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不是邪惡的力量，而是披著善意外衣的愚蠢?！?/blockquote>

——雷蒙·阿隆

7月的一天，加拿大多倫多迎來了一戶來自加沙的難民家庭。這本是一樁再正常不過的移民接待事件，卻因為華裔市長鄒至蕙親自迎接、熱淚盈眶，并在鏡頭前將“加沙的饑餓”與“中國抗戰(zhàn)”相提并論，瞬間引爆爭議。她的Instagram視頻被批評“混淆是非、媚善主義”，最終不得不刪帖避風(fēng)頭。

但問題并不是這條視頻本身，而是它背后所代表的一種西方政客流行病般的“政治泛善主義”：明明不懂歷史，卻要假裝“深情”；明明局勢復(fù)雜，卻非要“站邊說教”；結(jié)果就像脫了線的風(fēng)箏——飛得越高，越不知道自己在哪。

一、“中國抗戰(zhàn)”能類比“哈馬斯”？

作為第一位華裔多倫多市長，鄒至蕙的感性本無可厚非。但當她在視頻中談到自己家人在“抗戰(zhàn)期間忍饑挨餓”，來映射加沙的饑荒時，不禁讓人發(fā)出靈魂三問：

• 一問：抗戰(zhàn)中的中國，是被侵略者逼到墻角、以血肉筑長城；

• 二問：加沙的哈馬斯，是主動襲擊以色列，以人肉盾牌藏火箭、挖地道；

• 請問，誰才是“戰(zhàn)犯”？誰才是“人盾”？

如果說中國抗戰(zhàn)可以代表受害者的英勇，那么哈馬斯就是把苦難拿來當人質(zhì)、再打包出賣給國際媒體的老手。鄒市長如果真的了解中國近代史，就該知道什么是“以命相搏”，而不是“借人之命、邀己之功”。

二、歷史告訴我們：泛善主義是國家自殺的開始

當代西方政客常犯一個“高尚錯誤”——只要有人受苦，就一定要有人負責，而那個負責的人通常是他們心中“強者”的代表（比如以色列、比如美軍、比如一切維護秩序的存在）。

這就是“道德攝影棚政治”的典型特征：悲傷要上鏡，憤怒要剪輯，而真相——就讓它隨風(fēng)去吧。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上幾個因為“泛善主義”而招致禍患的案例：

約旦：仁至義盡，卻被巴解差點奪權(quán)

1970年，約旦王室接納大量巴勒斯坦難民，甚至允許巴解組織在國土內(nèi)活動。但短短幾年內(nèi)，巴解不僅在約旦內(nèi)部建營訓(xùn)練，還在大馬士革街頭揚言“安曼比特拉維夫更近”。

最終爆發(fā)“黑九月”內(nèi)戰(zhàn)，國王侯賽因調(diào)動坦克，血洗難民營，只為保住王國不被篡權(quán)。王后努爾痛心不已，侯賽因卻只說了七個字：“再仁義，就得亡國?！?/p>

阿拉法特：難民的“父親”，簡樸的億萬富翁

作為巴解領(lǐng)袖，阿拉法特靠“代表巴勒斯坦苦難”成了國際明星，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據(jù)瑞士銀行記錄，他生前掌控資產(chǎn)高達30億美元，妻子長期居住在巴黎五星級酒店，月生活費超10萬美元。

而他的人民，至今仍在拉法地下道里喝咸水。

德國：以善為名，禍起“開放”

2015年，默克爾放開邊境，接納超過100萬中東難民。當時的口號是：“我們做得到。” 但兩年后，德國警方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重大刑案中，近四成涉及“新移民”；科隆除夕夜，數(shù)百女性遭難民團伙圍攻，德國媒體竟“封鎖消息”以防激起民憤。

善良沒有邊界，但國家有。默克爾也被戲稱為：歐洲吳三桂。

三、不是所有的眼淚，都值得被鼓掌

多倫多市長的視頻中，她感嘆“看到加沙孩子真好”。沒錯，孩子總是無辜的。但問題是，那些孩子是否也是哈馬斯地下通道的一部分？是否是國際記者“必須拍到的素材”？又是否只是被極端主義集團擺布的棋子？

這時我們必須記起耶穌對門徒說過的一句話：

“我差你們?nèi)?，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這句話里，“馴良”是基本的良知，但“靈巧”則是對復(fù)雜現(xiàn)實的把握。當一個市長只強調(diào)鴿子的慈愛，而忽略蛇的智慧時，她不是真善良，只是愚善。

四、寫在最后：國家利益與“人道姿態(tài)”并不矛盾

加拿大可以歡迎難民，也可以援助加沙，但這一切應(yīng)建立在國家利益與事實判斷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段被剪輯的“感人短視頻”上。

外交不該被Instagram的濾鏡所驅(qū)動，治理城市也不應(yīng)成為一場“道德真人秀”。

正如以色列前總理梅厄所說：“我們可以原諒他們殺了我們的孩子，但永遠無法原諒他們讓我們不得不殺他們的孩子?！?/p>

和平從來不是用眼淚換來的，而是靠歷史的經(jīng)驗、事實的堅持、智慧的忍讓與防備的底線。加拿大如果真想幫助中東和平，就該以約旦為師，而非被“流量道德”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