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先生于2024年4月14日在北京去世，這是考古界的一個重大損失。嚴文明先生著有《仰韶文化研究》《中國通史（二）：遠古時代》《略論中國文明的起源》《環(huán)境考古研究的展望》《走向21世紀的考古學》等著作。

嚴文明（1932年—2024年4月14日）

他從對仰韶文化的卓越研究入手，對全國范圍新石器時代做了綜合深入考察，建立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年代分期和譜系框架，揭示出中國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式格局；通過聚落形態(tài)研究，深刻揭示了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發(fā)展的基本歷程和本質(zhì)特點。嚴文明在稻作農(nóng)業(yè)起源、古史傳說、考古學史、考古理論方法等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樹，是1949年后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與教學領(lǐng)域的領(lǐng)軍人物。他曾為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聯(lián)邦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等。2023年12月15日，獲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終身成就獎。

李琳之從考古學方面觀察發(fā)現(xiàn)，自9000年前裴李崗文化至西周時期，華夏邊緣族群每一次文化的崛起都同中原族群向外擴張、遷徙有關(guān)，《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就是他對“華夏”族群從傳說時代到夏、商、西周——總計6000年的民族融合演變史——的考古學梳理，其結(jié)果正好證實了嚴文明先生提出的中華文明起源乃“重瓣花朵”式格局的理論大體是正確的。

巨星隕落，山河同悲。為紀念嚴文明先生，“琳之說史”特意編發(fā)2023年12月22日《山西晚報》就《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出版專訪李琳之相關(guān)部分的內(nèi)容（第六部分）

《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3年11月

《山西晚報》：在您的書中，也涉及到許多長江流域乃至更南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在通常的觀念中，華夏文化誕生發(fā)祥于黃河流域?，F(xiàn)在這些長江流域的文化遺存對我們認識華夏文明起源發(fā)展有什么意義和啟發(fā)？

李琳之：中國這100多年的考古學成果已經(jīng)證明，中華文明的形成模式是“多元一體”，而不是像古人認為的那樣是“中原一元”，這是考古學對中國古史觀最大的改造，目前已經(jīng)深入人心，成為學界的共識。不過，“多元一體”這個概念有平均用力之嫌，因為中原在其中的確起著中心主體的作用，所以用北京大學嚴文明教授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論來概括可能更為科學。就是說，中華文明的形成好似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區(qū)是花心，周圍的山東、燕遼、甘青、長江中下游等地區(qū)是第一層花瓣，再外圍的文化區(qū)是第二、第三層花瓣。中原文化區(qū)作為花心不但起著聯(lián)系各文化區(qū)的核心作用，還起著向周邊文化輻射的作用。

就文明起源角度而言，長江流域文明起源時間不遲于中原，如上述上山遺址，大致時間就和賈湖遺址處在同一個時段，都是距今9000年左右。而在某些個時段，長江流域的文明進程還快于中原，譬如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城址是6000年前誕生于澧陽平原的湖南澧縣城頭山古城，占地面積18.7萬平方米，城內(nèi)面積約8萬平方米。而中原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最早城址是鄭州西山古城，其始建于5300年，比城頭山古城遲了700年，占地面積約10萬平方米，城內(nèi)面積只有2.5萬平方米，也比城頭山古城體量小得多。

從進入文明歷程角度講，長江下游的良渚古城在距今5000年左右時，就邁入了文明的門檻，而中原地區(qū)直到4300年前才由于陶寺古城的崛起出現(xiàn)了文明的曙光。

中國考古學誕生100年來，長江流域發(fā)現(xiàn)了數(shù)以千計的文化遺存，有力地佐證了中華文明起源模式是“多元一體”或“重瓣花朵”式，而并非“中原一元”。

4.1同時，你認為，長江流域的文化是黃河流域南下的結(jié)果。比如說良渚文化，就有著后崗一期文化—崧澤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的發(fā)展脈絡(luò)，否認了良渚文化的原生性。但良渚文化玉文化之發(fā)達遠非其他文化可比，通過城址、葬俗、禮器、水利工程遺址等判斷，國家制度比其他文化也完善得多。后期的石家河古國更是與陶寺古國處于敵對，有過激烈的戰(zhàn)爭。這有什么合理的解釋？

李琳之：不能說長江流域的文化是黃河流域南下的結(jié)果，或許是我表述不清，給讀者造成了誤讀。我的意思是說，長江流域的某些先進文化是黃河流域南下后雙方碰撞融合的結(jié)果，后來又進而影響到外圍文化和更外圍文化的形成。這也就是我為什么更認可嚴文明先生“重瓣花朵”理論的原因，可以說，《何以華夏》整本書就是對這個理論的具體佐證，或者說，我在本書中對距9000年至西周時期這6000年中國考古學文化流變的梳理，與嚴文明先生的這個理論基本上是契合的。

盡管某些時段，長江流域的文明化程度高于黃河流域，甚至兩種文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處于敵對關(guān)系，但這與二者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的文化基因沒什么關(guān)系。能接受新事物、新觀念進而形成強大的勢力，往往是敢于打破舊勢力舊傳統(tǒng)的叛逆者，這是不斷被歷史證明了的真理。

至于說后期的石家河古國與陶寺古國等中原勢力處于敵對狀態(tài)，有過激烈的戰(zhàn)爭，這可以用《詩經(jīng)·小雅·常棣》“兄弟鬩于墻”一句來解釋。其實，遷徙、摩擦、沖突、戰(zhàn)爭，一直以來就是古代人類社會的主題。人類在面臨物欲、權(quán)欲，尤其是在面臨生存的壓力時，戰(zhàn)爭是最主要的手段，所以，古人才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說法，“戎”就是戰(zhàn)爭。而遷徙、摩擦、沖突、戰(zhàn)爭的結(jié)果必然是融合。只有融合才能吸收其他文化新鮮的血液，激發(fā)出生命的活力。這應該也是長江流域文化能更早地進入文明歷程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原載《山西晚報》2023年12月22日，有增刪。

《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自2023年11月出版以來，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第2023年1108期干部學習新書書單、《中國出版集團2023年度優(yōu)秀主題出版物》、人民日報圖書館“金臺好書榜（2024年3月）”等好書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