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奏折制度的 “始作俑者”。

康熙二十年前后，少數(shù)親信官員遵照康熙意圖遞呈奏折，這一文書形式此后逐漸成為清代官方定制，衍生出明奏、暗奏、單銜奏事、多人齊奏等多種類型。這項君臣專屬的交流渠道，終成有清一代重要的上下溝通手段?？杀緫獓烂C的政務溝通，最終卻充斥著 “大廢話文學” 的敷衍忽悠 。因清代官員操守、能力參差不齊，奏折質(zhì)量良莠不齊，甚至滿是廢話贅言，讓批閱奏折的皇帝不勝其煩。礙于祖宗家法不可擅改，皇帝們只能與臣下 “玩文字游戲”，有時被煩得哭笑不得，卻也無可奈何。

雍正行樂圖

康熙一朝，僅有一百三十七名官員獲許遞折，這在當時是極高的榮耀。對于部分官員混淆請安折與公務折的行為，康熙怒斥：“請安折子不應與此事一處混寫，甚屬不敬。爾之識幾個臭字，不知里去了？” 還有臣下為表殷勤，除反復遞折外，還頻繁進獻地方吃食，曾有官員奏報：“奴才于四月二十八日購到新鮮者，味甘微覺帶酸，其蜜浸與鹽浸者，俱不及本來滋味。切條曬干者，微存原味，奴才親加檢看，裝貯小瓶，敬呈御覽。” 康熙嘗后并不喜愛，批示 “乃無用之物，再不必進”，可該官員仍反復進獻，康熙只得多次在奏折中重申 “勿送”，即便知曉臣下出于孝敬，卻仍要在處理政務之余耗費心力批示，身為制度開創(chuàng)者的他也倍感無奈。

雍正登基后，將奏折制度全面放開，獲直接遞折權(quán)的官員增至一千人以上。如此一來，雍正幾乎每日都要親自審閱數(shù)萬字奏折，再逐一批復落實，工作量極為繁重。一心推行改革的他，奏折內(nèi)容更豐富、視角更廣闊，加之性格率真，其朱批中留下了諸多趣味盎然的表述。他曾總結(jié)：“各省文武官員之奏折，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親自覽閱批發(fā)，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于左右。” 全程拒絕他人協(xié)助的他，每日面對如雪片般的奏折，辛勞程度可想而知。

彼時奏折需由地方大員派家人或?qū)賳T專程赴京送抵宮門，耗費甚巨。關(guān)于奏報頻率，雍正曾在給寧夏官員的朱批中明確：“遇到應該承報的事情，就是一個月內(nèi)上奏幾次也是應該的；如果沒有什么可奏報的，哪怕幾年沒有折子送來，朕也不會怪罪?！?可仍有官員拘泥形式，雍正二年二月，云南總兵在折中稱奉旨每年密奏兩次，現(xiàn)特派人送折。雍正不耐煩批復：“并沒有限定你每年一定兩次，有要奏報的事，怎可拘于兩次而不報；平安無事，何必非要湊夠兩次做什么？” 此外，對于遞折方式，雍正也細致規(guī)范，漕運總督張大請求動用驛站馬匹奏報漕運事務，雍正回復：“若有要緊奏折，可乘驛馬送來；一般尋常的奏報，像某船經(jīng)過某閘之類，不但不應當騎驛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

雍正批示

一百多年后的曾國藩，堪稱雍正的 “隔代知己”。在教導弟弟曾國荃如何上奏時，他對奏折制度的運用已爐火純青，提出 “眼界不必太高，自謙不必太甚”，并叮囑：“弟奏事不必限定一月一次，有所陳奏則多奏，無所陳則少奏?！?清代有建樹的官員，多是奏折高手，曾國藩的奏折行文有氣勢、符合規(guī)范且兼具理論創(chuàng)新，風格盡顯 “辣、準、狠”，可惜雍正未能遇上這般得力的奏事之臣。

奏折制度全面鋪開后，雍正也算捅了 “馬蜂窩”—— 大量地方官員沒事找事，頻繁遞折諂媚討好。心情好時，雍正尚可受用，比如護軍統(tǒng)領(lǐng)永福奏報為祈禱他康復，愿 “己身加二倍病之”，雍正雖被感動，卻故意嗔怪：“永福胡奏之語，不成體統(tǒng)。胡說之極，果應其言，亦奇事也。”

可多數(shù)時候，過度忙碌的雍正難免心煩，不少官員的 “馬屁” 常拍到 “馬蹄子上”。雍正三年二月，廣東巡撫年希堯一次送來三件奏折，內(nèi)容卻都是早已上報各部的舊事，雍正怒而質(zhì)問：“已經(jīng)報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廣東省內(nèi)沒事可報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這么遠的路途，專門派人送來這等無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即便再三申飭，“垃圾奏折” 仍源源不斷，官員們沒事遞折說廢話、獻殷勤、扯閑篇，讓雍正氣憤又無奈。

情商高、心思細的雍正善于處理人際關(guān)系，雖為帝王，卻常放下架子與臣工像朋友般溝通，還會給臣下及其家屬賞賜醫(yī)藥。在請安折上，他的批示格外親切：“朕躬安，爾好嗎？”“朕躬甚安，爾可好？” 在山西巡撫諾敏的請安折上，他更寫道：“朕躬甚安。爾好么？新年大喜！蒙天地神佛保佑，爾之合省雨水調(diào)順，糧食大收，軍民安樂，萬事如意！” 按清代慣例，“凡上奏折一匣，必附請安折一封，…… 請安折中不呈公事，獨問‘安好’而已”（佟鴻舉著：《民俗文書收藏趣談》）。

可心情不佳時，面對冗余奏折，雍正的耐心便蕩然無存。收到貴州布政使 “小事啰嗦 + 獻殷勤” 的奏折，他批復：“路途這樣遠，若沒有什么必奏不可的事，就不要徒勞往返了。如果把不時呈報奏折，作為挾制上司、恐嚇屬員之舉，尤其不可，這不過是倚杖小才技、弄聰明，非長策也。” 直隸官員因下雨專門奏報，他朱批：“下點下雨，絮絮叨叨”；江西布政使李蘭在無關(guān)緊要的內(nèi)容后附 “皇上洪?！保毖詤挆墸骸半奚顓挻朔N虛文”；福建布政使趙國麟總強調(diào)自己 “一得之愚”，他戳破其虛偽：“你寫自己愚蠢的字太多了，我豈能把一個愚蠢的人安排到藩司崗位？”

遇到看不起的臣下，雍正還會加以諷刺。批佟吉圖的奏折時，他嘲弄：“知人則哲，為帝其難之。朕這樣平?；实?，如何用得起你這樣人！” 批胡鳳翚的奏折時，他寫道：“多賞你些，好為你夤緣鉆刺打點之用。” 若遇上臣下無故 “撩撥”，恰逢他氣不順，便會破口大罵，輕則斥為 “糊涂”“無知”“可厭”，重則罵作 “不是人”“死人”“狗”，平素的風度蕩然無存。

雍正行樂圖

雍正極厭惡阿諛奉承與自輕自賤的言行，他極好面子，也要求臣下顧全臉面，直言 “朕之臉面乃爾之性命，是否好自為之，或行不是，全在于爾”。在左都御史尹泰的奏折上，他更是罵道：“尹泰，爾以前干什么來著？該死的老畜生！”“放老狗屁！”（《雍正檔》）；面對臣下狂妄之言，他也曾怒批：“你是神仙么？似此無知狂詐之言，豈可在君父之前率意胡說得的！” 有時興致上來，回復還對仗工整、氣勢十足：“喜也憑你，笑也任你，氣也隨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惱也從你，朕從來不會心口相異。”

康熙開創(chuàng)的奏折制度，經(jīng)雍正 “發(fā)揚光大”，注入了濃厚的個人色彩。在森嚴的紅墻之內(nèi)，這項制度打破了宮廷政治的刻板冰冷，傳遞出少有的 “說人話” 的生動與鮮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