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當事人之間簽訂的《投資合作協(xié)議》并不具有共同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投資合作特征，而是約定一方出資后，無論公司經營情況如何，是否虧損，均按標準計算并享有固定投資收益。應認定雙方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名為投資、實為借貸”。

【基本案情】

2015年4月，事益公司（甲方）與付某（乙方）簽訂《投資合作協(xié)議》，協(xié)議第一條“協(xié)議簽訂的前置條件”第6項約定：甲方融資后，該項目總體投資額1億元。項目投資和建設期間的經營費用超過1億元時，追加部分由甲方負責，乙方不追加投資。第二條“乙方投資及收益計算”第1項約定：乙方投資1300萬元，按照甲乙雙方約定的時間（合同簽訂后3日內匯款300萬元，2015年4月22日前余款全部到位）匯入甲方指定的賬戶，甲方為乙方開具收據；第3項約定：本協(xié)議簽訂后，建設期間內（1年）按實際收益的15%計算分紅；建設期滿后，年凈收益不足3000萬元時，按3000萬元計算分紅，超過3000萬元時，按實際凈收益計算分紅，甲方承諾四年內支付給乙方的收益達到乙方投資額度，實際收益未達到的，用甲方收益彌補并支付給乙方；第5項約定：分紅每年一次，12月30日結賬，次年1月15日前分紅。第四條“違約責任”第4項約定：因甲方經營管理不善造成虧損，乙方不承擔經濟損失，并按約定標準計算投資收益。協(xié)議簽訂后，付某通過銀行轉賬方式，于2015年4月14日至6月2日分六筆向事益公司轉款1300萬元。協(xié)議履行過程中，付某多次向事益公司監(jiān)事林某要求支付其固定收益，但是事益公司均未履行。雙方發(fā)生糾紛，多次協(xié)商未果。付某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一、解除《投資合作協(xié)議》；二、事益公司向付某償還1300萬元借款，支付付某624萬元利息（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計算利息），支付付某律師代理費19萬元。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從《投資合作協(xié)議》約定看，付某的收益是采用固定回報的方式，并且有保底條款，明確了案涉1300萬元的性質是借款，而非投資；事益公司經營的損失由其自行承擔，付某不承擔損失，但無論盈虧都要按照約定標準計算收益，由上述約定可知，付某不參與事益公司的經營管理，其投入的資金不承擔任何經營風險，只收取固定數(shù)額的收益，所以不難看出事益公司的真實意思是借款；協(xié)議的目的是以投資為名，通過股權的份額作為擔保，向付某借款。故本案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實質是民間借貸，而非投資。現(xiàn)按照雙方協(xié)議約定，事益公司一直遲延履行支付利息的主要債務，付某多次催要，并給予合理期限，但是在合理期限內，事益公司仍然沒有履行，依據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三款的規(guī)定，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內仍未履行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付某依此主張依法解除雙方簽訂協(xié)議的訴訟請求有理，予以支持。關于案涉款項及利息給付的問題。事益公司收到付某支付的1300萬元后，沒有按照雙方協(xié)議約定按期給付利息，致使雙方簽訂的協(xié)議無法履行，應依法解除，事益公司應當將案涉借款償還給付某，并按照約定支付相應的利息。因雙方當事人在《投資合作協(xié)議》中對訴訟費用（含律師費）的承擔做了明確約定，按照約定應由敗訴方事益公司承擔。據此，一審法院判決：一、解除付某與事益公司簽訂的《投資合作協(xié)議》；二、事益公司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還付某本金1300萬元；三、事益公司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給付付某624萬元利息（以1300萬元為基數(shù)，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計算利息）；四、事益公司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給付付某律師代理費19萬元。

二審法院認為，從《投資合作協(xié)議》約定的內容看，并不具有共同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投資合作特征，而是約定付某出資后，享有固定收益。因此，該投資合作協(xié)議更具有借款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記雖變更付某為公司股東，但付某主張該行為系為了對其借款債權提供擔保。事益公司主張是股權轉讓，但案涉協(xié)議系付某與事益公司簽訂，款項亦支付事益公司，事益公司未能舉證證明付某與事益公司原股東簽訂過股權轉讓協(xié)議，故不具有規(guī)范的股權轉讓特征。事益公司主張系公司增資擴股，但付某向事益公司支付款項為1300萬元，公司增資金額與付某付款金額及付某所持有的事益公司股權數(shù)額、出資額等均不對應，而且，事益公司發(fā)生增資減資變動，付某的股權比例亦始終不變，故不具有規(guī)范的公司增資擴股特征。付某否認其參與事益公司經營，事益公司未能舉證證明付某參與事益公司實質性經營活動。因此，付某抗辯其成為事益公司股東并持有事益公司股權，系股權讓與擔保行為，理由成立。事益公司股權辦理至付某名下，系作為付某債權的擔保，而非真正的股權轉讓或增資擴股。至于事益公司主張雙方協(xié)議中未約定本金償還期限故不屬于借款的理由，因合同法對借款期限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情形，均有相關規(guī)定，故并不能以此否定雙方存在借款關系。因此，一審判決認定付某與事益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為民間借貸性質，并無不當。當然，如果事益公司將付某的借款全部清償，付某應將股權返還事益公司。據此，二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事益公司與付某簽訂的《投資合作協(xié)議》約定內容表明，付某所獲收益是以固定回報方式計算，且約定無論公司經營情況如何，是否虧損，付某均按標準獲得投資收益。因此，《投資合作協(xié)議》的約定不具有共同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投資合作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記雖變更付某為公司股東，但事益公司并未提交證據證明付某參與了公司的實質性經營活動。付某不參與事益公司的經營管理，其投入的資金不承擔任何經營風險，只收取固定數(shù)額的收益，該1300萬元名為投資，實為借款。僅就事益公司與付某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而言，原審認定為民間借貸性質，并無不當。事益公司收到付某支付的1300萬元后，沒有按照雙方協(xié)議約定按期給付利息，事益公司應當將借款償還給付某，并按照約定支付相應的利息。原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的有關規(guī)定，結合合同的內容及履行情況，并根據交易習慣、市場利率等因素確定事益公司應支付的利息標準，亦無不當。

據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事益公司的再審申請。

案號：（2020）最高法民申705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