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成都，寒風刺骨，街道上彌漫著一種不安的氣息、

當時，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tǒng)治已經搖搖欲墜，解放軍勢如破竹，節(jié)節(jié)勝利，重慶剛剛解放，蔣介石的殘余勢力倉皇逃竄到成都，妄圖在這座西南重鎮(zhèn)做最后的掙扎。

國民黨保密局頭子毛人鳳，在東門街一處隱秘的公館里，毛人鳳召集了軍統(tǒng)蓉站的幾名核心人物：徐遠舉、呂世鯤、楊超群、何龍慶，還有周迅予。

徐中齊站在一旁，恭敬地遞上名單，臉上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緊張，他知道，這份名單上的每個人，都是國民黨眼中的“心腹大患”。

“這些人，一個都不能留！”毛人鳳桌指著名單上的36個名字，聲音低沉而冷酷。他拿起筆在名單上寫下“一律槍決”四個字，隨后將名單推給了徐中齊，示意他送往省政府主席王陵基。

王陵基接到名單后，幾乎沒有猶豫，在毛人鳳的簽名旁添上了“如擬”二字，等于為這份名單蓋上了死亡的印章。

在這場秘密會議的背后，成都將軍衙門看守所內的政治犯們，還不知道死神已經悄然逼近。

他們中有中共黨員、民盟盟員、民革成員，還有進步學生和愛國人士，每一個人都在為新中國的到來而奮斗，卻被困在這冰冷的牢房中。

這些名字，承載著無數的理想與熱血，卻即將在這寒冷的冬夜，被無情的屠刀斬斷。

不過，毛人鳳并沒有想到，在他親自簽署槍決的名單中，有一個人幸免于難。

01

作為成都十二橋慘案的幸存者，朱君友后半生都活在對戰(zhàn)友的回憶里。

后來他在日記中曾這樣寫道：

“川大同學余天覺的歌聲嘹亮高亢！每天傍晚放風后，他就用歌聲來排遣胸中的郁悶，以革命的大無畏精神，鼓舞大家的斗志?！?/p>

“楊伯愷是雙重關系，既有共產黨的關系，又有民盟的關系。由于民盟派我的工作的原因，有很多時候都同他在一起。被捕前，我與他都同住雙柵子一條街。關在將軍衙門后，我在一個牢房，他在另一個牢房，不能交談。每天在院壩里放風，只有幾分鐘時間，又不準說話。我和楊伯愷只能以目示意?！?/p>

“王伯高說起來算是我的一個親戚，他的繼母是我母親的妹妹。他比我的年齡大，而且是邛崍涌得起水的人；被捕前住在國民黨旅長鄧和家。在一個深夜，特務到鄧和家將他抓起來了。我相信鄧和不會出賣他，但特務的力量太大了。”

圖|朱君友

1917年，朱君友出生于四川成都一個封建大地主家庭，他們家在成都有“朱財神”、“朱半城”之稱。

朱君友的父親朱茂先是一位樂善好施、善培植菊花的開明士紳。家族以煤炭商業(yè)起家，富甲一方卻欲以詩書傳家。

當時朱家子弟擅書畫，蜀中美術界有畫壇“朱氏七姊妹”，一時傳為佳話。其中著名女畫家，成都畫院首任院長朱佩君就是朱君友的堂妹。

得益于生活在這樣的家庭，朱君友幼年時便接受過良好的教育。

不過，在當時社會環(huán)境下，年幼的朱君友也同樣關心國家的命運，加上他本就富有正義感，因而在很早的時候，就接觸了革命思想。

1938年，還在上中學的朱君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成都大眾抗敵宣傳團。

不久之后，因為出色的組織能力，朱君友成為該組織的領導。

1946年，經張瀾秘書范樸齋介紹，在成都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編入民盟成都市第27區(qū)分部，為區(qū)分部負責人之一，并分管市民盟財務工作，為民盟籌集活動經費。

圖|四川大學館藏朱君友畢業(yè)證書存根

1947年，朱君友從川大法律系畢業(yè)后，便正式投身革命：

“1947年，我哥朱君昌同張復初合辦建筑社，我利用之進行革命活動。很多地下黨在該樓上開過會，或將該社作為臨時聯(lián)絡點。當時資助地下黨的資金很大一部分是從這里取出來的，由此引起家里人的懷疑。父親認為我的種種行為大逆不道，對我采取嚴管，經濟上卡我，限制行動……1949年，范樸齋去香港，我支助他黃金五兩和我的訂婚戒指兩只?！?br/>

也是在這一年，朱君友同女友楊匯川結婚。

根據資料記載，楊匯川是四川辛亥革命時期著名民主人士楊維的女兒，她13歲離家出走，參加共青團，就讀上海大夏大學，后轉入國立四川大學。

朱君友參加革命活動，與楊匯川的影響分不開，多年之后他回憶起參加革命的經歷，還忍不住感慨：

“我參加革命都是受了她的啟發(fā)教育。”

楊匯川與中共地下黨的關系非常深，與之關系密切的地下黨負責人有熊夢碧，還有與張友漁關系很深的吳寄寒。

從1946年到1949年，朱君友一直負責民盟的財務工作，當時正值國共內戰(zhàn)時期，許多民主人士都受到了國民黨當局迫害，朱君友曾為掩護他們做過許多工作，并為他們提供經費。

隨著三大戰(zhàn)役結束，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渡過長江，國民黨當局已經日暮窮途。當時的成都已經是一片白色恐怖中，朱君友雖然一直小心翼翼的工作，但還是不可避免的暴露行跡。

1949年11月，朱君友在路過玉帶橋時，不幸遭遇了國民黨當局盤查，其隨身攜帶的部分革命書刊以及傳單資料不慎被敵人查獲。

朱君友隨即被投入到玉帶橋稽查處看守所。

朱君友被捕之后，隨即遭到酷刑，但他始終堅貞不屈，這令審訊他的敵人也驚詫萬分，畢竟朱君友出身地主家的少爺，平素身嬌肉貴，似乎不太可能擁有這樣的硬骨頭。

不久之后，朱君友被轉到將軍衙門特委會監(jiān)獄。

根據朱君友的回憶，他在被捕入獄后，曾受到獄友們的關懷，后來他在日記中，曾用了很大的篇幅記載了當時獄友們的情況。

02

朱君友視死如歸，在當時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不過，就連朱君友也想不到，他的父親正在拼了命的營救他出獄。

說來也是一件極幸運的事兒，朱君友岳父楊維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前輩，楊家上世紀四十年代在成都軍政界有著相當的影響力，朱君友的父親朱茂先當時就是借助這樣一種關系，才打通了兒子的生路。

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頭子徐中齊當年就是受楊維提拔，而更重要的是，當時楊維的兒子、朱君友的大舅子、時任國民黨四川省行轅上校、高級秘書楊夷甫也已親自出面，這份面子不能不給。

在各方積極斡旋下，徐中齊同意用十根金條，保釋朱君友出獄。

1949年12月6日深夜，朱君友被兩名特務叫出牢房。

當時，朱君友還以為特務拉自己出去，是要把自己處決，就把所有的行裝送給了民革的徐孟生。

當時，朱君友經過楊伯愷和王伯高牢房時，回過頭來依依不舍地朝他們看了一眼。楊伯愷、王伯高心有靈犀的也隔著鐵欄桿向朱君友點頭示意，鼓勵他要走好，勝利最后是屬于我們的。

一直到晚年，朱君友都對此一幕記憶深刻。

走出監(jiān)獄后，朱君友迎面就看到了楊夷甫和楊的表弟、徐中齊的弟弟徐季達，他這時才知道，特務把他押出來不是要殺他，而是要放他。

被營救出獄的朱君友在親人的掩護下，躲到了成都中和場鄉(xiāng)下。

朱君友并不知道，就在他離開的第二天晚上，他在獄中的那些獄友們全部罹難，如果朱君友晚出獄一天，他可能也逃脫不了犧牲的命運。

1949年后半年，國民黨當局在西南敗退之際，就制定了要把關在獄中的民主人士以及地下黨集中殺害，屠殺從9月就已經開始，這其中就包括震驚中外的重慶11.27大屠殺，總計遇難人數在300人以上。

很遺憾，這些事情都發(fā)生在重慶解放前夕。

成都十二橋慘案，其實包括兩次大屠殺，同樣也是發(fā)生在成都解放前夕，距離成都解放僅有20天。

1949年12月3日，毛人鳳抵達成都后，親自主持保密局駐蓉站開會，并擬定了要屠殺人員的名單，當時朱君友的名字就在名單上。

第二天，即12月4日深夜，成都警備區(qū)軍統(tǒng)大特務周迅予指令汪道生，派特務中隊長王建謀率領10余名武裝特務，將關押在稽查處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組成員劉仲宣、云龍、彭代悌3人蒙眼塞嘴捆上汽車，偷偷運至王建墓墓道內秘密殺害。

12月7日，在成都解放前夕，特務們集中將堆放在將軍衙門特委會院子里的材料全部焚毀。

當天深夜，稽查處中隊長唐體堯率武裝特務16人到將軍衙門看守所，將被關押的32名革命志士用麻繩捆綁，棉團塞嘴，黑布蒙眼，強行扔上刑車，刑車開支外西十二橋。

當時，距橋西南二百多米的亂墳壩里，還殘留著一段抗日時期的防空壕，特務們把32名革命志士集中在這里后，隨即展開血腥屠殺。

特務們用刺刀、手槍，一個接一個地把志士們殘殺在防空壕內，并草草掩埋。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后，成都市軍管會開始集中力量，搜尋烈士遺骸，并將烈士遺骸集中安葬于成都十二橋。

03

朱君友是成都解放后，才知道獄友們都已經被害。

一直到晚年，朱君友都對此事念念不忘，他曾跟兒子們說：

“這些事情是忘記不了的，這是有血有肉的有感情的回憶。見過楊伯愷慈祥和藹的眼光和微帶笑容的面孔，我就感到自己的斗爭是得到黨和同志們的支持的。過去令人難忘的事情回憶起，覺得自己雖然能夠活命，但那么多人都犧牲了，心里非常不好受。我作為一名幸存者，永遠懷念地下黨領導人杜可同志，地下黨員吳惠安同志，地下黨員、民盟中央委員楊伯愷同志，還有其他的死難烈士們。他們已永遠長眠在‘十二橋烈士陵園’。我和他們相比，雖然受了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不過，因為在解放前有過這一段經歷，朱君友后來在那段特殊時期，也遭了無妄之災，畢竟同監(jiān)的幾十個戰(zhàn)友都被敵人殺害了，只有他一個人逃出來。

一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朱君友才獲得平反。

1984年，中共成都市委組織部“十二橋烈士”調查組成員王廷全對朱君友說：

“老朱同志，通過查閱敵偽檔案里的記載，知道你在獄中的表現是好的！”

1986年3月25日，民盟成都市委宣布恢復朱君友的盟籍。

1987年10月24日，中共成都市東城區(qū)環(huán)衛(wèi)處總支委認定了他的革命經歷，為他恢復干部職務，并取得離休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制造成都十二橋慘案的兇手，部分在建國后被捕。

1950年7月3日下午，當年負責行刑的隊長唐體堯在成都落網。

根據資料記載，當年成都解放后，唐體堯就追隨特務頭子周迅宇，充當“川康反共第三游擊縱隊”的特務大隊長。所部被擊潰以后，唐體堯潛伏下來，并在城北石馬巷口“天香茶社”附近新開了一家肉店。

不過，唐體堯在經營這所肉鋪期間，對店鋪是否盈利并不關心，反而成天坐在隔壁的茶鋪內，慫恿同座茶客說三道四，當時有人注意到他在談及成都十二橋烈士時，臉色大變，因而懷疑他是潛伏特務，最終被舉報落網。

三個月后，成都市公安局又接到舉報，聲稱在川北綿竹新市鎮(zhèn)一戶農家來了一個新的長工，此人自稱是貧農，但卻一身細皮嫩肉，不像是個干苦力活的。

成都市公安局偵察科迅速派出兩名偵查員趕赴當地進行調查，將此人抓捕歸案，經過審訊后得知，此人是成都十二橋烈士慘案的兇手之一龔速度。

值得一提的是，抓捕龔速度的除了時任偵察科科長的王禾外，另外一名偵察員王澤豐，是十二橋就義的老共產黨員王干青之子。

這也驗證了那句有名的古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