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彭靖，上海交通大學終身教育學院講座教授

鄧浩，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民革市委辦公室主任

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出生于浙江紹興，是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家，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他歷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他為發(fā)展中國新文化教育事業(yè)，為近代教育制度確立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做出過重大貢獻。毛澤東在唁電稱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薄Ｔ谏虾ＴO(shè)立有蔡元培故居。但是，蔡元培早年生活對其思想形成的影響，是目前學術(shù)界較少關(guān)注的問題。

2023年8月，筆者主編《鄧嗣禹文集》（八卷本）由華中師大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二卷中有著名歷史學家、美籍華人學者，外祖父鄧嗣禹撰寫的一篇《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與活動》。文章中披露了蔡元培許多鮮為人知的革命事跡，對于研究蔡元培早年生活，對其思想形成的影響具有重要價值?，F(xiàn)將相關(guān)內(nèi)容記述如下，以示對他的紀念。

不做翰林，投身教育

17歲時，蔡元培考中秀才。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他參加殿試，被錄取第二甲第34名，24歲時考中進士，后補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升為翰林院編修，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較深厚的根底。

翁同龢曾是蔡元培殿試時的閱卷官，他在日記中評價到：“新庶常來見者十余人，內(nèi)蔡元培，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jīng)，文極古藻，雋材也”。與同時代人相比，蔡元培是幸運的，因其才學為考官賞識，而順利通過科舉考試，成功躋身士大夫群體。從而得以有機會在中國近代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中，發(fā)揮個人的影響力，實現(xiàn)其理想與抱負。

蔡元培殿試試卷（上海蔡元培故居陳列館收藏）

如果作為一個平凡的人，他完全可以養(yǎng)尊處優(yōu)，熟讀經(jīng)史，弄點文墨，惟命是從。而蔡元培卻以生病為由，請假南歸。返回紹興之后，另起爐灶。對于蔡元培不做翰林的原因，通常的說法，是因為他同情戊戌變法運動，故棄職返回原籍紹興。對此，鄧嗣禹在查閱史料后，持有不同的觀點。他在文章中記述道：京官之同情維新者頗不乏人，何必拋棄鐵飯碗？也許是蔡先生骨節(jié)高昂，不愿折腰。但蔡先生較我們所設(shè)想者，有更強硬的氣節(jié)，他膽敢罵領(lǐng)導他的清朝大臣徐桐。據(jù)甘簃在《睇向齋逞臆談》中記載：

元培入翰林，嘗于同官酬酢間，詆貴胄昏庸不解事，唱“排滿”之論，聲至激烈：語聞于掌院學士（徐桐），面斥之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文中所述徐桐（1820年-1900年），戶部尚書徐澤醇之子，清朝大臣。晚清理學家，晚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漢軍正藍旗人，道光年間進士。1860年以前任翰林院檢討，實錄館協(xié)修等職。在這種主持翰林院的人手下作為翰林，蔡元培的心情自然很不舒暢。

《睇向齋逞臆談》是一篇非常有價值的近代史料筆記。作者為陳灨一(1882-?),字甘簃,自署名睇向齋主、旁觀客等,江西新城人。其先祖、叔祖分別為道光及道、咸兩朝大員。其本人于民國初年，曾經(jīng)在袁世凱幕府中辦理文案,后又在奉系張學良幕府作為“機要秘書”多年，了解許多政壇內(nèi)幕。

本文原刊于作者自辦的雜志《青鶴》半月刊，主要記民國初年政界要人，如熊希齡、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錢能訓等人軼事及政治活動?？勺鳛閷憣嵭缘拿駠跄旯賵鐾馐穪碜x,其中亦有不少可資治史者采擷之史料。2007年,中華書局將該書與作者其他二種著作《睇向齋秘錄》、《睇向齋談往》合為一書,名為《睇向齋秘錄(附二種)》,收入《近代史料筆記叢刊》,由杜春和整理,全文改用簡體字出版。

鄧嗣禹在文章中總結(jié)道：蔡元培“痛定思痛，他覺得戊戌維新之所以失敗，由于事先未造成一大批革新人才，只康、梁、譚嗣同等人，缺乏群眾基礎(chǔ)，歷史上許多改革的失敗，多由于此。所以，他決定從教育人手，訓練一批新青年?！?/p>

從1898年到1902年，蔡元培先后在紹興中西學堂、南洋公學特班（上海交大前身）任總教習。在南洋公學畢業(yè)生中，曾經(jīng)培養(yǎng)出的高才生有黃炎培、邵力子、謝無量等人?！安滔壬虿氖┙?，讓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每月作長文一篇，發(fā)揮意見，總教習親自批改。評語中常灌輸民權(quán)思想?！彼谀涎蠊珜W同事，吳稚暉在《蔡先生的志愿》一文中，曾經(jīng)評論說：“孑民唯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國出些了不得的大學問家?！?/p>

在此期間，作為中國教育會會長的蔡元培，還曾組織成立愛國學社。學社的主要活動是宣傳革命，“提倡軍國民主義，大家要去當兵，成為國內(nèi)唯一的革命機關(guān)?！苯搪殕T每月要去張園演說一次，宣傳愛國主義、“排滿”革命等內(nèi)容。因此，參加愛國學社的人越來越多。讀者所熟知的人，有《革命軍》的作者鄒容、章士釗和章太炎等人。

蔡先生寫過一篇《釋仇滿》，大意云：滿人血統(tǒng)，久已與漢族混合，其語言文字，亦已為漢族所淘汰。吾國一皆漢族，滿族之皇帝大臣，可乘間而殺之，但不必如鄒容《革命軍》所云“殺盡胡人”。這也成為后來他執(zhí)掌北大之后，兼容并蓄的思想基礎(chǔ)。

梁漱溟曾說，“蔡元培從思想學術(shù)上為國人開導出一股新潮流，沖破了舊有習俗，推動了大局政治，這是十分正確的?！彼慕逃Ｊ叫路f，不拘一格，認為教育是國家興旺之根本，是國家富強之根基。教育思想靈活，兼容并包，不因為學術(shù)爭議而排斥，廣泛吸收各家所長。正是因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腳之地，使得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堡壘，科學民主的思想得以傳播。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蔡元培不僅是現(xiàn)代北大的締造者，也是中國現(xiàn)代大學理念和精神的締造者。

漢譯名著，啟迪后人

早在1902年，在任商務(wù)印書館編譯所所長之時，蔡元培就涉足了翻譯領(lǐng)域，主持西方文化典籍的編輯和翻譯工作。1903年，譯著《哲學要領(lǐng)》問世，這是蔡元培從事翻譯的處女作。1906年，《妖怪學講義》（中譯本）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此書由日本哲學家井上圓了所著，他用哲學認識論、文化心理學及民俗學等方式，解讀了當時日本流行已久的各種社會現(xiàn)象，是一部破除封建迷信的重要專著。蔡元培將這部哲學著作翻譯到中國，促進了西方哲學在中國近代的傳播。有學者認為，該書是“中國之有西洋哲學”第一個時代的代表。

井上圓了（1859-1919）是日本文學博士，日本佛教哲學家、教育家。他站在打破迷信的立場上研究妖怪，被稱為妖怪博士。隨后，他設(shè)立了東洋大學的前身——哲學館，其功績顯著。鄧嗣禹在文章中論述，蔡元培后來出版的《倫理學講義》，似受其影響。

1909年，蔡元培又將德國哲學家鮑爾生的代表作《倫理學原理》翻譯成中文，1910年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成為當年湖南師范學校修身課教材。這本《倫理學原理》曾經(jīng)對于青年毛澤東產(chǎn)生過很大影響。在這本10萬字的書上，毛澤東用紅黑兩色筆畫了大量圈點、單杠、雙杠和三角等符號，批注多達317處之多，約有1萬余字。這些批注內(nèi)容，絕大多數(shù)批注是結(jié)合書中的內(nèi)容，論述與抒發(fā)自己的哲學觀、歷史觀和人生觀，以及對原著的引申解讀，小部分是對原著的贊賞和章節(jié)提要。關(guān)于這些方面的內(nèi)容，在《鄧嗣禹回憶錄與學術(shù)年譜》（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2025年）也有詳細的介紹。

比如，對于《倫理學原理》在二元論方面的表述，毛澤東在旁邊寫道：“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滅，物質(zhì)不滅為基礎(chǔ)（精神物質(zhì)非絕對相離之二物，其實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彼J為，事物的發(fā)生有的來源于自然物質(zhì)，有的來源于人為，而且它們可以共生共存。

關(guān)于理論與實踐，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這樣寫道：世界上的學問，分為“理論”與“實踐”兩種，“前者屬于知識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舉措事物，而適合于人生之正鵠者也”，“倫理學之正鵠在實踐，非在講求”， “此言學皆起于實踐問題，故皆范于倫理學”。用毛澤東青年時代的話來說，實踐，就是不斷面對、發(fā)現(xiàn)宇宙和人生之“奇境”。

20年后，1937年毛澤東在撰寫《實踐論》時，曾有這樣表述：實踐這種認識活動的基本特點，主要的不是“實現(xiàn)預(yù)想的目的”，而是“在實踐中發(fā)現(xiàn)前所未料的情況”。由此，我們可以想象，蔡元培翻譯的《倫理學原理》對他的影響之深遠。

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二十世紀初開始，蔡元培曾數(shù)次赴德國、法國留學和考察，對西方的哲學、美學、教育、文明史等進行了廣泛的涉獵和探究，為他后來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體制，奠定良好的思想與理論基礎(chǔ)。1907年他赴德國留學，接受進化論觀點，主張教育救國。在他回國后，出任南京臨時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倡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即是他年輕時奠定基礎(chǔ)之展示。1928年，他又執(zhí)掌國立中央研究院。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特任狀”

1920年12月,蔡元培以北大校長身份赴歐美考察。在蔡元培多次出國經(jīng)歷中,這一次是純粹的學術(shù)考察。在九個月時間里,他足跡遍訪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等十多個國家，并結(jié)合中國的國情，將西方國家先進的教育理念融會貫通。蔡元培認為：一個國家和民族想要進步，一定要吸收融合外來的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并努力發(fā)展本國的文化教育科學事業(yè)。

臺灣著名史學家沈云龍在《現(xiàn)代政治人物述評》一書中，曾經(jīng)評論道：蔡先生對中外古今的文化，講消化，不守舊，不盲從，擇其善者而采納之，故能融化中西新舊于一爐。他是一貫的左與新，絕不因年齡與地位而改變。從清末至民國，他的思想總是一貫的，而且是一致的。在二十世紀初年，他對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都表示興趣，做過宣傳。

鄧嗣禹在這篇文章中，總結(jié)蔡元培具有三個方面的特點：

孑民先生具有智、仁、勇三德。在智的方面，他是一位刻苦用功的學者，在短期內(nèi)，能學會日、德、法、英文，做過教育總長后，仍能去德國上課，世所罕見。他能容納異己，目光遠大，擇人之長而舍其短。他執(zhí)教北大，讓教員學生的思想自由發(fā)展，自由辯論，自由發(fā)表，雜志如雨后春筍，思潮如波濤澎湃。老頑固、新洪水與猛獸，皆在他的羽翼下無憂無慮、平平安安地競爭，造成一大批人才，為全國效忠，為其他大學做模范。孑民先生之發(fā)揚文化，其功不在禹下，他一生任事做官，總是合則留，不合則去，當非大智莫辦。

在仁的方面，蔡先生具備溫良恭儉讓。對任何人，無疾言厲色，為青年謀事，有求必應(yīng)，令人感動他的幫助，朋友、學生為政治受刑獄之苦楚，他必盡量援助；使之出獄。凡有一技之長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為仁慈和藹，易于親近的長者。

在勇的方面，他在翰林掌院學士之前敢公開批評朝政，非勇不可。他終身沒有離開思想斗爭的陣地。他為破除迷信而斗爭，為推翻清朝專制而斗爭，為反對北洋軍閥而斗爭，為擁護民族自由而斗爭，為民主憲政而斗爭，他是一位腳踏實地的教育思想的革命家。最后，蔡孑民為保護人權(quán)而斗爭，推行無黨派、無國家、無善惡的三無主義，此更非勇不可。

1932年12月，蔡元培兼任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會副主席。該會的會長是宋慶齡，會員包括楊銓（杏佛）、林語堂、魯迅、鄒韜奮等人。此會主要與突出的工作，就是設(shè)法營救陳獨秀，電請釋放許德珩，以及平津被捕的學生與工人。

1940年，蔡元培因病在香港逝世后，許多人稱他是“學貫中西”、將中西文化融于一身的大師，推崇備至，其教育思想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