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的正史，都是以帝王將相為主角。受此影響，今人的史學研究作品，不管是學術界，還是通俗讀物，也大多圍繞王朝興衰、宮廷斗爭、功臣名將展開。而占據(jù)絕對數(shù)量的平民大眾，往往連名字都不配出現(xiàn)……

可是，主角光環(huán)畢竟是少數(shù)人的特權，那些寂寂無名的“小民”，才是歷史洪流中的大多數(shù)??！

經(jīng)緯度叢書《州縣之民：治亂之間的小民命運》終于為“小民”群像式立史！由州縣之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斯文代表的生員、富甲一方的紳商、辛勤稼穡的齊民、堅守貞節(jié)的節(jié)婦烈女……通過對他們生活與命運的剖析，嘗試還原君主專政時期普通州縣平民的生存狀態(tài)。

本文摘編自《州縣之民：治亂之間的小民命運》推薦序

作者為諶旭彬

眾所周知，中國有著漫長的修史傳統(tǒng)。我卻始終有個偏見，認為我們這個史學大國，實際上長期深陷無史狀態(tài)而不自知。無史的第一個表征，是中國史學的好傳統(tǒng)很早便被斬斷。這類好傳統(tǒng)包括如太史公那般掙脫權力干預，站在自主立場上撰史；包括不隱惡不虛美，以起居注與實錄等檔案忠實詳盡地記錄統(tǒng)治者的所作所為。遺憾的是，《史記》成了絕唱，《太史公書》也難逃被刪改的命運，起居注、實錄乃至民 間筆記皆時常遭受封建權力的嚴厲審查。

無史的第二個表征，是上至朝廷組織書寫的所謂“正史”，下至地方士紳發(fā)起編撰的地方志，皆屬于以統(tǒng)治者為主體的記錄文本，被統(tǒng)治者始終缺席。被統(tǒng)治者即便偶爾得到機會載入史冊，也只是在充當統(tǒng)治者的背景板。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東漢和帝年間，百姓普遍處于饑餓狀態(tài)。今人之所以能夠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后漢書·和帝紀》要記載漢和帝的一項“德政”，說他不但下詔要求地方郡國“勸民蓄蔬食以助五谷”，即發(fā)動官府去號召百姓以蔬菜代替糧食；還破例允許地方郡國的流民去官府控制下的陂池采集“以助蔬食”。如果和帝沒有這般“德政”需要褒揚，百姓吃不飽飯這段史實恐怕就很難被載入《后漢書》。

再如晉代史料《零陵先賢傳》。內中記載東漢末年的零陵郡泉陵縣稅負沉重，“產(chǎn)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孩子剛生下來一歲，就會有人上門要收孩子的人頭稅，于是百姓生了孩子普遍不肯養(yǎng)育，或拋棄或溺死。百姓的這番境況會被記載下來，也只是因為《零陵先賢傳》想要表彰一位叫作鄭產(chǎn)的鄉(xiāng)紳。這位鄭產(chǎn)在泉陵縣的白土鄉(xiāng)做“鄉(xiāng)嗇夫”，乃官僚體制內底層人員，主要職責是替朝廷收取賦稅、受理詞訟。鄭產(chǎn)勸說轄下百姓不要殺孩子，還愿意替那些困頓的父母繳納孩子的人頭稅，且通過向上級郡縣反映情況，使該鄉(xiāng)的孩子不必再繳納人頭稅。如果泉陵縣沒有這位值得褒獎的鄭產(chǎn)，該縣百姓遭受的苦難便會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留不下半點痕跡。

在陳壽的《三國志》里，被統(tǒng)治者的慘況因充當統(tǒng)治者德政的背景板而被記錄下來的情況同樣常見。今人能夠知曉曹魏治下的下蔡縣與邵陵縣百姓生計困難，生了孩子后普遍將之殺害不肯養(yǎng)育，是因為《三國志·魏書》要褒揚官員鄭渾在當?shù)貙嵤┥普?，稍稍緩解了百姓的痛苦。今人能夠知曉曹魏統(tǒng)治時期有大量的孩子未成年就被官府抓了去服勞役，是因為《三國志·魏書》要褒揚官員王朗心系百姓，曾上疏勸剛剛繼任魏王的曹丕取消此類暴政。今人能夠知曉孫吳統(tǒng)治時期百姓甘愿身陷貧困也不肯努力勞作，同樣是因為《三國志·吳書》要贊頌將軍駱統(tǒng)，要褒揚他指出這些現(xiàn)象源自朝廷的暴政，并勸諫孫權變更政策以減輕百姓痛苦。

反之，如果統(tǒng)治者不需要表彰，被統(tǒng)治者及其承受的苦難也就失去了做背景襯托的機會，很難被記錄下來。《州縣之民》以乾隆年間《岐山縣志》等地方志為據(jù)，兼采其他明清文獻檔案，嘗試還原明清時期陜西岐山及其周邊地區(qū)普通州縣百姓的生存狀態(tài)時，明顯注意到了上述情形。比如，書中以清代奏折檔案為資料主體，還原了一樁“李知縣買布”事件。其情節(jié)簡言之，就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鳳翔縣知縣李莊就因買布這件小事，將本縣布商活活打死。此一惡劣行徑連乾隆皇帝都看不下去，親自下旨將李莊判處死刑?？墒牵@樣一樁經(jīng)由皇帝御斷過的案子，在乾隆版《鳳翔縣志》里竟然只字不提——要知道，這部《鳳翔縣志》重修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也就是李莊案發(fā)生后的第四年。知縣被誅殺于一縣而言是大事，鳳翔縣的官員與士紳斷無可能這么快就遺忘了李莊之死?？伤麄冊诰幮蘅h志時，對李莊其人僅扼要記載：“李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拔貢，乾隆二十四年任。”

為什么會這樣？本書作者認為：在體例設置上，乾隆年間《鳳翔縣志》根本就沒考慮記載貪虐官員的事跡。不獨《鳳翔縣志》，許多清代方志皆是如此?！暗览硪埠芎唵?，方志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教化人心，如果都詳細記載官員如何貪虐，豈非有損官府衙門的威嚴？若非相關奏折檔案留存至今，僅僅依靠方志，恐怕后人永遠也不會知道乾隆二十八年（1763），鳳翔縣有過一位如此瘋狂的縣太爺?！蔽矣X得作者的解釋相當精辟，直接道破了傳統(tǒng)中國空有浩如煙海的史書與史料，卻深陷無史狀態(tài)這樣一個基本常識。同時也是一種提醒，即：在傳統(tǒng)中國，受權力之手操縱的絕不僅僅只是官修的起居注、實錄與所謂“正史”，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地方志。這些地方志看似成于地方士紳之手，實則仍是統(tǒng)治秩序的一部分，仍普遍承載著為統(tǒng)治者塑造光輝形象并提供統(tǒng)治合法性的功能。普通民眾及其生存狀態(tài)，從來就不是此類地方志的敘述主體。

從統(tǒng)治者的頌歌聲中聽出被統(tǒng)治者的呼號。從這個意義來看，《州縣之民》的寫作乃是在“化無史為有史”。

《州縣之民：治亂之間的小民命運》

作者 王帆

內容簡介

1644年，崇禎十七年，三月，崇禎帝自縊，明亡。次月，清軍入關，進據(jù)北京。是為“天下亡”。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經(jīng)歷百余年恢復發(fā)展，社會安定，人口繁盛，全國總人口突破兩億七千萬。是為“天下興”。

興亡之間，無數(shù)平民被時代洪流裹挾，隨波漂蕩。

本書以關中地區(qū)的西岐之地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乾隆年間的《岐山縣志》等西府地方志為主，兼采其他明清文獻檔案，由州縣之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斯文代表的生員、富甲一方的紳商、辛勤稼穡的齊民、堅守貞節(jié)的節(jié)婦烈女……通過對他們生活與命運的剖析，嘗試還原君主專政時期普通州縣平民的生存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