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沖了龍王廟，1948年，蘇聯發(fā)生了這么一檔子事。

當時在蘇聯高層主管科學的官員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日丹諾夫在一次報告中提到了科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后者在當時是其國內首屈一指的專家，聲望頗高。

然而尤里在評價對方時表現得十分不屑，甚至破口大罵。

就他也配叫專家？磚家還差不多！

李森科被譽為“蘇聯科學界的紅衣主教”、首席科學家，是實打實的標桿人物，這種人一般都被供著，很少有人敢去得罪，然而尤里是有這個資本的——他的老爹是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掌管蘇聯意識形態(tài)的大佬，公認的“二號人物”，傳說中的“最高領袖的接班人”；他的妻子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也有個很厲害的爹，名叫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

顯然，按照常理而言，縱使李森科這樣的名流，在尤里這樣的“超級二代”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然而接下來，令人匪夷所思的狀況出現了。

就在尤里針對李森科的批判報告過去沒多久，高高在上的“二號人物”日丹諾夫竟親自出面向李森科道歉：犬子無知，您大人有大量，千萬別放心上啊。

能佇立在蘇聯的權力核心，冷血無情、殺伐果斷是基本素養(yǎng)，日丹諾夫道歉顯然不是因為他善。他很清楚，別看這李森科戴著個眼鏡，文文弱弱的，此人實則狠著呢！

對方壓根就是個披著“科學家”柔弱羊皮的狼……不，應該說比狼可狠毒多了。

特羅菲姆·李森科于1925年畢業(yè)于基輔農學院，被分配到一個偏南方的農業(yè)育種站工作。此時的他籍籍無名，就像一顆砂礫，隨便刮來一陣風便不知會被卷走多少。而他邁向“蘇聯首席專家”的第一步，靠的并非刻苦鉆研，而是投機取巧。

30年代初期，一種被稱作“春化處理”的育種法在蘇聯業(yè)界引起了巨大轟動，提出者正是李森科。

眾所周知，蘇聯位置偏北，寒冷是影響農作物產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李森科稱自己發(fā)明辦法足以徹底解決該問題，并且經過了理論驗證，真實可靠。

所謂“春化處理”，顧名思義就是“提前給種子帶來春天”——在播種前提前把種子放在寒冷且潮濕的環(huán)境中“激活”，可讓種子的發(fā)芽期更短，成長更快。

問題來了：這算哪門子“科學發(fā)現”，隨便找個種過幾年地的老農民都能想到，充其量只能稱作“農耕經驗”。沒錯，“春化處理”的實際發(fā)明者是李森科的父親——1929年，其父偶然發(fā)現被雪覆蓋過的種子可提前成熟，而李森科轉手就把父親的發(fā)現給偷走了。

為了出名，一個普通的農耕經驗被他鼓吹成“珍貴的科學研究成果”，足見李森科并非一個單純的人。他不但頗有野心，并且可以做到不擇手段，這種人想不成功都難。

1935年2月14日，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召開，最高領導人斯大林親自出席。李森科被安排演講，再一次闡述他的“春化處理”的妙用。

大伙十分不滿：過去幾年里，一個破經驗被翻來覆去講了無數遍，我們早就聽得不厭其煩，究竟有完沒完？

李森科微微一笑，讓大家先別急，他剛悟出“春化處理”另有妙用。

演講中，李森科突然話鋒一轉，提到了當時蘇聯科學界對于一些科學問題的爭論。他聲稱這些爭論“就像是人們對集體化的爭論”——集體化是由斯大林同志提出的，是重要的國家決策，只要反對它就是在反對最高領導人、在反對國家，是“企圖阻撓蘇聯發(fā)展的階級敵人”！

同理，只要反對我李森科的，也是階級敵人。

聽聞此言，與會者無不倒吸一口冷氣，頓覺脊背發(fā)涼，為由斯大林微微側目，眼神中透出贊許。

事實上，李森科提到的“科學的爭論”，如今看來很是低級。原來在當時，針對生物的遺傳問題，主流有兩種觀點：基因遺傳和獲得性遺傳。前者如今已成常識，無需贅述；獲得性遺傳的支持者認為，生物可以遺傳給下一代的性狀是后天養(yǎng)成的。

后者否定基因的存在性，顯然錯得很離譜，但只因主流的遺傳學是西方學者提出的，因而遭受相當一部分蘇聯科學家抵制，李森科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與敵對科學家長期斗爭的過程中，李森科逐漸意識到對身為學者的他們來說，爭出個誰對誰錯至關重要；然而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看來，這些壓根就不值一提。

“大人物”關心的是民眾是否聽命與他們，政策是否能順利推行，局勢是否穩(wěn)定。無論是什么，只要有利于鞏固期權力根基，存在即合理。

你看那個叫尼古拉·葉若夫的矮子，小學都差點沒讀完，大字不認幾個，長得還丑，這種人有什么活路？哪知他只因心夠狠，殺誰都下得去手，被大佬挑中接管了契卡，便一躍成為蘇聯“二號人物”。

他葉若夫可以，我李森科為何不行？

此外，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學界對生物遺傳問題基本有了定論，孟德爾遺傳學早已成為主流。李森科名校出身，豈能不知其中對錯？或許他意識到，對那些大人物而言，故意堅持錯的理論反而能起到“指鹿為馬”的效果，全當服從性測試了。

理論錯無所謂，只要立場對就行了。

此后，李森科所向披靡，于1935年成為烏克蘭科學院、全蘇列寧農業(yè)科學院雙料院士，后又升任敖德薩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所長。反觀他的老對手，前任院長于1940年被捕，著名學者穆勒倉皇出逃，樹倒猢猻散。

有了高層的青睞，李森科獲得了遠超他身份的權勢，他實際上成為了斯大林在蘇聯科學界的“錨點”。得罪李森科無異于得罪了斯大林，尤里年輕看不到這一層，日丹諾夫老謀深算，豈能不知其中利害？

而逼迫日丹諾夫屈尊低頭的，還有另一大原因。

20世紀40年代中期，蘇聯高層發(fā)生了幾起人事調動：阿列克謝·庫茲涅佐夫、尼古拉·沃茲涅先斯基等人從列寧格勒被調到莫斯科擔任要職。

這幾位都是“列寧格勒集團”的核心成員，是日丹諾夫的堅實盟友，如此重大的調動不可能不經過斯大林首肯。正因如此，馬林科夫、貝利亞等人大為驚慌，認為斯大林已經確定日丹諾夫為“接班人”，這些操作正是為其鋪路。

日丹諾夫攻勢咄咄逼人，馬林科夫一伙不想坐以待斃，雙方斗爭進入白熱化階段。這番斗爭你來我往，極盡手段，過程非常復雜，我們且不做贅述。然而在殘酷的消耗以及斯大林“帝王權術”的操縱下，雙方勝負不分，反而形成了微妙的平衡。

此時蘇聯政壇就像一臺天平，哪邊多出一分一毫，勝利就將向哪一方傾斜。而在如此生死攸關的時間點上，尤里炮轟李森科一事無疑打破了平衡。

事實上，以尤里的身份，在蘇聯國內抨擊任何一人，哪怕是赫魯曉夫、馬林科夫乃至貝利亞，恐怕都無關痛癢，斯大林說不定還樂得看這番“狗咬狗”的局面。然而尤里偏偏惹了李森科——打狗還需看主人，打錯了狗，惹了不該惹的人。

尤里一時的口舌之快，間接要了日丹諾夫的老命，更是敲定了蘇聯的國家命運，不失為“熊孩子”界內的一段傳奇。

蘇聯政壇向來論跡一定論心，日丹諾夫的兒子突然搞了這么個大新聞，究竟出何目的，會不會是他耐不住性子想要接過大權了？要知道，日丹諾夫身體狀況很糟糕，雖被認為是“接班人”，他未必能熬得過斯大林。

而日丹諾夫顯然也沒料到自己的兒子會如此坑爹，當即亂了陣腳。

事情發(fā)生不久，馬林科夫、貝利亞一伙便大肆造勢，稱日丹諾夫“早有反心”。他們甚至拿出了證據：多年以前，列寧格勒幫就曾提出建議，把部長會議改在列寧格勒召開，還提出要創(chuàng)立“俄羅斯共產黨”，狼子野心毫不遮掩。

與此同時，馬林科夫操縱國家宣傳機器為對手精心構建了一個“信息繭房”，不過其中全是壞消息。日丹諾夫每天都要面對處理不完的麻煩，巨大的工作和心理壓力令他身心俱疲，本來就重病纏身的他很快便撐不住了。

1948年8月，在極不情愿的情況下，日丹諾夫被送入療養(yǎng)院。不出所料，他再也沒能出來。在心電圖室主任利季婭·季馬舒克給出的報告中，日丹諾夫死于“肝硬化和高血壓所引起的功能性紊亂”。

乍看一切沒有問題，可值得一提的是，這所療養(yǎng)院并不在日丹諾夫的地盤上……

此后，列寧格勒幫遭受了殘酷清算，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冤假錯案，純屬“趕盡殺絕”。馬林科夫等人的吃相之難看，連斯大林都直呼沒眼看。

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提到，斯大林深知日丹諾夫昔日的副手沃茲涅先斯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搞經濟的好手，便親自出面，想要保下他一命。斯大林提出釋放沃茲涅先斯基，讓他管理國家銀行。

哪知此舉反倒加速了后者的死亡——審訊者以近乎先斬后奏的方式，于1950年9月將其處決。

有趣的是，當這場腥風血雨瘋狂肆虐時，身為日丹諾夫的親兒子，尤里非但沒受任何沾染，反而平步青云：他不但在日后被授予了列寧勛章，還被任命為重要科學機構的負責人——或許是鑒于他的“卓越貢獻”，勝利一方以此作為嘉獎。

也不是沒這種可能，畢竟大伙兒都是體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