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相比西方人，中國人的確不太擅長演講。但問題是，無論歷史還是現實皆已證明，中國人至少不遜于西方人，那么為何不如西方人擅長演講呢？

筆者看到不少分析，多數是從文化教育角度來談，比如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含蓄內斂”，傳統教育注重對“權威”“長輩”更注重傾聽而非主動表達等。這些分析的確沒有錯，但卻不夠全面。接下來，筆者再提幾點原因。下圖是網友解釋，雖然有些唯心，但角度卻也新奇。

首先，經濟基礎否定演講

一般認知，西方文明更傾向商業(yè)文明、或海洋文明，這種文明側重于貿易（當然是亦商人亦強盜），將此地貨物運到彼地獲利，在此過程中有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往往要能說會道，不善忽悠不善講話的往往賺不到錢，就會面臨餓肚子的問題。

相比之下，中國屬于農耕文明，相當于生產型文明，這種文明顯然要求誠實工作、按照規(guī)律生產，播種的時候播種、收割的時候收割，容不得虛假，容不得夸夸其談，否則就是饑荒。因此，中華文明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中國不會鼓勵善于演講，而會鼓勵誠實生產。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其中的“商”，其實更多的是貿易型商業(yè)，而不是生產型商業(yè)。因為貿易型商業(yè)問題太大，尤其對中國這樣龐大國土的國家來說，更是難以規(guī)范，古人抑商是有其道理的。

總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根植于不同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中西方對待演講的態(tài)度。

由于中國經濟基礎是農業(yè)生產，經濟模式具有較強的穩(wěn)定性，踏實生產往往能獲得相對較為穩(wěn)定的產出，于是不會寄托于神靈。相反，西方經濟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時好時壞（無論強盜還是商人的收益都有不穩(wěn)定性），所以寄托于神靈，由此產生宗教?；蛘叻催^來說，通過宗教情況也可以反推某些文明的起源情況。

其次，中國生產模式較散

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屬于“小農經濟”，但其實在春秋之前，中國還不能完全屬于小農經濟，因為當時主要是骨制木制石制農具，青銅農具相對較少（銅礦較少），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集體協作，于是當時實行的是井田制。

不過春秋之后，因為中國掌握高爐冶鐵技術，就是冶煉出液態(tài)鐵，然后倒入陶范中成器，以此大規(guī)模生產鐵制農具。大量鐵制農具的出現，使得單人耕種能力大幅度提升，兼之秦漢之后中國進入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于是中國真正進入了小農經濟時代。

小農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散”，分散在各地，由此導致缺乏演講的環(huán)境。

但西方卻不同，因為歐洲直到蒙古西征之后的14世紀才學會鑄鐵（鴉片戰(zhàn)爭后才學會高爐冶鐵），此前用的是“塊煉鐵”，就是得到半融化的海綿鐵，然后將之切割捶打成某個造型的器物，因此14世紀之前的歐洲，包括鐵制農具在內的鐵器極其稀缺。

也就是說，14世紀之前歐洲的農業(yè)生產必須集中協作，在技術上就實現不了小農經濟，于是只能是封建領主下的莊園經濟。

相比中國小農經濟，歐洲這種莊園經濟下的人口更為集中，顯然更利于演講。

第三，中國缺少宗教文化

宗教，有人辯稱信仰，有人直言迷信，這個話題暫且不說，但一個客觀事實是，宗教世界是虛構的，想要讓人相信，往往就需要強大的語言能力說服他人。比如西方傳教士，如果缺乏一定演講能力，基本上就很難開展工作。

當然，不同宗教內部，其實也分諸多派別，彼此之間互相辯論。了解佛教史的都知道，佛家特別喜歡“辯經”，比如唐僧在國內外就多次辯經，與不同派別之人辯論等。其實，西方宗教也是這樣，如今就分為多個派別。

在宗教文化熏陶下，西方人更擅長演講也可謂順其自然。相比之下，中國雖然也有佛教、道教（與其他宗教不同，道教是修今世，也更為淡定，講究順其自然，也不忽悠他人信教，在世界宗教中可謂一股清流），但不僅總體不占主流，而且世俗王權高于神權，宗教對中國人影響較小。

第四，空談慘痛歷史教訓

不能說演講都是空談，但演講中的相當部分屬于空談。而對于空談，雖然孔子早就反對巧言令色，但中國歷史上還是有過很多慘痛教訓。

比如，趙括夸夸其談、紙上談兵，最終導致趙國喪師失地，長平之戰(zhàn)一戰(zhàn)之敗，打斷了趙國的脊梁。又比如，魏晉時的空談之風盛行，其中當時很多知名人士，不僅口才了得，而且還是行為藝術大師，但于國何益？最終導致五胡亂華，以及接下來的南北朝長期分裂。

可見，不是中國人不會演講，而是有過慘痛歷史教訓，尤其魏晉空談之風導致的危害，于是后世中國人普遍反對空談。上圖，是學者范鵬勇對中國人演講的理解。

總之，基于經濟基礎、生產模式、歷史教訓、民族文化等因素，中國人逐漸形成了“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務實認知。在這種認知下，中國人自然就很難擅長演講，而會將精力放在生產上面。與之相應的是，由于注重實干、注重生產，而以中國如此龐大的國土和人口，自然很容易長期占據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