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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我和對象去一位老家姐姐家串門。姐姐剛生了二胎，姐夫忙得像個陀螺，我倆便打算吃完午飯再去，坐坐就走，不給他們添太多麻煩。

午飯地點選在了綜合商場里一家常去的川菜館。這家店吸引我倆的不是川菜本身，而是店門口電視屏幕上那句“本店不做預制菜”的豪言壯語。

在這個連鎖餐飲店扎堆于綜合商場的時代，敢這么標榜自己的店可不多見。

記得第一次去這家店，我倆點了四個菜，一涼一葷兩素，等了二十多分鐘才上齊。不過，味道確實不錯，是現(xiàn)炒的那種煙火氣。

自那以后，這家店就成了我倆偶爾打牙祭的“寶藏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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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以來，“西貝羅永浩預制菜”事件在網(wǎng)絡上炸開了鍋，三大官媒下場評論，連《預制菜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草案都因此加速了審查進程。

9月15日，西貝發(fā)布致歉信，羅永浩也放棄起訴。事件看似告一段落，但關于預制菜監(jiān)管透明度、消費者知情權及價格合理性的討論卻愈演愈烈。

預制菜不該是原罪，它本是時代必然的產(chǎn)物。

這場風波背后，我們不妨看看隔壁小日子在預制菜方面的那些事兒，其中或許藏著破局的答案。

③

日本預制菜起源于1950年代，從首款冷凍茶碗蒸專供南極科考隊，到后來大塚食品的軟罐頭咖喱風靡，一路發(fā)展，如今市場規(guī)模已達2.5萬億日元（約1200億人民幣）。

在日本，預制菜不是洪水猛獸，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拉面店的面條、叉燒、湯頭大多來自中央工廠預制；超市里，壽司、牛丼、煎餃等預制菜琳瑯滿目。日本人做飯，很多時候就是“超市凈菜+預制調味料”的組合。

而日本社會對預制菜的接受度之高，也令人咋舌——90%的消費者認為預制菜是“便利與品質的合理權衡”。

這背后，是日本人口結構的變化在推動。老齡化嚴重，獨居老人沒力氣天天做飯；年輕上班族忙得要死，哪有時間“廚房加班”，再加上家庭小型化，“單人份”預制菜正好對味。

日本預制菜的成功，不僅僅是因為市場需求大。更重要的是，他們有透明化的監(jiān)管體系和技術創(chuàng)新。

在監(jiān)管層面，日本建立了從中央廚房到零售終端的全鏈條標準，食材溯源、保質期標注、過期產(chǎn)品下架，一樣不落。

在技術層面，急速冷凍技術、微波復熱工藝等創(chuàng)新，解決了營養(yǎng)流失和口感還原的問題。

總之，他們知道自己吃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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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貝事件最致命的不是使用預制菜，而是試圖掩蓋這個事實。

當消費者花現(xiàn)炒菜的價格，吃到加熱的料理包時，產(chǎn)生的不是味覺失望，而是被欺騙的憤怒。

這就像你去奢侈品店買手工包，回家發(fā)現(xiàn)標簽上寫著“流水線產(chǎn)品”——不是產(chǎn)品不好，而是信任崩塌了。

當信任崩塌時，連道歉都會變成二次傷害。西貝承諾“改用非轉基因大豆油”，評論區(qū)再次炸鍋：

“合著之前用的是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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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shù)據(jù)顯示，2024年中國預制菜市場規(guī)模已達4850億元，增速33.8%。但89%的消費者并不知道自己點的菜是不是預制。

有相當一部分的餐廳在玩著“后廚劇本殺”：

消費者要像偵探一樣，從上菜速度、口感統(tǒng)一度、廚師表情等蛛絲馬跡中，推斷出自己吃的是不是預制菜。

西貝事件爭議的核心，從來不是反對工業(yè)化本身，而是要求知情權和定價權。

當我們的餐廳把預制菜當現(xiàn)炒菜賣，就是將“權利缺位”變成了“信息差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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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羅永浩再發(fā)文談預制菜，他表示，用預制菜給消費者知情權，行業(yè)里早就有一些基本定義了，以這個做基礎細化一下就可以。

9月21日，國務院食安辦等部門表示要積極推進預制菜國家標準制定和餐飲環(huán)節(jié)使用明示。

這是個好消息，我們拭目以待。

以后，趕時間的可以選預制菜省心，想嘗鍋氣的能夠多掏錢吃現(xiàn)炒菜。

讓消費者自己做選擇，市場自會調節(jié)。

畢竟，所有商業(yè)的終極邏輯是：

真誠才是最長久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