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永樂年間，三寶太監(jiān)鄭和率領(lǐng)龐大的艦隊開始了下西洋。遠航始于永樂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結(jié)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計七次。鄭和船隊的遠航比歐洲大航海探險家們的遠航早了50年。鄭和船隊抵達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亞、印度、阿拉伯半島、非洲東部的摩加迪沙等地，遠航航行的能力得到了事實的肯定。鄭和船隊的艦只數(shù)量、人員規(guī)模、武器裝備與同時期世界其他地方相比那是真正的“清場式遙遙領(lǐng)先”：哥倫布1492年首次遠航的船隊只有3艘船，其中只有一艘超過100噸，其余兩艘不足百噸，船員總數(shù)不過區(qū)區(qū)87人；鄭和七次下西洋，艦隊規(guī)模較小的那一次有300多艘船，艦隊規(guī)模最大的那次有近千艘船，船隊中的“寶船”噸位超過3000噸，這樣的“寶船”數(shù)量在艦隊中一般有63艘，而鄭和每次遠航的船隊總?cè)藬?shù)在27000人左右。

中國近代幾百年之所以落后，錯過“大航?！北徽J為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在閱讀鄭和下西洋這段史料的時候都會發(fā)出惋惜：以鄭和艦隊當時的實力，中國人完全可以成為海上的霸主，在海上擊敗阿拉伯人、歐洲人，占領(lǐng)美洲、澳洲，將中華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為什么這么好的機會卻被生生錯過？

其實根本沒有必要惋惜。鄭和下西洋跟大航海時代西方探險家的遠洋航行完全是兩碼事，也一定不會帶來西方航海家給歐洲帶來的那種后果。

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背景，是朱元璋對大明朝進行了空前嚴厲的海禁政策：大明洪武三年，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mào)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地市舶司。至此，中國民間的海上對外貿(mào)易完全被官府禁止。

之所以說朱元璋的大明朝的海禁政策是空前嚴厲的，是因為明朝之前，元、宋、唐、隋乃至更早的朝代，海上貿(mào)易從來都是民間商業(yè)活動的一部分，當然也是朝廷征稅的對象，明朝以前的朝代從沒有過禁絕海外貿(mào)易的想法。

中國古代王朝一直“重農(nóng)抑商”，皇帝也在不斷加強皇權(quán)。本來，皇帝擔心大臣或子民造反，很正常，但到了朱元璋這里，他出身最底層，親眼看到家里好幾口人餓死，之后他經(jīng)歷世事艱辛、飽嘗世態(tài)炎涼，再后來他通過自己的奮斗當上了皇帝、擁有了天下，跟唐太宗、宋太祖這些在當皇帝之前就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的人相比，從社會最底層爬上皇帝寶座的朱元璋更懂得底層艱辛更珍惜皇帝寶座，那種“總有刁民想害朕”的提防心理就也更強烈。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設(shè)立錦衣衛(wèi)實行特務(wù)統(tǒng)治監(jiān)視大臣和子民的一舉一動，跟前朝比，洪武朝忽然把君權(quán)提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而歷朝歷代“重農(nóng)抑商”的本意也是為了加強皇權(quán)，因為商人的經(jīng)商活動可以讓商人積累起大量的財富，商人就可以用手中的財富產(chǎn)生社會影響力，抵觸皇權(quán)。對強化君權(quán)著迷的朱元璋當然不會放棄“重農(nóng)抑商”的政策，反而要把“重農(nóng)抑商”政策發(fā)揮到極致。跟元朝、宋朝相比，大明朝商人的地位變得特別低下。禁止民間海外貿(mào)易就是朱元璋在整個大明實行“重農(nóng)抑商”政策的一部分。

說明清兩朝跟之前王朝比起來近乎瘋狂的皇權(quán)專制的始作俑者是朱元璋，一點問題都沒有。

除此之外，朱元璋海禁政策還有一個動機是防倭寇。

海禁政策實行以后，大明朝的民間海外貿(mào)易全部停止，但官方的貿(mào)易仍然存在。大明朝的官方貿(mào)易屬于“朝貢貿(mào)易”的性質(zhì)：海外番邦“萬國來朝”，奉大明天子為天下之主，向大明天子獻上當?shù)氐耐撂禺a(chǎn)，大明則回贈以豐厚的禮品和賞賜。由于明朝實行“厚往薄來”的朝貢政策，海外番邦來大明朝貢的國王或使臣的一切花銷都由大明報銷，大明向他們回賜的禮物的價值相當于他們進貢給大明朝廷的物品價值的數(shù)百倍。說白了，朝貢貿(mào)易就是一個“花錢買面子”賠本買賣，在經(jīng)濟上算帳的話屬于“血虧”的那種。

關(guān)于永樂帝派鄭和下西洋的動機，說法有很多，但主流的說法有以下兩個。

第一個：永樂帝靖難之役攻破南京后，京中皇宮起火，建文帝生死不知、去向不明。建文帝畢竟是正牌的皇帝，只要他活著就對永樂帝的皇位有威脅。永樂帝在國內(nèi)找不到他，猜測他可能逃到了海外，于是派鄭和出海搜捕他。

第二個：永樂帝畢竟是通過非正常手段坐上皇位的，很多人認為他得位不正，所以他認為自己需要做出一番“宏圖偉業(yè)”來證明自己坐上皇位是正確的。而能讓更多的國家承認大明、來大明朝貢是證明一個皇帝業(yè)績給力的“硬指標”，于是永樂帝派鄭和出海，去往海外越遠越好、能夠邀請來大明朝貢的國家越多越好，以此來說服天下人承認朱棣當皇帝的合理性、合法性。

關(guān)于鄭和下西洋的第一個原因只能猜測，沒有實證；第二個原因是有史實證據(jù)做支撐的，因為鄭和航海確實導(dǎo)致了很多番邦的國王、使臣來大明京城朝貢。

鄭和下西洋就不是以賺錢為目的的，艦隊出去，“揚我大國國威”，順便再給番邦送禮撒錢，并不追求航海的經(jīng)濟收益。所以，鄭和的每次航海對大明國內(nèi)老百姓來講都是沉重的經(jīng)濟負擔。鄭和下西洋最后被叫停也是因為下西洋“勞民傷財”，老百姓已經(jīng)“不堪重負”。大明成化年間，明憲宗朱見深想派人第八次下西洋，劉大夏站出來阻止。劉大夏諫阻朱見深的奏折上說鄭和下西洋“費錢數(shù)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歸，于國家何益？”可見下西洋的成本之高，給大明造成的傷害之大。

既然從經(jīng)濟效益上來講鄭和每次航海都是嚴重的入不敷出，那么鄭和的航海行為必然是不可持續(xù)的。明廷不可能持續(xù)以增加老百姓負擔為代價來對鄭和航海進行補貼，明廷的財政也禁不起這樣折騰。

西方在大航海時代的航海探險跟鄭和下西洋不同，西方航海家每次出航都有著明確的對經(jīng)濟效益的追求。不管西方航海家每次出海遠航賺到的錢是做貿(mào)易賺來的還是憑借武力搶來的，只要減去為遠航付出的成本之后還“有的賺”，甚至賺到暴利，航海行為就是可以持續(xù)的。同時，因為看到別人航海賺到錢了，會刺激更多人從事航海行業(yè)、更多資本投入到航海行業(yè)，西方航海家就此成為大航海時代的主角。

另外，鄭和下西洋是“舉國體制”支持的政治工程，需要多少錢都由大明國家財政兜底，鄭和沒有研究讓航海如何降本增效的動力；西方航海家則不同，他們遠航出去是要賺錢的，他們必須研究如何“降本增效”。其實，鄭和艦隊看起來規(guī)模龐大、人員眾多，恰恰是舉國體制下不計成本堆出來的效果；如果從經(jīng)濟效益的角度考量，需要計算成本收益的話，這么大規(guī)模的艦隊出去反而是不合算的，成本太過高昂，遠航帶來的收益一定遠不足以覆蓋成本。所以從航海的專業(yè)角度來講，鄭和艦隊的規(guī)模龐大反而不是值得驕傲的地方。這種情況下，西方的航海技術(shù)、造船技術(shù)、火炮技術(shù)都在不斷進步，東方只能原地踏步。

大航海時代，西方鼓勵民間去航海、去創(chuàng)富，不管你遠航出去是做生意還是搶劫，你能搞到錢就行；而在東方的大明，哪怕鄭和下西洋的時代，官方的航海如火如荼的同時，民間的海禁政策嚴厲依舊。

大航海時代，西方國家的國王、女王會與頗有實力的海盜合作，或者共同搶劫撈錢，或者利用海盜的武裝力量來充實國家的武裝力量與外國作戰(zhàn)。英國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就與著名海盜頭子霍金斯、德雷克合作過，一起搶過錢，一起與英國皇家海軍并肩作戰(zhàn)擊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大航海時代，明朝也有頗具實力的海商、海盜。比如嘉靖時期的汪直，崇禎年間的鄭芝龍。東方海盜的實力并不弱于他們西方的同行，橫行遠東的鄭氏集團多次擊敗當時如日中天的“海上馬車夫”荷蘭人，西方海盜對“鄭一官”這個名字如雷貫耳。東方海盜集團也更愿意對朝廷持以“合作態(tài)度”，比如大海盜汪直，他實力強勁，擁有十幾萬名部下和數(shù)不清的船只，他自認是一個利國利民的商人，一邊經(jīng)營海外貿(mào)易，一邊幫助大明守衛(wèi)海疆、維持海域秩序。他非常想與朝廷展開合作，獲得明朝官方正式的承認，但被明朝官員胡宗憲打著“合作”的旗號誘騙登陸，抓住之后殺死。

從汪直之死我們能看出來朝廷為什么要禁海，為什么容不下海商、海盜。朝廷要的是對子民的“絕對控制”，而海商、海盜橫行于海上，朝廷無法實現(xiàn)隨時對其生殺予奪的“絕對控制”。汪直對朝廷“態(tài)度友好”，主動“幫朝廷做事”，但汪直在海上，朝廷跟汪直說話要采用商量的語氣，汪直如果對朝廷的條件不滿意還可以拒絕，那汪直就必須得死，所有需要朝廷對其用商量語氣講話而且還可以不對朝廷“絕對服從”的海商、海盜都必須得死，“海禁”必須要實行。

中國古代錯過大航海的根源在此，而與鄭和的遠航是否被叫停沒有關(guān)系。中國最近幾百年的落后不光是因為中國錯過大航海，中國還錯過了工業(yè)革命。中國錯過工業(yè)革命的根源也在這里。

鄭和遠航被叫停沒有什么值得惋惜的，但中國古代錯過大航海確實非常值得惋惜。隆慶開關(guān)以后，晚明短短時間內(nèi)，明朝通過海外貿(mào)易賺了世界上1/3的銀子。但那個時候的大明已經(jīng)爛到了根子，無力回天了。其實，中國人，只要不禁他們，不把他們管得太死，他們真的還是很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