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以東30公里，一條看似平靜的運河，百年前卻是全國最忙碌的“糧食航道終點”。

無數(shù)漕船、倉卒、驛夫，讓這里晝夜不息。

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只寥寥數(shù)句“取漕運通濟之意”，卻隱藏著帝國運轉的秘密——這就是通州。

通州是京杭大運河北起點。

舊《通州志》載：

金天德三年（1151年）升格潞縣，設置為通州（取漕運通濟之義），屬于中都路，為運糧要地。

2016年開始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中的考古工作，發(fā)現(xiàn)了西漢路縣故城遺址。

這一重大發(fā)現(xiàn)將通州建城史追溯到兩千多年前，并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為通州的悠久歷史提供了堅實的物證。

一、通州的歷史演變

通州，在春秋時是燕地，秦漢時期屬漁陽郡。

隋唐時期行政歸屬屢經(jīng)變更，但最終在金代定名為“通州”。

元明兩朝其作為京畿漕運樞紐與行政中心的地位得以延續(xù)和鞏固。

《讀史方輿紀要》原文賞析：

通州，春秋時燕地。秦屬漁陽郡，兩漢因之。晉屬燕國。后魏仍屬漁陽郡。北齊時移漁陽郡來治。隋初郡廢，屬幽州。唐武德二年置玄州。貞觀初，州廢，仍屬幽州。遼因之。金天德三年改置通州按：「取漕運通濟之意。 元因之。明初，以州治潞縣省入編戶三十二里，領縣四。今仍為通州，領縣三。

【端倪解析】

隋唐時期，此地的行政區(qū)劃經(jīng)歷了頻繁調(diào)整。

隋文帝廢郡，此地改屬幽州（治所在薊城，即今北京）。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曾在此設置玄州，但至唐太宗貞觀初年又廢黜，復歸幽州管轄。

這種州郡的置廢，反映了中央政權對京畿重地管理方式的不斷探索。

真正的轉折點發(fā)生在金代天德三年（1151年）。

此時北京已成為金朝的中都，為保障龐大的都城物資供應，利用潞水（今北運河）進行漕運變得至關重要。

金朝在此正式設立“通州”，彰顯了其作為水路運輸樞紐的核心職能。

元代郭守敬主持修通惠河后，漕船更可直抵京城積水潭，但通州作為重要節(jié)點依然繁忙。

歷代在通州建有眾多倉廒（如明清時期的大通倉、中西倉等），使其成為國家級的糧倉基地。

二、京師東方門戶和戰(zhàn)略樞紐

通州（今北京通州區(qū)）在歷史上，特別是軍事防御與物資儲備方面，作為京師東方門戶和戰(zhàn)略樞紐的突出地位。

《讀史方輿紀要》原文賞析：

州控馭營平，屏蔽京邑，屹為襟要。五代唐長興中，趙德鈞節(jié)度幽州，以契丹數(shù)入寇，乃城潞河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耕稼。明初，大兵由直沽下通州，元主遂北走。永樂以后，為積儲重地。 成化間，議者都督馬永建議以州當東西北諸邊之中，且有倉場、草場可供豢牧，欲訓練重兵于此，隨宜征調(diào)，以壯虎豹在山之勢。議雖不行，識者韙之。

【端倪解析】

控馭營平，屏蔽京邑：此句點明通州是控制營州（今遼寧朝陽）、平州（今河北盧龍）方向的要沖，如同屏障般護衛(wèi)著京師。

它地處華北平原北端，是連接東北、華北的咽喉要道，任何從東北方向而來的軍事力量，若要進入北京平原，通州都是必經(jīng)之地。

通州是京師的衣襟要害，關系生死存亡。

歷史也多次證明，一旦通州失守，京師便門戶洞開，元明政權的更替便是明證。

五代戍守與民生保障：后唐長興年間（930-933年），幽州節(jié)度使趙德鈞為抵御契丹騎兵頻繁南下，修筑潞河城（通州前身）并派兵戍守。

這一舉措不僅加強了軍事防御，也使附近百姓得以安心耕作，體現(xiàn)了其早期軍事屯防的價值。

元明鼎革的關鍵節(jié)點：明初，大將軍徐達率軍由直沽（今天津）攻占通州，元順帝見大勢已去，隨即北逃。

此戰(zhàn)例凸顯了通州作為都城最后一道外圍防線的決定性作用，其得失直接關系到王朝的存續(xù)。

永樂后的漕運與積儲：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通州的角色進一步深化。

由于地處京杭大運河的北端，它成為漕糧轉運的中心，建有大型倉庫（如大運中倉、大運東倉），從南方經(jīng)運河運來的糧食在此儲存再轉運至京城，成為帝國的“積儲重地”。

其功能從單純的軍事關隘，發(fā)展為集軍事、經(jīng)濟、物流于一體的綜合樞紐。

未竟的軍事部署構想：成化年間（1465-1487年），都督馬永提出一項重要建議：

鑒于通州地處東西北各邊防線的中央位置，且擁有倉場、草場等資源，適合在此訓練一支精銳的戰(zhàn)略機動部隊，以便根據(jù)軍情需要隨時調(diào)遣，形成“虎豹在山”般的威懾力。

雖然這一構想最終未能全面實施，但得到了有識之士（“識者韙之”）的認同，這反映了當時戰(zhàn)略家對建立京師外圍快速反應部隊以及強化縱深防御體系的深刻思考。

三、“庚戌之變”的戰(zhàn)略地位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變，由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發(fā)動，戰(zhàn)火從大同邊塞一直燃燒到明朝首都北京城下。

通州在此次戰(zhàn)役中發(fā)揮了明朝京師防御體系中不可替代的戰(zhàn)略地位。

其價值不僅在于一次成功的戰(zhàn)術應對，更在于其揭示的深層國防邏輯。

《讀史方輿紀要》原文賞析：

嘉靖二十九年虜闌入古北口，掠懷柔、順義，憲臣王竱聞警，馳入通州，嚴津戍，焚薪芻，虜不得逞。蓋州當檀、薊東下之沖，襟河為險，犄角近郊，形援易達。況轉輸數(shù)百萬畢集于此，綢繆可勿豫乎！

【端倪解析】

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韃靼部俺答汗從古北口突破，直接“掠懷柔、順義”，直逼通州！

“犄角近郊，形援易達”說明通州與北京城近在咫尺，能迅速形成相互支援的“犄角之勢”，后勤增援非常便捷。

當俺答軍隊突破古北口，掠懷柔、順義，直逼通州時，官員王竱的應對非常果斷且具有針對性.

他立即加強潞河渡口和關鍵節(jié)點的守備，利用水道屏障，封鎖敵軍可能滲透的路徑。

“焚薪芻”，這是非常決絕的“焦土策略”，提前焚燒通州囤積的糧草（“薪芻”）等物資。

此舉旨在徹底斷絕敵軍“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獲取補給的念頭，使其“不得逞”，無法長期立足。

王竱的行動成功挫敗了俺答軍隊奪取通州、進一步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的企圖，為后續(xù)勤王軍隊集結贏得了寶貴時間。

王竱在通州的成功防御，與京郊其他地區(qū)的慘烈景象形成對比。

俺答軍隊最終在京郊劫掠數(shù)日后，因明軍勤王部隊陸續(xù)抵達而從古北口退去。

此變迫使明朝深刻反思北部邊防，最終決定修筑北京外城，形成“凸”字形格局，以加強首都防御。

顧祖禹通過此案，點出了一個超越時代的國防要則：對關鍵戰(zhàn)略節(jié)點的經(jīng)營，必須未雨綢繆。

結語：顧祖禹的冷靜與我們的反思

顧祖禹以史地家的冷筆寫下“襟要”二字，但其實他在暗示：

通州之險，不在山川，而在人心。

歷代帝國都知道它的重要，卻沒有一個時代能完全駕馭它的戰(zhàn)略價值。

這正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地緣悖論——

“防御的焦慮”與“權力的猜忌”相互制約，

讓最重要的地方，往往成為最危險的地方。

那么，你認為在古代，像通州這樣“地處要沖”的城市，是給它帶來了更多“發(fā)展機遇”，還是更多“安全風險”呢？

它對你理解“大一統(tǒng)王朝”的漕運安全和邊防策略，有什么新的啟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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