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篆刻界大咖黃士陵，與西泠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齊名，并開創(chuàng)了“黟山派”。即將于7月末舉槌的西泠印社春拍上，10余方出自黃士陵之手的篆刻廣受關注，其中一方其給好友王秉恩刻的壽山田黃石閑章尤為亮眼。想知道這枚印章背后有啥故事？那就跟著小編一起往下看。

圖丨西泠拍賣提供

10 余方即將上拍的黃士陵篆刻作品

兩次南下

他遇見了人生中的重要友人

黃士陵，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晚年別署黟山人、倦叟等，安徽黟縣人，晚清杰出篆刻家、“黟山派”創(chuàng)始人。其父黃仲和博雅能文，著有《竹瑞堂集》，家學深厚。黃士陵自幼受篆學啟蒙，八九歲即操刀習印，展現(xiàn)出非凡的藝術(shù)天賦。早年因戰(zhàn)亂家境驟變，黃士陵被迫離鄉(xiāng)謀生，在南昌開設照相館維生，期間兼營鬻印。29歲時出版《心經(jīng)印譜》，初顯其篆刻才華。

光緒七年（1881年），黃士陵第一次南下廣州，結(jié)識了一批文人顯貴，并得到了賞識及幫助，使其在粵地受惠頗多。之后在志銳等人舉薦下，北上京城，入國子監(jiān)深造，耳濡目染地接觸金石碑版等古文字，眼界為之大開，篆刻技藝得到了長足的進步。

光緒十三年（1887年），黃士陵再度南下，受廣州巡撫吳大澂之邀，做吳的幕客，后又協(xié)助學者梁鼎芬主持廣雅書院。也是在這期間，黃士陵結(jié)交了他人生的重要友人——王秉恩。

王秉恩，字息存，一作雪岑、雪澂、雪丞、雪城、息塵等；四川華陽（今四川雙流）人，清末民初藏書家、書法家、金石收藏家；同治十二年（1873年）舉人，官廣東提法使、廣東按察使等。張之洞對其深為器重，委派其任廣雅書局提調(diào)。洋務運動中作為張之洞的重要助手，王秉恩在軍事工業(yè)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建設、人才培育等諸多洋務事務上發(fā)揮作用。

這是字數(shù)最多的一方

壽山田黃石閑章

此壽山田黃石印作于甲午十一月（1894年），為黃士陵刻贈王秉恩自用閑章，黃王二人交往時間頗長，過從密切。王秉恩身居高位，對黃士陵有知遇之恩。據(jù)統(tǒng)計，黃士陵為王秉恩及其族人所刻印作在74方以上，此印為其中閑章字數(shù)最多的一方，且用材為極為名貴的壽山田黃石。印面隨形，以小篆入印參鏡銘意，為黃士陵典型印式；線條兼合婉轉(zhuǎn)與拗張，柔美中含有剛意，極具表現(xiàn)力。

“我家江水初發(fā)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印文，句出蘇軾《游金山寺》一詩。甲午戰(zhàn)爭這一年，廣雅書院、廣雅書局出現(xiàn)了劇烈的人事變動，王秉恩奉調(diào)江南，特囑黃士陵刻此句入印。蘇軾與王秉恩同為四川人，此句既點明王氏故鄉(xiāng)四川位于長江源頭的地理特征，暗含對家鄉(xiāng)的感懷，又直述宦游經(jīng)歷，隱喻宦海浮沉的無奈。此時刻此句極為貼切。在清末金石復興的時代背景下，黃士陵“以布衣佐于卿相之間”，必定與王秉恩的幫扶是分不開的。

清 黃士陵刻松鹿薄意田黃石王秉恩自用閑章

1894年作

印文：我家江水初發(fā)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邊款：雪岑先生將之官江南，屬刻蘇句。甲午十一月，士陵。

4.8厘米×2.2厘米×5.7厘米 86.1克

黃士陵藝術(shù)成就的核心在于突破明清流派藩籬，以深厚金石學素養(yǎng)融合古璽、秦漢印風。其作品光潔挺勁、寓險絕于平正，他創(chuàng)造性地改用薄刃銳鋒，以輕行取勢，線條峻厚健逸，章法外板內(nèi)靈，既保留古璽印的渾穆端莊，又融入漢印的平正靜穆。他提出“漢印剝蝕乃年深使然，不應刻意效顰”的革新主張，以光潔妍美之姿重現(xiàn)漢印本真面目，改變了過去人們對漢印斑駁是正宗的認識，使人們開始重新認識漢印的渾厚與質(zhì)樸。他的作品氣韻生動，被視為“今古渾然相融”的典范。

（本文選自2025年第6期《中國收藏》雜志）

編輯丨王何

校對丨鄭爽

設計丨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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