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文一刀

近日，被稱作“史詩級”騙局的上?！俺信d系”供應鏈詐騙案再起波瀾：踩雷約35億的諾亞財富子公司上海歌斐資產(chǎn)狀告京東又映入公眾眼簾。

去年此時，“承興案”一審宣判，主犯被判無期，同時公布的涉案數(shù)額震驚業(yè)界：上?！俺信d系”公司共計騙取300余億元，造成超88億規(guī)模的實際損失。

類似的金融詐騙在“魔都”并非孤例，與“承興案”幾乎同時宣判的另一起巨騙——“華領系”私募投資基金集資詐騙案，則是以“非法募資76億，最后僅剩1300元”的創(chuàng)舉而震驚私募圈。

這些事件涉及民間資金規(guī)模之大可謂罕見，不過其采用的詐騙手法卻出奇地簡單：偽造虛假收益權，以此作為底層資產(chǎn)發(fā)私募基金或理財產(chǎn)品，吸引投資人購買之后吞沒，如此往復循環(huán)直到案發(fā)。

這個看似頗為“極簡設計”的騙局，能吸引投資人點開自己銀行賬戶上鉤買單的關鍵，一是高息，二是拉來所有人都認為“大而不倒”的知名企業(yè)做背書或幌子。

比如“承興案”里，騙子通過勾結“內鬼”等種種方式，虛構出巨量對京東、蘇寧等多家知名電商的應收賬款，再拿著這些“收益權”到私募機構處“融資”；

私募機構，無論是明白故意裝糊涂實質勾結，還是真的被蒙，再將這種“收益權”包裝后發(fā)理財產(chǎn)品，在誘人收益率和知名企業(yè)應付賬款雙重加持下，高凈值人群蜂擁入局。

在“華領案”中，華領系私募本身就直接上手“以虛假的票據(jù)收益權項目作為底層資產(chǎn)來發(fā)基金”。

對于無法像“承興系”般神通廣大偽造京東、蘇寧的應收賬款者，就拉來個把全民所有制企業(yè)，打著央企等名頭欺騙投資人。

這些在全國范圍內改制中早已經(jīng)成為極其稀少歷史遺留物的“全民所有制企業(yè)”，遇事均為一副“不怕開水燙”的樣子，最適合成為金融巨騙們的勾拉伙伴。

曾經(jīng)口口聲聲以“絕密央企”作為噱頭的“茂隆系”企業(yè)，尤其在300萬價格對外承包期間，自然沒少摻和這樣的戲碼。

（詳見：“茂隆系”清查案中案之一：“絕密”公司的亂局與鬧劇

“茂隆系”清查案中案二：73億債務的瘋狂之旅）
2021年，面對承包人東窗事發(fā)后的一地雞毛、一片亂局，“茂隆系”主管單位國史學會對原承包人陳生超總經(jīng)理職務解職，同時復函任命新總經(jīng)理，再成立“茂隆公司債務清查領導小組”，新總經(jīng)理兼任債務清查小組組長。

新總經(jīng)理雖然名為“總經(jīng)理”，實際干的卻是臨危受命為“茂隆系”清查債務并著手化債的活，這種角色，類似資本圈里的“白衣騎士”。

然而僅兩年后，這位“白衣騎士”就在一起精心設計、帶有“賊喊捉賊”色彩的訴訟中，被上海虹口法院拉入“限制高消令”，幾經(jīng)申訴無果，“白衣騎士”為免受渾水沾染只能黯然辭職。

“茂隆系”面臨的最新狀況，于是成為：虹口法院“一棒”限高令，打飛了化債人。

“茂隆系”化債人如何被一紙限高令逼走，前后過程不僅頗為耐人尋味，而且上演的這一出，眼下正在以不同方式出現(xiàn)在廣受矚目的“承興案”之中，京東、蘇寧等會不會出現(xiàn)類似遭遇有待觀察。

一、聯(lián)姻“問題央企”

杭州中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這個名稱一直使用到2022年5月之前，簡稱“中觀投資”，現(xiàn)已更名為“杭州中觀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中觀投資官微稱，2015年4月，其取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資格；約一個月后，又獲得某“國企”入股，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yè)”。

中觀投資宣稱的這家國企名為“中冶國福（上海）控股有限公司”，2011年9月21日設立，入股中觀投資時誕生三年多。

雖然“年輕”，中冶國福的大股東——北京中冶投資有限公司——卻在P2P行業(yè)里很有名。

北京中冶投資之所以在“P2P界”有名，是因為其名下多家子公司不同程度牽涉P2P平臺，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旗下“北京中冶國瑞資產(chǎn)管理有限公司”入股的上海銀河惠理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

上海銀河惠理開發(fā)的P2P平臺，就是赫赫有名的“國金寶”。它從2014年8月至2018年7月，4年時間向27萬人非吸資金162億，暴雷案發(fā)后尚有33億未能兌付。

國金寶案涉及面甚廣，處置時間很長，直到2022年8月上海法院仍在登記被害人。

中冶國瑞不僅投資“國金寶”，與已經(jīng)暴雷的中仁財富、拉拉財富等多家平臺都有千絲萬縷聯(lián)系，昔日堪稱中冶投資旗下搞P2P的“當紅炸子雞”。

“中冶國?！弊鳛橹幸眹鸬摹靶值芷髽I(yè)”，參股的中觀投資卻未能如“銀河惠理”般成了氣候。

不過，雖未能“做大做強”，中觀投資在取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資格，又披上“中冶系”國企大旗之后，倒也搞了幾個“項目”。

其開發(fā)的P2P平臺名曰“中觀招財貓”，起初搞了幾期投資新三板的產(chǎn)品，從線上投資流程來看略顯簡陋。

或許是業(yè)務不溫不火，工商信息顯示在2017年3月，中冶國福就從中觀投資股東變更中消失，其持有股份轉給當時的大股東施曉琳。

二、合挖“基金陷阱”

失去中冶系國資股東，中觀投資很快找到另一位“央企”進行合作，它就是茂隆實業(yè)貿易發(fā)展總公司（即中國茂?。?。

雙方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方式不是參股，而是通過一家上海的貿易公司相結合，最終催生出一個投資基金。

貿易公司叫做上海瑞鉉貿易有限公司（下簡稱‘上海瑞鉉’），基金為“中觀—茂瑞1號投資基金”。

基金的底層資產(chǎn)，是來自上海瑞鉉對茂隆公司的應收賬款。

具體操作為：上海瑞鉉先后以兩筆貿易供貨的應收賬款為標的與中觀投資簽約，后者備案設立“中觀—茂瑞1號投資基金”募資。上海瑞鉉承諾未來以9%的年息回購，茂隆公司同時做“兜底擔?！薄?/p>

9%的年息做誘餌，茂隆公司擔保為幌子，中觀投資通過基金讓不少投資人紛紛解囊。

接下來的場景不難想象，上海瑞鉉起初還有回購，但很快熟悉的味道就開始飄散：基金墜入暴雷、爛包。

三、虛假應收賬如何被包裝

翻閱公開信息不難看到，上海瑞鉉用茂隆公司的應收賬款為底層資產(chǎn)，通過各種途徑包裝成理財投資產(chǎn)品最終均“拆細”售賣給投資者。

2017、2018年間，上海瑞鉉使用對“茂隆系”企業(yè)的所謂“應收賬款”，通過中觀投資和一些保理公司四面開花發(fā)售金融產(chǎn)品，產(chǎn)品形式或為設立的私募基金，或在浙江、廣東的地方金交所備案后的理財投資。

2019年前后，這些產(chǎn)品集體暴雷。

在廣東，中匯保理公司以3500萬元受讓瑞鉉公司對茂隆實業(yè)公司應收賬款5千余萬元，再將之包裝成理財產(chǎn)品在廣東華僑金融資產(chǎn)交易中心備案后發(fā)售，茂隆公司為理財產(chǎn)品的回購做完全擔保。

在溫州，同樣的戲碼又通過溫州金融資產(chǎn)交易中心擴散向投資人，茂隆公司依然勇當擔保。

令人唏噓的是，溫金中心沒幾年也東窗事發(fā)、董事長被抓。

事實上，茂隆公司與上海瑞鉉不僅是表面上的“貿易”關系，上海瑞鉉的實控人李王俊，既是“茂隆系”企業(yè)的股東：與茂隆公司合股的北京茂隆豐邁投資有限公司中，其為大股東；

2015年間，李王俊還在茂隆凱德控股有限公司一度擔任法人。

上海瑞鉉一直以來的注冊資本僅50萬，2014年7月突然暴增至3500萬，但實繳資金僅有很小部分，大多為認繳。

另一方的茂隆公司其實也半斤八兩，2021年3月，該企業(yè)官網(wǎng)發(fā)布一份其法人許克有的聲明，顯示早在2014年就被承包給一名“在家鄉(xiāng)有未了案底，又跑到北京混日子的溫州刑滿釋放人員?！?/p>

聲明羅列被“溫州個體戶”承包期間的所作所為不僅有“冒用、私刻公章對外簽訂合同”，還包括“通過簽訂虛假貿易合同，虛擬應收賬款來非法融資?！?/p>

2021年之后，茂隆公司債務清查領導小組成立，亦發(fā)文稱，前任總經(jīng)理陳生超承包期間曾“編造虛假合同、捏造應收賬款，利用茂隆實業(yè)貿易發(fā)展總公司全民所有制企業(yè)身份違規(guī)違法替他人擔保，非法取得融資款約70多億元。”

同時還存在“炮制虛假貿易，需開增值發(fā)票，社會集資”等問題。

這些“自揭老底”所稱內容，在茂隆公司卷入的多起金融委托理財、商業(yè)保理糾紛司法文書中其實早已隨處可見。

綜合這些信息，上海瑞鉉的這些所謂與茂隆公司的“貿易”顯然虛構成分居多，中觀投資將這般底色的“應收賬款”包裝成“基金”向投資人發(fā)售，是否與上海瑞鉉演雙簧就值得懷疑。

茂隆債務清查小組發(fā)文則直接點名：此舉儼然為中觀投資的金蟬脫殼之計。

2022年11月，證券投資基金業(yè)協(xié)會在對問題私募清理中，中觀投資的私募管理人資格被注銷。

四、“賊喊捉賊”，蹊蹺限消

2019年之后，上海瑞鉉因承諾的回購無法兌現(xiàn)而訴訟四起，杭州中觀亦將上海瑞鉉、茂隆公司等一齊訴至公堂。

多份裁判文書可見，待一系列金融產(chǎn)品暴雷后，上海瑞鉉方面就幾近失聯(lián)，2022年公司執(zhí)照被吊銷；

而茂隆則如同“僵尸企業(yè)”，此前宣稱的所謂的百億資產(chǎn)，事后清查小組證實不過是大約70億負債。

杭州中觀對兩家此種境況公司的起訴，對于挽回投資人損失而言并無多大意義。

但杭州中觀對訴訟顯然“非常上心”：2019年訴訟，2020年5月末一審判決，之后就屢次申請法院對這兩家公司“強制執(zhí)行”，結果自然都因“無可執(zhí)行財產(chǎn)”而執(zhí)行終結。

2021年，茂隆公司主管單位重新任命總經(jīng)理并啟動債務清查工作。

不久，杭州中觀再次申請法院“恢復執(zhí)行”，2023年初，正值茂隆債務清查工作關鍵時期，新任的債務清查小組組長薛寶君突然吃到法院“限制消費令”。

早在2019年末，最高法就制定《關于在執(zhí)行工作中進一步強化善意文明執(zhí)行理念的意見》，2020年1月2日正式發(fā)布。

該意見第五部分——“嚴格規(guī)范納入失信名單和限制消費措施”中明確規(guī)定：“單位是失信被執(zhí)行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將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實際控制人等納入失信名單。”

以此對照上海虹口法院的做法，薛寶君前來茂隆公司僅兩年，此前的所有糾紛與其毫無關聯(lián)，然而蹊蹺的是，任其多次闡明原委進行申訴，結果均被駁回。

被列入“限消令”半年多來，讓其擔任茂隆公司清查債務小組工作的展開頗為不便，這番舉措到底是不是在阻撓清查債務令人生疑。

因申訴無果，薛寶君無奈憤而提出辭職，然而即便如此，其深陷“限消令”之中仍未能解脫。

此種遭遇，給當前諸多金融集資案面臨的化債事宜，無疑正在敲響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