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

十分理解作者為什么到50多歲之后才開始面對這段充滿恥辱的黑暗往事，畢竟，這段歷史涉及到的都是血親?；蛟S也正因如此，給自己一個良心上的交代也是必然的選擇。身為納粹的后代，作者的反思不可謂不徹底，但這也是他對于歷史乃至當下歐洲最為憂慮的一點：即，那些納粹的意識形態(tài)從未遠離過歐洲。文中提及的“大取代”陰謀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如果展開論述近十年為何“大取代”陰謀論甚囂塵上，又必須結(jié)合歐洲移民政策等諸多因素來分析，這里就不展開說了） 。

我的家人都是納粹分子。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我的繼父、我的叔叔——幾乎他們所有人都是二戰(zhàn)期間的鐵桿納粹分子。戰(zhàn)后呢？沒有一個人改變他們的信念，也沒有一個人對納粹罪行表示過任何遺憾。

相反，他們要么否認這些罪行，要么為其辯護，包括對謀殺和大規(guī)模屠殺的辯護，最糟糕的是，有時他們還積極參與其中。我們家也不例外——在奧地利和德國，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家庭。

戰(zhàn)后的官方說法是，奧地利是希特勒擴張主義政策的第一個受害者。四個戰(zhàn)勝國——英國、法國、美國和蘇聯(lián)——明確認可了這一解釋，一些人認為，這一解釋讓奧地利和奧地利人民擺脫了參與納粹暴行的罪責。

但并非所有奧地利人都接受這個說法。奧地利社會的大部分人仍然對國家社會主義抱有強烈的認同感，這是一種激進的大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它拒絕承認奧地利是一個擁有自己歷史和文化的獨立國家，并培養(yǎng)了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和反斯拉夫情緒。

我的家人和許多其他人一樣，直到去世都堅信希特勒和第三帝國?！拔覀儾皇菉W地利人，而是德國人，”這是我小時候經(jīng)常被灌輸?shù)男艞l。“我們將永遠為此感到自豪。”

我出生于1944年，也就是戰(zhàn)爭結(jié)束前一年。當我10歲時，我被送到一所寄宿學校，遠離我和母親及繼父居住的林茨（Linz），也遠離我經(jīng)常拜訪的住在阿姆施泰滕（Amstetten）的納粹祖父母。為什么我的親戚要把我送走，對我來說仍然是個謎。也許他們被學校位于高山之巔、周圍環(huán)繞著樹林這一點吸引，因為那遠離了城市的腐化影響，遠離了猶太人和反德精神——正如我的祖母所說。此外，學校里我們還必須學習一門手藝——我成了一名木匠。

他們不知道的是，這所學校的精神非常自由。在那里，沒有一個老師是老納粹分子，這在50年代的奧地利是一個例外。因為大部分時間我都待在學校里，我與納粹親戚的影響隔絕了，很快我開始對他們的信念、他們的大德意志思想、他們的反猶主義以及對奧地利和民主的憎恨產(chǎn)生懷疑。在學校里，我們學到了其他的信念。

我的母親大約在1930年與漢斯·波拉克（Hans Pollack）結(jié)婚，他比她大20歲。我從未被告知他并非我的親生父親，但我逐漸意識到了這一點。我經(jīng)常被送到阿姆施泰滕和祖父母一起住，他們以“我是真正屬于他們的孩子，格哈德（Gerhard）的兒子”的身份熱情歡迎我。而我的哥哥和姐姐，他們比我年長，卻從未去過阿姆施泰滕，甚至不知道我在那里的祖父母。對于年幼的我來說，這種局面既奇怪又令人困惑，但我只能接受了。

我記得母親第一次告訴我，我真正的父親名叫格哈德·巴斯特（Gerhard Bast），他是黨衛(wèi)軍的一名軍官，也是蓋世太保的一位高級成員。當時我14歲，足以理解這意味著什么。她沒有告訴我他在戰(zhàn)爭期間做過什么——也許她自己也不清楚，至少不知道全部細節(jié)。他在1947年去世，那時我才三歲。得知這一切后，我感到震驚迷茫，完全不知所措。我也沒有人可以傾訴我的感受，即使是學校里的同學——他們同情我，卻并不真正理解我的處境。所以，我不得不獨自面對這個可怕的消息。經(jīng)過很長時間的努力，我總算勉強過上了可以稱之為“正?！钡纳?。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已與家人斷絕了所有聯(lián)系，正在維也納求學。

某一天，我的叔叔突然聯(lián)系我，說我的祖母快要去世了。他讓我去阿姆施泰滕——那是維也納以西一小時半火車車程的地方。我匆忙趕去見祖母最后一面。她曾是世上最好的祖母，對我寵愛有加。然而，她也是一個固執(zhí)而強硬的女人，并且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納粹分子。我去得太晚了。叔叔在門口迎接我時，說的第一句話是：“她像一個德國女人一樣死去。”

那一刻，我意識到這個家族絲毫沒有改變，也永遠不會改變。

要解釋我的家族為何與納粹主義有如此強的聯(lián)系并不容易。無疑，他們的背景和社會化過程起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的奧匈帝國時代，他們住在所謂的“下施蒂利亞”（Untersteiermark），即如今的斯洛文尼亞地區(qū)。像我的曾祖父這樣的德國民族主義者對哈布斯堡家族持懷疑態(tài)度，因為他們認為哈布斯堡家族是斯拉夫人的朋友，而他們鄙視斯拉夫人。

19世紀后期，德國人與斯拉夫族裔之間的敵意和沖突時常發(fā)生。我的祖父和他的兩個兄弟被送往格拉茨（Graz）求學。他們在家里已經(jīng)吸收了激進的德國民族主義，在格拉茨加入了一個名為“日耳曼尼亞”（Germania）的德國學生兄弟會（Deutsche Burschenschaft），這個組織以強烈的反猶主義和反斯拉夫主義而著稱。

學生兄弟會是暴力德國民族主義的搖籃，充滿了如今被稱為“有毒的男子氣概”。他們的成員酗酒、斗毆，以及在希特勒1938年吞并奧地利后，對奧地利大學中的猶太教授和社會主義教授進行殘忍、甚至致命的攻擊。格拉茨被視為抵御斯拉夫人——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假想入侵的堡壘。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帶來的影響，加深了我的家族對德國人將被斯拉夫人“劣等種族”淹沒的恐懼。他們認為，這些斯拉夫人正計劃剝奪辛勤工作的德國人的權利和地位。如今，歐洲各地的右翼政治家對移民提出的指控與當年的說辭如出一轍?！按笕〈保═he Great Replacement）這樣的陰謀論讓我想起了童年時聽到的言論。我的家人灌輸給我一種觀念：我們才是受害者，猶太人和斯拉夫人都在覬覦我們。

如今，這種加害者與受害者角色的顛倒在我們周圍隨處可見。弗拉基米爾·普京及其追隨者不斷聲稱，他們從未計劃對烏克蘭發(fā)起侵略，而是一直在防御那些包圍他們的敵人：一個試圖摧毀和平的俄羅斯、以實現(xiàn)希特勒原本目標的西方聯(lián)盟。這就是為什么普京不斷抨擊虛構(gòu)的“統(tǒng)治烏克蘭的納粹”。普京的敘述已被歐洲各地的極右翼勢力越來越多地采納，尤其是在我的祖國奧地利的自由黨（FPO，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于1956年4月7日在維也納成立。編者注）。 今年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自由黨贏得了最多的選票。

戰(zhàn)爭結(jié)束近80年后，為什么國家社會主義的強烈回聲仍然如此吸引人？為什么生活在和平時代、享受民主各種好處的人，竟計劃顛覆和破壞這一制度，同時試圖復興過去的意識形態(tài)和手段？仇恨言論、排外主義、種族主義、“主宰種族”的優(yōu)越思想，以及對強權人物的崇拜——一個用鐵腕統(tǒng)治的“元首”——正在卷土重來，仿佛納粹主義從未發(fā)生過。這種現(xiàn)象不僅困擾著德國和奧地利，還影響了其他國家，包括那些擁有深厚民主傳統(tǒng)的國家。

這是某種集體失憶的表現(xiàn)嗎？作為納粹的后代，我們是否在某種程度上也負有責任？我們是否太過自滿，認為民主制度不需要我們積極捍衛(wèi)就能存續(xù)？有時我會想，我的家人或許會成為普京及其同類的崇拜者。他們深信，民主是毒藥，只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才能拯救我們。

1918年，奧地利失去了作為一個擁有超過5000萬人口的龐大帝國的地位，變成了一個人口不足700萬的弱小、戰(zhàn)敗且極不穩(wěn)定的國家。許多德語使用者發(fā)現(xiàn)自己成了新成立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中的少數(shù)民族，由他們所憎惡的斯拉夫人掌權。與斯洛文尼亞鄰居的沖突、日益增長的排外情緒，以及對日耳曼民族優(yōu)越性的信念，這些構(gòu)成了我家族男性成員成長的環(huán)境。

繼祖父之后，我的父親也在格拉茨（Graz）學習，并像他一樣加入了日耳曼尼亞兄弟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這個兄弟會變得更加激進。1931年，我父親20歲時加入了納粹黨，同時加入了黨衛(wèi)隊。當時，黨衛(wèi)隊還是一個小規(guī)模的組織，由隨時準備與政治對手（如社會主義者、共產(chǎn)主義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或警察）作斗爭的暴徒組成。在兄弟會的酗酒與斗毆文化的推動下，我的父親結(jié)識了一批新朋友，其中包括恩斯特·卡爾滕布魯納（Ernst Kaltenbrunner），后來成為帝國安全總局（RSHA）負責人、納粹大屠殺的主要實施者之一。

1938年，德軍入侵奧地利并將其并入德國第三帝國，這一事件被稱為“德奧合并”（Anschluss）。之后，我的父親在格拉茨的蓋世太保獲得了一份工作。他似乎是理想的人選——在希特勒掌權之前，他已是一名堅定的納粹分子。他因從事反奧地利活動而入獄過，就像我的祖父一樣，這對蓋世太保、黨衛(wèi)隊及其情報機構(gòu)安全局（SD）的職業(yè)發(fā)展來說，是極好的推薦信。從格拉茨開始，他被派往德國的不同城市。1941年1月，他被派往林茨，并成為當?shù)厣w世太保的代理負責人。

林茨并非普通的奧地利城市。希特勒年輕時曾在那里生活過幾年，對這個地方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林茨上過學，盡管并無顯著成就。他的一名同學，后來成為了我的繼父漢斯·波拉克。波拉克記得希特勒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學校組織郊游，經(jīng)過一片長滿干草的草地時，希特勒點燃了草，然后爬上一棵樹，對同學們發(fā)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但同學們并未被打動，反而認為他瘋了。

作為蓋世太保的負責人，我的父親肩負著許多職責，包括執(zhí)行針對強迫勞工、所謂的帝國敵人以及猶太人的納粹法律。任何案件似乎都無法逃過他的關注。一位朋友、歷史學家曾發(fā)現(xiàn)一個關于老人的悲慘故事：這位名叫馬克斯·戈爾格（Max Gorge）的老人住在斯泰爾（Steyr）附近村莊，是村里唯一的猶太人，他1868年出生于波西米亞，后移居奧地利，成為一名亞麻織工，退休后住在加夫倫茨（Gaflenz）鎮(zhèn)。他很貧窮，幾乎難以維持生計。然而，他并未逃過納粹的注意。在相關檔案中，我的朋友找到了一封由我父親簽署的信，要求當局登記并報告所有猶太人，無一例外。戈爾格在1942年初被送往維也納，隨后被送往死亡集中營。但在此之前，他因忘記在證件中加上“以色列”而被判入獄兩周。

沒有我父親的介入，戈爾格是否會幸存？我對此表示懷疑，但這并不是重點。我父親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簽署了他的死刑判決。或許有人會問，深入探討這樣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案例是否真的有意義。難道沒有無數(shù)大規(guī)模屠殺的案例，成千上萬人在集中營或東歐的屠殺場中被殺害嗎？確實，我父親也親手參與了大規(guī)模屠殺。但我仍然認為像戈爾格這樣的個案很重要，因為它為后來的罪行奠定了基礎并營造了氛圍。

沒有人強迫我的父親加入蓋世太保和黨衛(wèi)隊。他是自愿加入的，完全清楚他將被要求做些什么。他本可以選擇另一條路，比如成為一名律師，就像他的父親和叔叔——他們也參與了犯罪，但程度遠不及他。

那么，為什么呢？我常常問自己這個問題，但從未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

他不是怪物或虐待狂，而是別人眼中的一個好朋友，登山和狩獵的伙伴，我母親深愛的丈夫。他只是一個普通人。而像他這樣的人還有很多。

當然，他深度參與納粹政權的暴行部分是由于他的成長環(huán)境，但這并不能減輕他的罪責。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學習過法律，懂得區(qū)分是非。有道德顧慮的人絕不可能升任林茨蓋世太保負責人這樣的職位。

命運的轉(zhuǎn)折發(fā)生在1943年11月，我父親的秘密警察生涯突然結(jié)束。作為蓋世太保負責人，他被邀請在靠近毛特豪森集中營的地方參加一次狩獵活動。在狩獵過程中，他意外射殺了一名趕獵者，一個男孩。或許有人會認為，作為高級蓋世太保和黨衛(wèi)隊軍官，他可能只會受到一頓斥責。但在這些問題上，納粹非常嚴格。他被判處四個月監(jiān)禁。

雖然他不必服刑，但被派往前線，領導一個特遣隊（Sonderkommando），負責清理戰(zhàn)線后的猶太人、游擊隊員和其他所謂的帝國敵人。這是一支死亡小隊。

那次狩獵事故標志著他人生的重大轉(zhuǎn)折。在此之前，他只是一個所謂的“案頭罪犯”。從那以后，他成了直接的施害者。

我花了許多年才開始研究我父親的生平。 我必須等到母親去世之后——在她還活著的時候，這個過程會太過痛苦和尷尬。 然而，即便在1978年母親去世后，我仍推遲了這項研究。 我告訴自己，現(xiàn)在不是時候，我有太多工作要忙（這當然是典型的借口）。 我直到50多歲時才認真開始搜索往事，因為我覺得自己不能再拖延了。

我首先向柏林聯(lián)邦檔案館申請了他在黨衛(wèi)隊的檔案。 在研究過程中，我得知父親于1944年7月在波蘭比亞韋斯托克（Bia?ystok）附近與他的特遣隊會合。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極不愉快的發(fā)現(xiàn)。 我之前并不知道他曾在波蘭服役，而這個國家對我來說有著深厚的感情。 我曾在華沙學習波蘭文學，至今仍視波蘭為我的第二故鄉(xiāng)。我第一次去波蘭是在我父親被派往那里的20年后，但兩者的目的卻截然不同。

在比亞韋斯托克，特遣隊7a（Sonderkommando 7a），也被稱為“巴斯特特遣隊”（Sonderkommando Bast，以我父親的名字命名），將一群年邁的波蘭人作為人質(zhì)，隨后將他們押送到華沙。1944年夏天，他們在華沙城外扎營，當時華沙起義正如火如荼，市民奮起抗爭，試圖將城市從納粹占領中解放出來。

當我開始研究這段歷史時，發(fā)現(xiàn)了一些文獻，揭示了我父親的角色。他和他的部下穿著便衣、全副武裝，進入城市執(zhí)行“清理”任務，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殺死他們遇到的任何人——無論是手無寸鐵的平民、起義者，還是其他人，不分男女。他毫不留情。

他只是盲目地執(zhí)行命令嗎？這只是部分事實。作為特別行動隊的指揮官，他幾乎是自己的上司。那么，他為什么這么做？

為什么普通人會如此輕易地變成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所描述的“平凡的殺人者”？他們變得冷酷無情，堅信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堅信自己在為正義事業(yè)效力。歷史記錄表明，當國家為針對少數(shù)群體的殺戮開綠燈時，人們更可能實施暴力。

而當沖突結(jié)束后，他們又會回歸正常生活，成為父親和丈夫。社會似乎并不怎么反感重新接納他們。這同樣適用于下一代。我這一代人中，很多人仍不愿面對納粹罪行的真相，也不愿承認他們的祖父母和父母曾作為自愿的追隨者支持納粹政權，甚至可能參與了這些罪行。他們要求我們在過去和現(xiàn)在之間畫上一條粗線，讓過去的事情過去。

在我的國家，任何堅持挖掘這段可恥歷史的人都不會受到熱情接待。社會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人認為，我們應該讓過去安息。

在許多情況下，即便是最嚴重的罪犯也能重返醫(yī)生、律師、工程師或工匠等職業(yè)。社會需要他們。在二戰(zhàn)這場徹底的道德災難之后，我們曾確信人類吸取了教訓，確信這樣的罪行絕不會再次發(fā)生，確信罪犯會長期被社會排斥。“Nie wieder”（“絕不再來”）曾是普遍的口號——但正如我們所知，這種決心并未持續(xù)太久。

我的父母在林茨相識并開始了一段婚外情。當時我的母親與漢斯·波拉克還在婚內(nèi)，而我的父親格哈德·巴斯特仍是蓋世太保的負責人。我在1944年5月出生。1945年初，我母親與波拉克離婚，與我的親生父親結(jié)婚。考慮到戰(zhàn)爭已經(jīng)失敗，我父親很快會被列入戰(zhàn)犯名單，這并非一個明智的決定。

顯然，我父親是我母親一生的摯愛。他比漢斯·波拉克年輕20歲，這或許是吸引她的一部分原因。我的親生父親認識波拉克，但并不熟。據(jù)我所知，他們之間沒有多少交往。當我18歲時，我母親問我是否想將姓氏從“波拉克”改為“巴斯特”——因為我出生時她仍與波拉克婚姻存續(xù)，因此我的文件上全是波拉克的名字。我考慮了一段時間，但最終拒絕了?；蛟S這是因為我試圖與父親的家族及他在我眼中所代表的邪惡拉開距離。

如今，又一代人無力阻止邪惡在歐洲及其他地方的抬頭。

我無法、也不會去評判他人，但我知道，作為一名施害者的兒子，我不能對此視而不見。許多人說，是時候遺忘，讓過去過去——為何要一再翻出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但我相信，我們有責任銘記。是的，我們可以向前看，但不能忘記過去。我們必須珍視對受害者的記憶，同時也要保存對施害者及其罪行的記憶。許多受害者似乎已無影無蹤——他們無名無姓，在滅絕營的焚尸爐中被化為灰燼，或被扔進某個深坑，永遠被遺忘。

2014年，我寫了一本書，名為《受污染的風景》（Kontaminierte Landschaften），探討了這個主題。這些地方是恐怖事件發(fā)生的場所，那里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屠殺，受害者往往就地掩埋。在研究我父親的過程中，我經(jīng)常遇到這些“污染的風景”。在波蘭和斯洛伐克，我父親和他的部下曾駐扎的地方，我發(fā)現(xiàn)了許多這樣的“污染的風景”，大多數(shù)是無名的，受害者被埋在那里。

用“埋葬”這個詞并不準確：兇手只是隨便蓋上一些泥土。有些甚至連泥土都沒蓋。有些尸體在他們被殺害后不久被挖了出來，但另一些從未被找到——或者說，從未真正被尋找過。他們被遺留在某個隱秘的地方。沒有石碑，沒有基督教的十字架或猶太人的墓碑，告訴經(jīng)過的人停下來想一想，這里埋葬著人類生命。

從波蘭撤離后，我父親帶著他的部下被派往斯洛伐克，鎮(zhèn)壓當?shù)胤纯狗ㄎ魉拐嗟钠鹆x。當時斯洛伐克是希特勒德國的盟國。在斯洛伐克，我發(fā)現(xiàn)了許多我父親和他的部下留下的“污染的風景”。他們被派往那里追捕——字面意義上的“追捕”——猶太人和游擊隊員。我父親是一個狂熱的獵手，對山地生活非常熟悉。

在研究中，我發(fā)現(xiàn)了一件發(fā)生在斯洛伐克中部魯日諾貝羅克鎮(zhèn)（Ru?omberok）附近山區(qū)的事件。在一個叫布利（Bully）的小村莊里，特遣隊7a的成員發(fā)現(xiàn)了一群猶太人，他們藏在一個貧窮農(nóng)婦的小屋里。我父親下令將他們?nèi)繕寷Q——包括那個為他們提供庇護的婦人。后來，當?shù)厝送诔隽怂麄兊氖w，并詳細記錄了遺骸和衣物。

當這本書以捷克語出版時，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布拉格一位女士的信。她告訴我，這些無名死者中有一對帶著兩個孩子的年輕夫婦是她的親人——她的叔叔耶諾·科恩（Jen? Kohn）——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一位藥劑師，以及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她還寄來了一張她叔叔的照片，是一位英俊的年輕人。她寫道，盡管過了這么多年，她仍然很高興終于知道了他們的下落。

這正是揭開過去真相的意義所在——試圖為至少一部分無名受害者找回他們的面孔和名字，甚至可能還原部分他們的歷史。施害者竭盡全力讓他們永遠消失，從記憶中抹去，就好像他們從未存在過一樣。

1945年3月，特遣隊7a被解散。我父親去了林茨，我母親當時仍與我的繼父住在那里。不久后，我母親與繼父離婚，嫁給了我的父親。但那并不是開始新生活的理想時機。戰(zhàn)爭實際上已經(jīng)結(jié)束，我父親忠心效命的第三帝國已然崩塌，蘇聯(lián)紅軍迅速推進。像許多他的同僚一樣，我父親上了戰(zhàn)犯名單，開始潛逃。

最初，對堅定的納粹分子的搜捕似乎被認真對待，但很快熱情就減退了——在奧地利尤甚于德國。所謂的“非納粹化”在大多數(shù)奧地利人中并不受歡迎，他們要么是納粹政權的追隨者，要么至少是冷眼旁觀者。盡管奧地利的大多數(shù)猶太人在集中營中喪生，反猶情緒依然根深蒂固。而今天，我們看到這種情緒正在迅速抬頭——或許這是我們國家當代最大的恥辱。

我父親潛逃了兩年，先是在奧地利，后來去了南蒂羅爾（現(xiàn)意大利的一部分），在那里他得到了一個富裕農(nóng)民的庇護并找到了工作。他偽裝成一名伐木工，但顯然沒人相信。他臉上的疤痕出賣了他。但沒人介意。南蒂羅爾當時是某種意義上的“無人之地”。

1947年3月，我父親計劃返回。我母親和我將在因斯布魯克（Innsbruck）與他會合，然后陪他繼續(xù)逃亡到巴拉圭——一個像臭名昭著的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那樣的老納粹的避風港。我母親只打算帶上我，她計劃把她的另外兩個孩子——我的同母異父的姐姐和哥哥——留給他們的父親照顧。我父親已經(jīng)拿到了紅十字會簽發(fā)的必要證件，當時紅十字會正在積極幫助納粹分子離開歐洲前往拉丁美洲，發(fā)放了成千上萬的出境簽證。

我父親計劃穿越意大利和奧地利邊界的布倫納山口。他雇了一名當?shù)啬贻p人引路，夜間的邊界戒備森嚴。然而，這位年輕的南蒂羅爾向?qū)Т_信我父親的背包里裝著傳說中的納粹黃金。他開槍射殺了我父親，然后將他的尸體藏在一個掩體中。背包里并沒有黃金，只是一些衣物和其他沒什么價值的物品。幾周后，尸體才被發(fā)現(xiàn)。

我父親死后，我母親深受打擊。我當時太小，無法理解發(fā)生了什么。我們那時住在鄉(xiāng)下的一個村莊里，因為1944年底林茨的房子（波拉克的房子）被炸毀了。在那時候，沒人告訴我任何事——既沒提到我的親生父親，他計劃帶我和母親去巴拉圭的事情，也沒提到他的死。父親去世后不久，我母親又嫁給了波拉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波拉克又娶了她。她有三個孩子，沒有工作，而波拉克深愛她。沒有他，她會無依無靠。在我的家庭里，我們很少談論過去——而我也沒有提出問題。并不是被禁止提問，我只是沒有問。就是這樣。

去年，我收到了奧地利警方關于1947年3月布倫納山口謀殺案的檔案。我父親被射中三槍，兩槍打在臉上，一槍打在胸口。這些細節(jié)是我真的不想知道的。

他的生活是對持續(xù)暴力與非人性的寫照，而他的生命卻以犯罪的方式被終結(jié)。今天，我們再次面對暴力和赤裸裸的武力崛起。民主歐洲似乎準備不足。人們似乎又一次選擇閉上眼睛和耳朵。愿我家族的故事能夠成為一個警示。

關于作者：

馬丁·波拉克現(xiàn)居維也納，1944年出生于奧地利巴特哈爾（Bad Hall），在維也納和華沙從事斯拉夫和東歐歷史研究。學生時代，他開始翻譯和記者工作。

文/Martin Pollack

譯/tim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guardian.com/world/article/2024/jul/23/my-family-and-other-naz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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