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古巴紀實?與卡斯特羅徹夜談

何新與卡斯特羅的徹夜長談

哈瓦那革命宮（大理石宮）

左三何新，左二翻譯何瑞鵬，左一陳大使，→右二卡斯特羅

2月27日晚上19點，卡斯特羅派車接我赴他的辦公地，著名的哈瓦那大理石宮（革命宮）。外交部為我安排的西班牙語翻譯何瑞鵬、中國駐古巴特命全權大使陳久長同行。

卡斯特羅在辦公室迎接我，與我擁抱。他身穿草綠色的卡其布軍服，質地厚實而板硬。卡斯特羅個子很高，可能比我高近10公分，因此當他擁抱我時，我感覺面對著一位巨人。

與卡斯特羅的談話和晚餐持續(xù)進行了大約七個多小時，回到駐地已是凌晨四時。

我們的談話內容非常廣泛。有一部分在晚餐中進行，是關于古巴的美酒和美食，十分輕松。卡斯特羅推薦我喝古巴特產的朗姆酒，以及品嘗多種發(fā)酵起司（奶酪）。

但是，交談開始時，我犯了一個地理知識的錯誤。老卡問我溫州在上海的什么方向。

我雖然是溫州出生，但自幼離家，生長在北方，已多年沒有回過老家，平時也沒注意過這個事情。所以想當然地說可能在上海東南方。沒想到，老卡實際是有備而來。

他立刻叫人拿來地圖，指著溫州說——在上海西南方，你的地理沒學好。我只好尷尬地承認錯誤。

我總的印象是，卡斯特羅是一位極其睿智，反應極快的語言大師。他有豐富的感情，人道主義的同情心，洞察人心與人性。他言語坦率，善于直逼要害地提問。我們的交談范圍很廣，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意識形態(tài)和人生。

卡斯特羅不僅閱讀過我的一些著作（我的許多著作有英文版），而且似乎對我的人生經歷頗有了解。

北京周報西班牙語版

那個夜晚我們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毫無界限，包括：中國地理和農業(yè)，文化革命，中國改革，社會主義，宗教信仰，以及古巴經濟與世界未來前景。

卡斯特羅問我，你是紅衛(wèi)兵嗎？

我說當年是，我那時候是半大的孩子。但是我參加過造反運動。然而后來，我反對文化革命，變成保守派，還當過反革命。

卡斯特羅大笑，他說你知道嗎？我自少年時候起一直是一個造反派。

卡斯特羅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古巴家庭。他的父親本來是一個西班牙貧農。年輕時期來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當兵。脫下軍服后，老卡斯特羅在古巴購買荒地，建立了甘蔗種植園和榨糖廠，成為身家不菲的古巴富豪。

卡斯特羅有兩個兄弟。他的小弟弟勞爾·卡斯特羅后來成為他的接班人、政治繼承人。

他的兒子菲德爾·卡斯特羅·迪亞茲·巴拉特，是一位軍人，也是核電站專家，我在去圣地亞哥的專機上曾經與他同機相遇。

卡斯特羅自嘲說：我也是造反派。我幼年就已胸懷大志，有革命情懷。我對我家種植園里做苦役的勞苦農民懷有深切的同情。因此，我造反的第一個對象是我的父親。我13歲時就曾組織蔗糖工人鬧罷工，要求我的父親縮短他們的勞作時間，改善他們的待遇。

卡斯特羅告訴我，他在青少年和大學時代閱讀了大量英雄人物傳記和著作。包括古巴民族獨立先驅者何塞·馬蒂，拉丁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和何塞·弗朗西斯科·德·圣馬丁·馬托拉斯，以及馬克思、列寧、拿破侖、加里波第和中國的毛主席的著作。

這些人物都是他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影響和改變了他的人生。

1989年蘇聯(lián)與東歐發(fā)生巨變后，蘇聯(lián)和經互會國家切斷了與古巴的經濟往來。對古巴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古巴失去了能源供應（石油和煤炭），糧食進口以及外匯來源。古巴小國寡民，資源匱乏，無法做到自給自足。

與此同時，美國認為消滅古巴社會主義政權的絕好機會已經降臨，利用除直接入侵外的一切手段試圖顛覆古巴政權。古巴國民經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這時，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也對古巴施加壓力，切斷與古巴的經濟關系。外部的沖擊和各種壓力，造成古巴國內思想混亂，對前途悲觀失望。

在這種生死存亡的關頭，卡斯特羅作為最高領導人，必須頂住各方面的壓力，謀求堅持革命。另一方面，卡斯特羅也認識到必須進行改革以挽救黨和國家。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研究了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版）和北京周報發(fā)表的我90年代初發(fā)表的一系列言論（有西班牙語文本），他對我的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因此他指示古巴駐華大使格拉先生與我交朋友，并邀請我來到古巴。

在這個夜晚的討論中，以下有一部分內容在我的手記中，我此前沒有發(fā)表過。

我告訴卡斯特羅，我不是共產黨人，不是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甚至不屬于左派。我的言論不代表中國的官方立場，不代表主流意識形態(tài)。

卡斯特羅對此感到有所不解。他說，既然如此，為什么你的個人言論能夠多次在中國的黨報顯要地位得到發(fā)表？

我說，這不是我自己決定的。事實上官方媒體如何決定的，我也不知道。報社只是有領導來向我約稿，我提供了稿件，然后他們問我是否同意發(fā)表？我當然很愿意發(fā)表，于是就發(fā)表了，如此而已。

卡斯特羅說，你的言論影響很大。我說似乎如此，但是我感到很意外。

卡斯特羅問：有沒有人指示你應當怎樣說和怎樣寫？

我說從來沒有，絕對沒有。我的所有言論和文字，都是出自我自己的獨立的研究和思考。

卡斯特羅說，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本身是一個官方機構。在古巴，科學院也是如此。我們的學者是服務于國家的，他們的研究和寫作是服從國家的。

我說，是的，在1980年代以前，中國的學術和思想也一直是這樣。不存在獨立思考和言論的空間。但是80年代以后這種情況在學術和文化方面發(fā)生了變化。

現在有兩種情況，一方面仍然有相當多的命題和選題，是體現官方意識形態(tài)和主流意圖的，并且得到國家基金的支持。

但是另一方面，也允許一部分學者進行某些獨立的、非主流的研究和發(fā)表某些個人性的言論。這是為了體現毛澤東當年說過的學術與文化的“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就我個人來說，我也是在社會科學院領工資的學者，工資是國家給的。因此我認為自己有責任為國家效力。

我說我的思想實際上是兼容并蓄的。我研究過馬恩列斯的學說，研究過西方馬克思主義。但是我也研究過西方哲學的重要思想，包括康德主義、黑格爾主義、羅素主義等等。我研究過主要的西方各種學說，包括存在主義、實用主義、政治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以及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

我說我理解馬克思思想有階段性的演進和變異，早期馬克思是人定勝天的革命浪漫主義者，中年是鼓吹革命而且參與組織革命的激進主義者，但是晚年（巴黎公社運動失敗后）的馬克思是現實主義者，是宿命的歷史決定論者，認為人的意志無法改變歷史規(guī)律。

我最崇尚毛與鄧的實事求是學說，只堅持務實與實用主義的方法論。

卡斯特羅說，思想能夠引導歷史。古巴革命運動最早可以溯源于19世紀甚至18世紀，那時世界上還沒有形成馬克思主義。古巴的馬克思主義也不純粹，有各種分支?，F代古巴革命之父實際上是何塞·馬蒂。

馬蒂運動的基礎是依靠工人階級，主要力量是種植園農奴和卷煙業(yè)產業(yè)工人。他的綱領本質上是人道主義。如果遵循馬蒂思想的軌跡，最終會導致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異途同歸，導向一個社會主義綱領。

談話由關于馬蒂的人道思想，談到宗教信仰問題。

卡斯特羅問我是否研究過《圣經》。我說我沒有讀過，中國基督徒很少。

卡斯特羅說，基督教中心思想是人道主義。在革命時期，我的很多戰(zhàn)士是有天主教信仰的人。

卡斯特羅問，馬克思，列寧，毛澤東，20世紀的革命究竟是為了什么？革命本身不是目的。革命是為了改變世界，改變人，改進人類的生活。

卡斯特羅說，如果有人稱我為天主教教徒，我不會介意。如果不是從單純宗教信仰角度，而是從社會學角度，那么我會說，在人道主義的意義上，可以認為我是信徒，奮斗來自我對于改善人類生活的信念和目標。

古巴革命已經改變了多數古巴人，特別是下層窮苦人的生活。革命以前，古巴是一個非常落后的美洲小島國家。除了甘蔗和雪茄，歐美人只知道古巴是妓女之國，盛產妓女。古巴是歐美有錢人玩樂的天堂。古巴曾經被稱為加勒比大妓院。古巴在作為西班牙帝國殖民地的時代，許多莊園實行的是奴隸制度。直到20世紀初，古巴的某些種植莊園中還存在著農奴。

我們的革命改造了一切。革命驅逐了大資產階級。革命后的古巴實現了全民免費教育，全民免費醫(yī)療。

在90年代以前，古巴的公共服務設施是南部美洲最好的。

革命后，我們的官員和部長沒有特權。他們沒有特殊住房，沒有高工資，沒有特殊收入和服務，除了參加公務活動高級官員也沒有私人汽車。

古巴現在有一些私人汽車，主人是藝術家，運動員，工程師，他們的收入高于一般部長們。如果不是蘇聯(lián)和經互會解體，古巴的經濟成就過去是我們感到十分自豪的。古巴在醫(yī)療科技、農業(yè)技術和一些領域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

現在古巴面臨的問題和嚴重困難，完全是美國對古巴的全面經濟封鎖造成的。

我問老卡，為什么古巴不設法突破封鎖？為什么古巴不設法和美國以外的歐洲日本公司做生意？

卡斯特羅說這目前是不可能的。不是古巴不想，是因為存在連鎖制裁制度。世界的任何一個公司與古巴發(fā)生貿易往來，就會進入美國黑名單，被踢出美國主導的金融和貿易體系。

談到古巴遭遇的嚴重經濟困難，我說，既然美國的封鎖是造成問題的主要方面，那么總要尋求一種方向，超越封鎖，走出去。我還說，古巴能不能尋求妥協(xié)？能不能與美國緩和關系？對抗，對于古巴不是可以持久之計。

我還說，古巴謀求實現糧食自給顯然是必要的。根據中國解決糧食困難的經驗，需要對內開放農產品自由市場，解放農業(yè)生產力，讓農民發(fā)揮自主性，讓農業(yè)經濟活起來。

卡斯特羅知道我會見了古巴的一些經濟學家。于是我談到我對傳統(tǒng)蘇式政治經濟學的批評。

我說古巴經濟學家也是蘇聯(lián)東歐的傳統(tǒng)政治經濟學派，這個學派理念受束縛于各種教條主義，很難理解現實經濟問題。例如通貨膨脹問題。我認為古巴并非沒有通貨膨脹，票券經濟，黑市票券價格，反映的就是變相的通貨膨脹。

卡斯特羅對此沒有發(fā)表意見，他在沉思。

我們那一晚上的談話是如此投機，以至于最后卡斯特羅非常誠懇地建議，問我是否愿意多留在古巴一些時間？我說我非常愿意。但是有一個小問題，我不適應西餐，我吃不慣西班牙式的食物。在這里天天吃西餐，讓我想家了。

卡斯特羅看看中國大使，說這不會是問題。我們可以聘請中國的廚師。

我笑了，說您這樣誠意的邀請，是我畢生的榮幸。但是這個事情我說了不算。

我們的晚餐和暢談，一直持續(xù)到凌晨，接近四點。

臨別之際，卡斯特羅讓工作人員拿來了一部特制的、仿古的羊皮書《歷史將宣判我無罪》，親筆簽名后，贈送給我。

卡斯特羅簽名贈送羊皮書《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珍貴的著名的手工版羊皮書

卡斯特羅簽名版《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我知道，這是一件極其珍貴的禮物。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La Historia me Absolverá），卡斯特羅最著名的著作。是菲德爾·卡斯特羅于1953年10月，在古巴蒙卡達地區(qū)法院的審判法庭上發(fā)表的自我辯護詞?？ㄋ固亓_以律師身份擔任自己的辯護律師，這一演講被記者瑪爾塔·羅哈斯（《蒙卡達審判》一書作者）現場記錄下來?！?/p>

在我離開古巴的最后那一天，古巴主人送來了一個鱷魚皮公文箱，兩盒名貴的雪茄，一套拋光彩色大理石的煙具，還有一箱朗姆酒。主人告訴我，這是卡斯特羅給我個人的禮物。我的確感到受寵若驚。

【附記】

2016年11月25日，卡斯特羅逝世，享年90歲。

菲德爾·卡斯特羅是20世紀執(zhí)政時間最長的一位國家元首。

他作為對手曾與十個美國總統(tǒng)搏戰(zhàn)——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肯尼迪（Kennedy）、約翰遜（Johnson）、尼克松（Nixon）、福特（Ford）、卡特（Carter）、里根（Reagan）、老布什（Bush Padre）、克林頓（Clinton）、小布什（Bush Hijo）。

他遭遇過600多次刺殺，但是大難不死。

卡斯特羅好客，豪爽而且慷慨。他的確是天才人物，具有無與倫比的人格魅力，是改變過世界的巨人。

卡斯特羅去世后，我查閱與他為朋友的各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名單，包括：

薩特（Jean-Paul Sartre）、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海明威（Hemingway）、格林（Graham Greene）、米勒（ArthurMiller）、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若奧·亞馬多（JorgeAmado）、奧斯瓦爾多·瓜亞薩明（Oswaldo Guayasamín）、亨利·卡爾捷-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胡利奧·科塔薩爾（JulioCortázar）、何塞·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ia Márquez）、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Galeano）、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諾姆·喬姆斯基（NoamChomsky）等。

在卡斯特羅的領導下，古巴以一個彈丸之地的小國（10萬多平方公里，1100萬人口），影響世界政治，與美國對抗幾十年年，但是美國始終無法打敗古巴，沒能消滅古巴革命，甚至連改變古巴的發(fā)展方向也做不到。 20 世紀波瀾壯闊的世界歷史中誕生了幾位神話般的傳奇人物。卡斯特羅身列其中。

還有一點令我印象深刻，在古巴的日子里，事實上我很少看到卡斯特羅的個人肖像。

在與古巴普通人的接觸中，我感覺到他們對于卡斯特羅的敬仰與愛，那是一種宛若對父兄、長者的出自內心的由衷敬愛。

對于許多古巴人來說，卡斯特羅是神一般的存在。

▲人民日報對何新訪問的報道

（20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