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是中國現(xiàn)代最著名的翻譯家，他對古今中外的文學，音樂，繪畫都有著深入的研究，知識淵博可又脾氣執(zhí)拗滿身棱角，這也鑄就了他悲劇的命運。

抗戰(zhàn)勝利后，傅雷開始參與政治，他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對未來中國的發(fā)展更是有自己的想法，他提出中華民國要廢止出版審查制度，新聞沒有自由的國家，民意就會被泯沒，政治上會淪為官僚治國，圖書出版沒有自由，國家的文化就會陷入斷層，言論沒有自由，專制主義就會成為國家的主流，他的這些政治觀點自然不會受到國民政府的歡迎。

此后隨著內戰(zhàn)的進行，傅雷一家人從上海搬到昆明，又在1949年五月去到了香港，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了香港后，傅雷那顆為國效命的雄心又一次燃起了火焰，他決定回到大陸，

很多朋友都非常驚訝，紛紛勸他等一等，看一看，可傅雷十分固執(zhí)，堅決的要回去，最終他們一家人從香港坐船到達天津，又來到了北京，在這里他會朋見友，吳晗更是邀請他去清華教書，可傅雷對當一個教書匠沒有興趣，他又回到上海，繼續(xù)從事他熱愛的翻譯工作，靠著稿費維持生活，

來到上海不久后，大陸的各種運動風起云涌，傅雷對此不理解，認為罷黜百家筆墨致禍，會導致知識分子噤若寒蟬，不知該如何自處，他無法適應新社會的變革，此時已經(jīng)體現(xiàn)出來。

在此后的幾年中，傅雷還是積極的向組織靠攏，希望能融入到集體中去，他在文學出版方面寫下了大量的文章，成為了文藝界的積極分子，更是被主席接見，這成為他事業(yè)的巔峰，也是他走向沒落的開始。

1957年上海的宣傳會議召開，會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傅雷也不例外的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批評少數(shù)黨員的政治優(yōu)越感，瞧不起黨外人士，還對其他領域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可隨著會議風向的轉變，反右成為了主旋律，傅雷想盡辦法和右派分子劃清界限，可仍然被指為親美反蘇的急先鋒，打著紅旗反紅旗，中間路線的代言人，表面支持社會主義，實際卻對資本主義戀戀不舍，是標準反黨壞分子，整個下半年，上海的作協(xié)開始對傅雷進行批判，傅雷連做三次檢討也沒能過關，

到了1958年春天，傅雷更是被書記柯慶施欽定為右派分子，這也讓傅雷萬念俱灰，回到家里和妻子對坐一夜，并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輕生的念頭，只是孩子還小，讓他有所羈絆，才繼續(xù)茍活于世。

可隨之而來了更大的打擊，他的長子傅聰在波蘭公派留學，被召回北京接受批判，然后又回到波蘭，隨著反右的擴大化，傅聰在波蘭聽說了很多不好的消息，這也讓他在畢業(yè)后選擇出走英國，

這在當時是一起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也加重了傅雷的罪名，至此傅雷閉門不出，不問世事，希望能以此免禍，可他沒有正式工作，失去稿酬讓傅雷的生活壓力陡增，為了五斗米，這位高傲的文人只能選擇低頭，隨著反右風潮的結束，1961年，傅雷被摘掉了帽子，這讓他如釋重負。

平靜的生活過了五年，更加猛烈的政治風暴襲來，傅雷已經(jīng)預感到了在劫難逃，他和好友周熙良說：我不想二次受辱，如果再發(fā)生反右似的斗爭我不準備茍活了，我會帶著夫人朱梅馥一起離開，

當年的8月30日，革命小將們沖入了傅雷家中，將房中物品逐一查抄，最終在閣樓的箱子里發(fā)現(xiàn)了一面鏡子，鏡子背面印著蔣介石的畫像，還有一張宋美齡的畫報，這讓小將們如獲至寶，傅雷夫妻被按倒在地，要求他們交代如何與臺灣取得聯(lián)系的，

傅雷說這箱子的物品都是姑母在1949年前留存的，他根本沒打開過，但他的解釋蒼白無力，根本沒人相信，此后連續(xù)四天傅雷夫妻遭受持續(xù)的批斗，家里代表資產(chǎn)階級的家具，鋼琴，字畫，書籍全部被沒收，無法帶走的直接砸爛燒毀，

9月2日，被放回家的傅雷夫妻寫好了小紙條，上面交代：給保姆600元生活費，保證她失業(yè)后也能生活下去，另在信封內裝好53塊5角錢，作為夫妻兩人的喪葬費，還留下55塊2毛九，作為當月的房租，兩人交代好后事，又在地上鋪好棉被，防止自殺時凳子倒地嚇到鄰居，然后選擇自縊而死，

第二天早上保姆發(fā)現(xiàn)后嚇的大叫，很快組織認定，傅雷夫妻自絕于人民，死后骨灰不予保存，并要繼續(xù)深挖他們的反革命罪行，直到一位叫江小燕的鋼琴老師，因為喜歡傅雷的作品，聽到傅雷夫妻自殺，冒險去認領他們的骨灰，將其寄存在上海永安公墓，在撥亂反正后，這對患難夫妻才被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