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要說的是魯穆公，但是我們得從另外一位更為著名的人物墨子說起。

墨子出生在一個沒落的貴族世家，雖說是宋國公族的后裔，但是當年在宋國的內政之亂中家族受到削弱和排擠，墨子先祖舉家遷徙魯國，到墨子時代家族已經衰敗不堪。這種流淌著貴族血液的身份，讓墨子從小到大就有一種自尊，就是要舍棄所謂的榮華富貴也要實現自我的理想，后來越國君主要以五百里土地贈予墨子，邀請墨子到越國為官，墨子還要求越王必須要聽從自己的安排，墨子才愿意到越國當官。

像墨子這樣的人，很難有辦法在魯國朝堂上生存，因為墨子推崇的是江湖規(guī)則。況且當時魯國的政治格局是，魯穆公雖有野心，不過國力相當衰敗，國君無力改變朝局。前任魯元公時代，三桓家族的叔孫氏和孟孫氏已為齊國所破，只剩下季孫氏。而季孫氏的北部封地也為齊國所侵占，只剩下孤城費邑，估計是季孫氏子孫們認為如果自己再不能成為一國之君，就再也沒有機會，于是在費地自稱為君，家臣們皆稱其為王，費地儼然成為魯國的國中之國。

這種格局對魯穆公而言，其實不是什么壞事情，就是說當年控制朝堂百余年的三桓家族已經消亡，而國君重新有了執(zhí)掌權力的機會。魯穆公也是有野心抱負的人物，為扼制諸如三桓這樣的權臣家族壟斷國家，魯穆公首先廢除了世親世祿制度，所謂“枉于法，將免相”，就是說要是違法，即便是貴族階層，也會遭受應有的懲罰。而魯穆公還任用頗有才華的公儀休為相，在魯國推行變革運動，搞出過“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這樣的民生政策。

魯國的分裂和割據，給新任的魯穆公出了一道難題。面對外部戰(zhàn)爭的一天天激烈，面對魯國土地的一寸寸失去，三桓已衰，國君更弱，魯穆公極度需要那種尊崇魯國公室的人才，以推動國家的復興和崛起。而墨子是這樣的人嗎？當然不是，墨子在魯國只有江湖的存在，不能行朝政之事，因為墨子既可高高在上的要求越王，也就能高高在上的要求魯公，那么對于極度希望彰顯公室權力的魯穆公而言，墨子這樣的人就是“敬而遠之”。

魯穆公在國內發(fā)動官制改革，從民間選拔任用賢才的同時也對朝中權臣的文武大權進行分割，推行 “官分文武”。當年三桓家族能既掌握朝政又掌握軍權的這種體系被徹底瓦解，最終裁決權則為國君所集中。魯元公時代任用吳起為將，魯穆公時代任用公儀休為相，即可能透露出某種可能，魯穆公時代的將相制已經非常成熟。公儀休以“以博士高第為魯相”，這即是以國家力量奉養(yǎng)儒生，是國家儲備人才的良好方式，是為戰(zhàn)國人才培養(yǎng)機制先河。

魯穆公心中是把齊國作為最大敵人的，因為數十年間魯國所失去的那寸寸疆土，大多皆為齊人所占，而當年三桓家族所留存的那些聯盟臣子們，對強盛如三桓這樣的家族權臣也慘遭齊人攻破心有余悸，于是君臣之間極為難得的達成共識，就是要同仇敵愾抵御齊國的進攻，就是已經自立為君的費地季孫氏也與魯穆公形成戰(zhàn)略同盟，魯國都城與費地互為掎角之勢，魯穆公更是“使眾公子或宦于晉，或宦于荊”，借助晉楚力量抵御齊國。

魯穆公的種種作為為魯國帶來短暫的興旺之態(tài)，可是魯國之衰非一朝一夕，其國力之弱已深入骨髓，更重要的是方當進入戰(zhàn)國時代，積累數代軍力和財富的齊國與魯國相比，力量是相當懸殊的。齊人在魯穆公十四年的時候攻打魯國，韓國出兵相救；在十八年的時候，魯穆公乘齊魏對戰(zhàn)之際偷襲齊國取得勝利，這些都是魯穆公改革的成果，可是也不過是杯水車薪。齊魯之間的外交關系越來越緊張，尤其是面對魯國偷襲取勝，齊人相當憤怒，在魯穆公二十三年時，派出大軍攻打魯國，直破魯國都城，魯穆公數年之功遂成泡影，魯國依然成為齊國的附庸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