼得像鐵。他準備去吃早餐，手機震動了一下。

是一封郵件，附件是一份蓋著紅章的PDF。

發(fā)件人：

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

他點開了附件。屏幕的光映在他臉上，讓他的表情顯得有些僵硬。第一眼，他就看到了兩個字：

“處分”。

時間在那一刻仿佛凝固了。侯志遠后來回憶，他當時的感覺就像是在等高考成績，卻發(fā)現(xiàn)自己落榜了。他盯著那兩個字，站了一分鐘。

大腦一片空白，周圍的聲音仿佛被按下了靜音鍵。

耳邊漸漸有了聲音。是屋檐下的麻雀。

嘰嘰喳喳，吵得人心煩。侯志遠抬起頭，看到一只麻雀媽媽正蹦蹦跳跳地在草地上找食，然后飛回窩里，喂給那群張著黃色小嘴的孩子。

這個畫面極度生動、極度日常。

他走出門去。天空灰蒙蒙的，他看到了一群烏鴉，在民宿上空盤旋。民宿的老板站在院子里，吹著口哨。那是一種奇怪的韻律，烏-鴉們聽到哨聲，便一只接一只地俯沖下來，啄食地上的谷物。

老板說，他喂了這些烏鴉好幾年，已經(jīng)形成了默契。

不遠處，侯志遠的導游正躲在一棵胡楊樹后，舉著長焦鏡頭，興奮地抓拍著這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畫面?？扉T聲咔嚓作響，像是某種掌聲。

侯志遠站在那里，看著被喂養(yǎng)的烏鴉，看著喂養(yǎng)者的默契，看著旁觀者的興奮。

一種巨大的疏離感包裹了他。在這個封閉的、自洽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件事都遵循著某種不可言說的默契。而他，一個試圖講道理、講規(guī)則的律師，此刻卻覺得自己像是一個不懂規(guī)矩的闖入者。

那天是8月15日。歷史書上說，那是日本人投降的日子。但在侯志遠的歷史里，那一天，他感覺自己向某種不可抗拒的荒誕投降了。

他沒有心情再去欣賞新疆的美景。

大巴車載著他和家人駛向下一個城市。車廂里充滿了游客的歡聲笑語。侯志遠坐在靠窗的位置，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敲擊鍵盤。

就在收到處分決定的那一刻，他同時也打了一個工作電話。電話那頭，是他正在合作的另一位律師。

一個好消息。

他之前代理控告的連云港市灌南縣公安局“有案不立”的問題，得到了重視。據(jù)同事說，當?shù)匾呀?jīng)為此成立了：

專案組。

這是兩條完全不同的戰(zhàn)線：

在一條戰(zhàn)線上，他作為一名刑辯律師，因為履行最基本的辯護職責——將案卷發(fā)給自己的當事人核對，而被行業(yè)內(nèi)部的監(jiān)管機構處分。

在另一條戰(zhàn)線上，他作為一名公民代理人，通過死磕和抗爭，成功地讓一個地方的公權力機關為其不作為付出了代價，推動了一次微小的法治進步。

這兩件事發(fā)生在同一個人的身上，發(fā)生在同一個時間段里。這種強烈的撕裂感，讓那個上午在新疆看到的一切都變得不真實起來。

他一邊聽著電話里關于專案組的振奮消息，一邊看著電腦屏幕上那份關于“訓誡”的冰冷文件。他心神不寧，以至于同行的家人和游客都在等他。

在中國的法治實踐中，一個律師的身份常常是分裂的。有時，他是規(guī)則的捍衛(wèi)者；有時，他又是規(guī)則的挑戰(zhàn)者；而更多的時候，他像侯志遠此刻一樣，是規(guī)則的受害者。

他把處分決定書里關于他被處罰的部分，做了批注，發(fā)到了一個好友群里。群里炸開了鍋。朋友們說這是“胡扯”，有人甚至把這件事寫成了公眾號文章。

當晚，這事在律師圈刷了屏：

我看到處分，不知所措。

侯志遠在后來的陳述中這樣寫道。他的不知所措，源于這種深刻的荒誕。一個本應保護律師的組織，卻在他被惡意投訴后，用一個技術性的瑕疵，給了他一記棒喝。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在那棟寫字樓里，那個按下“發(fā)送”鍵的系統(tǒng)，依然在按照它的邏輯精密運轉(zhuǎn)。它并不知道，這只在新疆看到的、感到自己是異類的“烏鴉”，將會飛回北京，掀起一場怎樣的風暴。

《管子·牧民》里說：

“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strong>

但在侯志遠即將面對的這場紛爭里，他將要看到，有時候，故事的邏輯恰恰相反。

1

故事開始于一筆交易。

2024年初，山東人李夫凱因涉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被刑事追究。他賣的是森馬旗下的“巴拉巴拉”童裝，案值據(jù)稱：

逾百萬。

對于李夫凱和他的家人來說，這是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根據(jù)《刑法》規(guī)定，等待他的，可能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他們找到了侯志遠律師。

交易的條款是清晰的：侯志遠提供專業(yè)的法律服務，目標是盡可能地減輕或免除刑事處罰；李夫凱支付律師費，并承諾配合。

侯志遠接手后，迅速進入了工作狀態(tài)。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處理那筆懸在李夫凱頭上的巨額索賠。品牌方森馬集團的代理律師開出的價碼是：

五十萬。

這是一個足以壓垮任何一個普通家庭的數(shù)字。侯志遠的工作，就是在這座大山下，為他的客戶鑿出一條生路。

根據(jù)侯志遠在《陳述材料》中的描述，那段時間，他與森馬的代理人徐律師進行了多輪談判和斡旋。他提出的核心策略是：

積極賠償、化解矛盾。

這是一個典型的、旨在爭取“刑事和解”與“被害人諒解”的辯護思路。

談判的過程是艱苦的。侯志遠需要不斷地向?qū)Ψ綇娬{(diào)李夫凱的家庭困難，表達其賠償意愿，同時在法律層面，分析案件可能存在的爭議點。

他在書面陳述中，用了這樣一個詞來形容這個過程：

多輪斡旋。

這兩個字背后，是無數(shù)個電話、會議，以及在法律條文與商業(yè)利益之間反復進行的博弈。

最終，山被鑿開了一道口子。

索賠額從五十萬，降到了：

十萬。

侯志遠為李夫凱節(jié)省了四十萬元。這筆錢，對于李夫凱來說，不僅僅是四十萬，它可能意味著他未來的生活品質(zhì)，他孩子的教育經(jīng)費，以及一個家庭免于崩潰的希望。

交易的第一階段，取得了超預期的成功。

侯志遠保留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在那個階段，他們之間的關系充滿了感激與信任。家屬對侯志遠：

贊賞有加。

交易的第二個目標，是李夫凱的人身自由。

拿著這份價值四十萬的《賠償諒解書》，侯志遠開始與辦案機關溝通。這份諒解書，是整個辯護策略中最關鍵的一張牌。它向司法系統(tǒng)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

社會矛盾已經(jīng)得到化解，被告人已經(jīng)取得了被害方的原諒。

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這足以成為從寬處理的重要情節(jié)。

很快，好消息傳來。辦案機關在收到諒解書后，將李夫凱的強制措施由刑事拘留，變更為：

取保候?qū)彙?/strong>

李夫凱走出了看守所。

至此，這筆法律服務的交易，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了極高的“性價比”。李夫凱不僅避免了牢獄之災的繼續(xù)，還以一個遠低于預期的代價，解決了民事賠償問題。

按照正常的商業(yè)邏輯，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侯志遠證明了他的專業(yè)價值，李夫凱獲得了他想要的結果。交易理應在一種相互滿意的氛圍中繼續(xù)進行。

案件隨后移送審查起訴。侯志遠的工作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與檢察官溝通，爭取一個最有利的處理結果。

他向檢察官提出了對公安起訴意見書中49萬涉案金額的異議，并建議盡快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希望能獲得緩刑。

檢察官的反饋是積極的。他表示，本案已經(jīng)取得被害人諒解，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他還建議侯志遠，可以再去向公安機關核實一下，看看是否有更多有利的證據(jù)，比如刷單記錄，以進一步降低犯罪金額。

侯志遠立即將這個建議轉(zhuǎn)告了李夫凱，并與辦案警官電話溝通。

第二天，李夫凱果然從公安機關那里，又找出幾萬元的刷單記錄。

一切似乎都在朝著最好的方向發(fā)展。侯志遠心細如發(fā)，響應及時。他像一個經(jīng)驗豐富的船長，駕駛著案件這條小船，在法律的風暴中，穩(wěn)穩(wěn)地駛向一個安全的港灣。

他當時并不知道，他所有的專業(yè)、努力和盡責，在他客戶的眼中，可能只是交易的一部分。而當交易的目標達成后，交易本身，以及提供服務的這個人，其價值，就需要被重新評估了。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里，范蠡曾對文種說：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兩千多年來，這個關于工具與目的的古老定律，一直在不同的故事里，反復上演。

2

交易的失控，始于一次缺席。

2024年12月下旬，案件進入了關鍵節(jié)點。檢察院通知李夫凱，需要前往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這是一份至關重要的法律文件，它將以書面形式，基本確定李夫凱未來的命運。

但此時，侯志遠遇到了一個無法解決的沖突。

他正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參加一樁涉黑案的二審。庭審持續(xù)近一個月，根據(jù)法庭紀律：

期間法庭不允許請假。

這是一個律師在執(zhí)業(yè)生涯中常會遇到的兩難困境。兩個案件，兩個當事人，都需要他。但物理定律決定了，他不可能同時出現(xiàn)在廣州和山東。

侯志遠提前做了安排。他在開庭前就向承辦李夫凱案的檢察官作了報備，說明了自己將在廣州開庭的情況。檢察官對此表示理解，并承諾，如果需要在侯志遠開庭期間簽署具結書，會為李夫凱指派一名值班律師進行見證。

這是中國刑事訴訟程序中的一項常規(guī)制度設計，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在沒有辯護人或辯護人無法到場時的基本權利。從法律程序上講，侯志遠的缺席，并不會對李夫凱的實體權利造成任何損害。

但在人性的天平上，一次程序的補救，未必能填補情感的裂痕。

李夫凱接到了檢察院的通知。他需要去簽署那份決定他命運的文件，而他的律師，那個他全權委托、曾為他省下四十萬的人，卻告訴他：

我去不了。

根據(jù)侯志遠后來對那段混亂時期的回憶，李夫凱的反應是激烈的。在電話里，他感到了“無助、失落”，他覺得自己在檢察院“門口碰壁、無人理會、無人陪伴”。

這些情緒是否真實，外人無從判斷。但可以確定的是，侯志遠的缺席，成為了一個引爆點。它像一根火柴，點燃了李夫凱心中早已埋下的、關于那筆律師費的盤算。

在一段脆弱的委托關系中，物理的距離，往往會迅速轉(zhuǎn)化為心理的疏離。

2025年1月2日，李夫凱在值班律師的見證下，簽署了具結書。他獲得了檢察院建議緩刑的量刑建議。這是他夢寐以求的結果。

但就在簽署完畢后，他：

旋即反目。

他突然以侯志遠“未到場見證”為由，提出了新的要求：

解除合同，退還全部律師費。

指責隨之而來。在一場三方（侯志遠、李夫凱及案件介紹人）參與的微信視頻通話中，李夫凱開始全面否定侯志遠的工作。

他指責侯志遠“無用”。

他指責侯志遠在審查起訴階段沒有幫他打掉更多的涉案金額，是：

貽誤戰(zhàn)機。

他指責侯志遠不回來見證他簽字，讓他“沒有得到”應有的法律服務。

這是一個精心構建的敘事。在這個故事里，李夫凱不再是一個受益者，而是一個被律師拋棄的、無助的受害者。而侯志遠，則從一個功臣，變成了一個不盡責的“罪人”。

侯志遠在電話的另一端，感到了錯愕和委屈。他反復申明自己已盡職盡責，勸說對方恪守契約精神。但所有的解釋，在對方“退錢”這個唯一的目標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他在后來的《陳述材料》中這樣寫道：

此番變臉，令本人錯愕委屈。

在激烈的爭吵中，情緒最終壓倒了理性。侯志遠，這個執(zhí)業(yè)十年的律師，在面對他認為的“過河拆橋、背信棄義”時，用了一句他家鄉(xiāng)的方言來反擊。

一個詞：

孬種。

在山東汶上的方言里，這個詞的意思是“耍賴、不講信用”。它不是一句臟話，而是一種道德評價。但在那個劍拔弩張的時刻，這個詞的原始含義已經(jīng)不再重要。

它成了一件武器。一件可以被記錄、被引用、被提交的，完美的投訴證據(jù)。

交易，至此徹底失控。

它從一場關于法律服務的委托，演變成了一場關于金錢和背叛的戰(zhàn)爭。而侯志遠在那一刻并不知道，這場由他客戶發(fā)起的戰(zhàn)爭，很快會將戰(zhàn)火引向一個他意想不到的、更高級別的戰(zhàn)場。

《韓非子·說難》中說：

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逆鱗。對于李夫凱，逆鱗可能是那筆他認為可以要回來的律師費。而對于侯志遠，逆鱗，則是他的職業(yè)尊嚴。

3

在李夫凱的世界里，投訴成了一種武器。

視頻通話中的那句“孬種”，連同侯志遠的缺席，被精心打包，嵌入了一套全新的敘事邏輯里。這套邏輯被書寫成一份正式的投訴書，遞交給了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

投訴書的核心訴求，正如侯志遠所預料的那樣：

退費。

但這僅僅是開始。在最初的投訴被律協(xié)初步認定不成立后，李夫凱的武器庫迅速升級。

據(jù)侯志遠的《陳述材料》記載，李夫凱的重復投訴：

變本加厲。

他不再僅僅滿足于索要律師費和差旅費，而是“獅子大開口”，要求侯志遠賠償法院對其判決的：

50萬元罰金。

這是一個荒誕的邏輯跳躍。李夫凱認為，是侯志遠的不盡責，導致他“錯失最佳處理時機”，最終損失了50萬元。

在這個全新的故事版本里，侯志遠不再僅僅是一個“服務不到位”的律師，他成了一個需要為李夫凱所有不幸結局負責的“罪人”。

侯志遠很快注意到，這些投訴書的行文風格，有些不對勁。

他在向海淀區(qū)司法局提交的陳述中寫道：

“觀其投訴書行文格式及文風，斷然不是出自其低學歷者之手?！?/p>

他將這些投訴書發(fā)到了北京及全國的律師群里，同行們的看法與他一致。

結論是：

背后恐有專業(yè)人士教唆之嫌。

侯志遠并非憑空臆斷。在他的觀察和了解中，一個潛伏在中國法律服務市場陰影下的灰色生態(tài)，逐漸浮出水面。

他稱之為：

惡意投訴產(chǎn)業(yè)鏈。

根據(jù)多位行業(yè)內(nèi)律師的描述，這個產(chǎn)業(yè)鏈的運作模式清晰而高效。

它的上游，是一些“法律服務公司”。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尋找那些對案件結果不滿、或僅僅是想省錢的當事人。

他們的產(chǎn)品，是一種“話術”和“策略”。他們會教唆當事人，如何將正常的辦案過程、律師無心的言語、無法避免的程序瑕疵，包裝成“代理不盡責”、“態(tài)度惡劣”、“程序違法”的投訴材料。

他們的商業(yè)模式，是大包大攬，承諾成功后抽成。

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師說，該產(chǎn)業(yè)鏈常見的營銷話術是：

幫你把錢拿到手，我再提一個傭金。

這個模式精準地擊中了人性的兩個弱點：貪婪，以及對專業(yè)壁壘的無知。當事人無需任何成本，只需按照“劇本”表演，就有機會拿回一筆不菲的費用。

這是一種新型的、以“規(guī)則”為武器的碰瓷。它將律師協(xié)會的投訴機制，從一個保障客戶權益的安全閥，異化成了一個可以被利用來牟利的博彩機。

侯志遠認為，李夫凱就是這臺博彩機的玩家之一。

而這臺機器之所以能夠運轉(zhuǎn)，并不僅僅因為玩家的投機。更重要的，是機器本身的設計，存在著漏洞。

第一個漏洞，是漫長的處理周期。

侯志遠對此深惡痛絕。根據(jù)他在《復查申請書》中引用的《北京細則》，懲戒委作出決定的法定時限是：

六個月。

但這六個月，還不包括“追加被調(diào)查人、補充證據(jù)、補充申辯、中止調(diào)查、調(diào)解”等多種可以被扣除時限的情形。據(jù)侯志遠本人稱，對他的調(diào)查就持續(xù)了近6個月。

這種漫長的等待，對于被投訴的律師來說，是一種巨大的精神消耗。它像一場曠日持久的低燒，不斷蠶食你的精力，讓你無法專注于正常的工作。

第二個，也是更致命的漏洞，是監(jiān)管機構息事寧人的調(diào)解傾向。

多位律師證實，在面對投訴時，律協(xié)或司法局的工作人員，常常會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他們會勸說律師：

退點錢，調(diào)解算了，別跟這種人糾纏。

這種“和稀泥”式的處理方式，看似是為了化解矛盾，但實際上，它向市場傳遞了一個危險的信號：

投訴，是真的有用的。

它讓惡意投訴從一種高風險的誣告，變成了一種低成本的談判籌碼。

侯志遠在他的《陳述材料》中，用了這樣一個詞來形容這種現(xiàn)象：

求錘得錘。

當系統(tǒng)默認以“妥協(xié)”為最優(yōu)解時，那些揮舞著錘子的人，就永遠不會空手而歸。

侯志遠決定不妥協(xié)。即使在原律所不斷施壓，要求他退費了事的情況下，他也選擇了硬扛。這種對抗，讓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被要求轉(zhuǎn)所、被扣發(fā)工資、在長達數(shù)月的拉鋸戰(zhàn)中身心俱疲。

他對抗的，表面上是李夫凱。但實際上，他的敵人，是那個躲在李夫凱背后，為他提供武器和彈藥的“看不見的教唆者”。

以及，那個雖然不生產(chǎn)武器，卻為武器的使用提供了完美戰(zhàn)場的：

系統(tǒng)本身。

《禮記·中庸》里說：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當“中庸”變成一種毫無原則的調(diào)和時，它便不再是君子的美德，而是小人橫行無忌的溫床。

4

系統(tǒng)以一種侯志遠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方式，給出了回應。

在長達數(shù)月的調(diào)查之后，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紀律委員會得出了一個分裂的結論。

一方面，對于李夫凱投訴的核心——“代理不盡責”，委員會的調(diào)查結果是：

不成立。

這是一個公正的裁決。它意味著系統(tǒng)頂住了壓力，沒有選擇“和稀泥”，而是基于事實，認可了侯志遠的專業(yè)工作。

按照正常的邏輯，故事到這里，本應畫上句號。侯志遠洗刷了冤屈，李夫凱的惡意投訴被駁回。

但系統(tǒng)并沒有停下來。

它像一臺精密但不知變通的圖靈機，在完成了主程序的運算后，又自動啟動了一個子程序。這個子程序，是委員會在調(diào)查過程中，“自行發(fā)現(xiàn)”的一個新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侯志遠通過微信，將全部案卷發(fā)給了李夫凱。

系統(tǒng)在這里展現(xiàn)了它奇特的自我修正與擴張能力。當它無法在A問題上懲罰你時，它會創(chuàng)造出一個B問題，來完成它預設的“懲戒”閉環(huán)。

于是，那份塵封的《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guī)范》第三十七條，被從故紙堆里翻了出來。

這條誕生于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黎明期的規(guī)范，本身充滿了模糊性。它禁止律師向當事人的“親友”和“其他單位個人”提供案卷，但并未明確禁止向當事人本人提供。它允許律師向當事人“核實”證據(jù)，但又沒有定義“核實”的邊界。

這種模糊性，為系統(tǒng)的自由裁量，提供了完美的空間。

紀律委員會的裁決是：侯志志遠的行為，“已超出了核實有關證據(jù)的合理范圍和必要限度”。

這是一個無法被證偽的結論。因為“合理”與“必要”的標尺，完全掌握在裁決者的手中。

做出這個決定的，并非某個具體的個人，而是“系統(tǒng)”本身。在這個由程序、規(guī)則和委員會構成的龐大機器里，每一個人可能都在盡職盡責。

調(diào)查人員負責發(fā)現(xiàn)事實。

委員會成員負責引用規(guī)則。

最終，這臺機器吐出了一份看似邏輯嚴謹、無可挑剔的《處分決定書》。

侯志遠收到了：

訓誡。

這是一個微妙的處分。它既不像“警告”那樣嚴厲，也不像“無罪”那樣清白。它像一根小小的刺，扎在你的職業(yè)履歷里，不致命，但讓你時時感到不適。

這個結果，完美地體現(xiàn)了系統(tǒng)的智慧：

它既維護了程序的尊嚴（駁回了惡意投訴），又展現(xiàn)了監(jiān)管的權威（作出了處分決定）。它安撫了投訴者（雖然你輸了，但他也被罰了），也敲打了被投訴者（雖然你沒錯，但你也不完美）。

在這場紛爭中，系統(tǒng)本身，成了唯一的贏家。

但侯志遠不打算接受這個結果。

他開始了一場新的、更艱難的戰(zhàn)爭：對抗系統(tǒng)本身。

他向北京市律協(xié)申請復查。他的代理律師，來自京師（武漢）律師事務所的李智、上海薛榮民律師事務所的薛榮民律師以及二位的助理顏毅豪、王振江律師，共同提交了一份長達11頁的《代理意見》。

這份意見書，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開始解剖那份《處分決定書》的每一個邏輯關節(jié)。

它指出，律協(xié)的調(diào)查“超出了投訴范圍”，違反了“不告不理”的程序正義。

它指出，《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guī)范》是一份指導性的“業(yè)務規(guī)范”，而非強制性的“行業(yè)規(guī)范”，不能作為懲戒依據(jù)。

它指出，向當事人本人提供案卷，是保障其知情權和辯護權的正當行為，不應被曲解為“泄密”。

全國律協(xié)刑委會秘書長韓嘉毅律師的一段公開解讀，被作為有力的論據(jù)，附在了申訴材料里：

懲戒律師披露信息的規(guī)則，體現(xiàn)在行業(yè)協(xié)會制定的各種懲戒規(guī)則中，不應該在涉及業(yè)務操作的《規(guī)范》中。

這場博弈，從事實層面的爭吵，升級為了一場關于規(guī)則解釋權的純粹戰(zhàn)爭。

侯志遠在這場戰(zhàn)爭中，幾乎傾盡所有。他面臨著原律所的巨大壓力，被扣發(fā)工資，被要求轉(zhuǎn)所，一度陷入“走又走不了，投訴又遲遲不解決”的困境。

他說，那是他最孤獨的時候：

我選擇寧肯被律所繼續(xù)施壓、被律協(xié)處分、不接任何案件也堅決不妥協(x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