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其子秦惠文王即位。公子虔的門下人指控商鞅要謀反，便派官吏前去捕捉他。商鞅急忙逃往魏國，魏國人拒不接納，把他送回秦國。商鞅只好與他的門徒來到封地商於，起兵向北攻打鄭。秦國軍隊進攻商君，將他斬殺，車裂分尸，全家老小也被殺光。

商鞅原名公孫鞅，輔佐秦孝公在秦國推行變法二十年，將一個羸弱不堪的小國一舉變?yōu)榘烈曋T侯的霸主之國。但令人驚詫的是，商鞅的結局卻是“功成身敗”，變法成功，為秦人賺來一個強大的秦國，自己卻被車裂而死，全家也被殺光。那么，商鞅之死到底是自掘墳墓，還是古代帝王之術的必然結果？

認為“商鞅之死是自掘墳墓”的三個依據

起初，秦孝公不知道老百姓會不會贊同變法，于是召開朝會商討此事，公孫鞅認為大多數(shù)老百姓都是愚昧無知的，變法這樣超前的事情沒必要和他們商量，只要直接強制他們做，做好了再讓他們享受好處就是了。

但代表秦國貴族利益的另一個大臣甘龍?zhí)岢隽朔磳σ庖姡珜O鞅反駁甘龍，提出普通人安于舊習，學者往往局限于自身學識，這兩種人讓他們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們商討開創(chuàng)大業(yè)的事情。聰明的人制定法規(guī)政策，愚笨的人只會受制于人，賢德的人因時而變，無能的人才死守舊法。

公孫鞅的話贏得秦孝公的認可和支持，就任命商鞅為左庶長，讓他制定變法的法令。有人認為公孫鞅在此次辯論中把秦國人都看成了傻瓜，都在等著他這個救世主去解救，這種狂妄自大就是他自掘墳墓的第一個依據。

變法啟動以后，很多百姓都不理解，經常聚集在一起議論變法的種種不便之處。正好這時太子犯法了，公孫鞅認為新法不能順利實施就是因為上層人士帶頭違犯，太子犯法不能被施以刑罰，就對太子的老師施以重刑。

新法實施十年以后，秦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初議論新法不便的人，又開始在一起說新法的好處，公孫鞅認為這些人都是亂法的刁民，就把他們全都驅趕到了邊疆去居住。

有人認為這兩件事分明是公孫鞅胡亂揮霍秦孝公給他的信任和權力，也是在耍威風刷存在感。這就是他自掘墳墓的第二個依據。

有人認為公孫鞅變法成功是建立在以絕對強制的手段推行不人道的制度基礎之上，依靠這種獨斷專行和急功近利而使秦國強大，積蓄下了百姓對他的憎恨。這就是他自掘墳墓的第三個依據。

駁斥“商鞅之死是自掘墳墓”的三個依據

先看“商鞅之死是自掘墳墓”的第一個依據：公孫鞅把秦國人都看作傻瓜，而把自己看作是秦國的救世主，指責公孫鞅狂妄自大。

從中國漫長的封建制社會的確可以清晰得出一個結論：成大事者不謀于眾，絕大多數(shù)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就是因為他們的見識和素養(yǎng)、能力達不到一定的深度，缺乏遠見，不能高瞻遠矚，不能引領社會發(fā)展的方向和趨勢。

所以，社會的推進往往依靠某些極少數(shù)的精英人物指明方向、開拓前進，絕大多數(shù)普通人只要按照指引的方向前進就好了。而公孫鞅就是極少數(shù)引領社會發(fā)展方向和趨勢的精英人物之一，公孫鞅駁斥甘龍的話并沒有什么不對之處。

倘若當時的秦國有救，作為國君的秦孝公也不會憂心如焚要頒布求賢令。事實上也的確是秦孝公依靠公孫鞅二十年變法，才讓秦國一躍而成為諸侯國震恐的強國。

先看“商鞅之死是自掘墳墓”的第二個依據：公孫鞅處理犯法的太子和亂法的百姓。

變法之初，的確是因為包括太子及其老師在內上層人士帶頭違法，讓變法遭遇阻力，難以推行下去。也直接導致了上行下效，很自然就對變法形成了巨大的阻力和干擾。

公孫鞅倘若不拿太子開刀，而換作任何人都收不到這種震懾效果。在變法面前，倘若連儲君都要遭受懲罰，這種震懾力無疑能起到絕佳的“殺一儆百”的效果。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尤其是那些當初橫加指責變法的人，如今嘗到了變法帶來的甜頭和好處，便又來諂媚變法。侮辱和攻擊是亂法，變相諂媚同樣是亂法，對亂法之人本就應該加以懲處，公孫鞅的做法并無過分之處。

先看“商鞅之死是自掘墳墓”的第三個依據：公孫鞅依靠強權和獨斷專行，推行不人道的制度而換來秦國的強大，這是急功近利，也使百姓積蓄了許多對公孫鞅的憎恨。

公孫鞅的變法，總體來看就通過掃除無功受祿、吃大鍋飯和損公肥私等不良現(xiàn)象，來實現(xiàn)國富民強的政治理想。國富民強的政治理想必然不可能在安逸舒適中獲得，一定得付出血與火的代價。天下哪有既安逸舒適，又國富民強、兵強馬壯這種自相矛盾的好事？

就像世界拳王泰森在巔峰時期的狀態(tài)，是他天天吃喝玩樂得來的，還是玩命訓練得來的？泰森玩命訓練肯定吃了很多一般人受不了的苦，難道能因為吃了這些苦，泰森就該殺死指導、訓練他的教練？而不是感恩回報他的教練？

商鞅之死其實是古代帝王之術的必然結果

公孫鞅不依靠強權和獨斷專行，就不可能變法成功，也就不可能換來秦國在短短二十年之內的強大；公孫鞅不懲治違法的太子和亂法的百姓，變法就不能推行下去；公孫鞅如果不堅持“成大事者不謀于眾”的原則，變法同樣會流于破產。

公孫鞅變法能夠而且事實上也的確換來了秦國的強大，作為公孫鞅幕后的老板秦孝公，對此洞若觀火。不能否認的是，公孫鞅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他在推行變法的二十年中必然會有這樣那樣的不當之處，倘若秦孝公不能容忍公孫鞅的這些不當之處，秦國的變法也就會中道夭折，強秦的夢也就不可能實現(xiàn)。

作為公孫鞅變法幕后真正的老板秦孝公來說，變法產生的副作用，和變法帶來的強秦相比，強秦才是他夢寐以求的政治理想，作為一個偉大的君王，有深謀遠慮，也有寬闊胸懷，他當然會毫不猶豫選擇支持公孫鞅變法。

深諳帝王之術的秦孝公對這其間的利弊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才能駕馭公孫鞅，把公孫鞅的作用發(fā)揮到極限，讓公孫鞅通過短短二十年時間，使秦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也就是為什么公孫鞅無論做什么，秦孝公都無條件支持，決不干預的主要原因。

倘若秦孝公再活二十年，或許商鞅的命運不會至于這么悲慘酷烈。但遺憾的是，一代明君秦孝公意識到了他時日無多的時候，也必然要為大秦帝國接下來的命運做好妥善安排，而這個安排，則將他的帝王之術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秦孝公深知自己一死，很可能就無人能夠制得住商鞅，所以他對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妥善安排：商鞅變法二十年，換來了強大的秦國，這是他和商鞅共同努力的成果，這個成果作為政治遺產，繼任的國君必須要無條件保留下去；但商鞅的存在很有可能是繼任國君的最大威脅，繼任國君只有拿商鞅來祭刀，才能樹立權威，才能鞏固君權，也才能夠保持繼續(xù)使秦國強大的變法果實。

所以，秦孝公一死，商鞅的結局幾乎就早已注定：商鞅必須死，至于以怎樣的由頭拿商鞅祭刀，那已經不重要了。

結語：“狡兔死走狗烹”一直都是封建時代大多數(shù)有功之臣的最終下場

那些指責商鞅變法過于酷烈而得罪貴族、得罪太多老百姓的觀點，純屬蒼白無力的借口，要知道，商鞅變法只不過是執(zhí)行秦孝公的意志而已，在秦孝公看來，只要能讓羸弱不堪的秦國脫胎換骨，一躍成為強大的秦國，付出多大的代價，他都心甘情愿，也都能夠忍受。倘若真要說變法得罪貴族、得罪太多老百姓，這個賬準確地說，應該要算到秦孝公頭上才對，怎么能算到商鞅頭上呢。

“慈不掌兵，仁不當政”。公孫鞅不依靠強權和獨斷專行，就不可能變法成功，也就不可能換來秦國在短短二十年之內的強大。翻遍歷史，也從沒看到哪個軟弱仁慈的人能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能實現(xiàn)國富民強的政治理想。

歷史上也從沒見過哪個出色的君王是優(yōu)柔寡斷、遇事缺乏主見的人。如果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問問絕大多數(shù)的普通人，那可以毫無疑問地斷言，這個人什么事也做不成，更別說要做一個出色的君王了。

綜上所述，商鞅之死，絕不是他自掘墳墓，只不過是殘酷的古代帝王之術必然帶來的副產品而已，因為“狡兔死走狗烹”一直都是封建時代大多數(shù)有功之臣的最終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