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魯迅在《燈下漫筆》里說，歷史只有兩種時代——做穩(wěn)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

上篇文章的評論區(qū)，我突然意識到魯迅所處時代書寫的局限性，沒有寫出第三種狀態(tài)——雖是奴隸，卻把自己想象成主子。

沒想到，有那么多人，愿意為一個兩千兩百多年前死于自己法律之下的人辯護，他們用最直接的方式，證明了一件事——商鞅死了兩千兩百多年了，但商鞅那一套東西沒死。

譬如：

如果接受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批判商鞅這個前提，那意味著古代任何殘酷的事情都不能批判，因為它們都有歷史局限性，商鞅不能批判，他有歷史局限性，株連九族不能批判，還是歷史局限性，活人殉葬不能批判，歷史局限性，纏足不能批判，歷史局限性，凌遲剝皮不能批判，都是歷史局限性。

一切歷史上的惡，全都獲得了豁免權。

那好，我就反問一句：既然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批判過去，那么按這個邏輯，是不是應該把辮子留起來，把腳裹回去？

如果不能批判，意味著不能否定，不能否定，意味著不能改變，不能改變，意味著我們只能照著古人的樣子活下去。

這個邏輯鏈條一旦展開，它的荒謬程度也就一目了然。

正因為我們站在兩千多年之后，我們才有資格、也有責任去看清商鞅那套東西的全部代價。

古人看不到，因為他們就在其中，我們看得到，因為有兩千年的尸骨攤在我們面前。

誠實地承認，那套東西從一開始就是錯的，它造成的災難今天還沒結(jié)束，它的影子今天還被一些模仿者（譬如昨天的學校）、罩在我們頭頂。

因為一個學生走路看手機，就如此不擇手段，你告訴我，用今天的眼光看有什么錯？

另一條評論說：

能寫出外法內(nèi)儒這四個字的人，他大概沒意識到的是，他主張的，是把整個社會改造成一座沒有出口的監(jiān)獄——肉體的牢門是法，精神的牢門是禮。

身體上有嚴刑峻法在打你，精神上有三綱五常在馴化你——這是什么？這是雙重奴役吧？

還有，開頭引用了一句詩，這句詩當年是用來駁斥郭沫若的。

我不展開講這句話的來歷，各位有興趣可以自行查證。

無數(shù)的人，它們把這首詩當作了神諭！

我只想說一件事，任何一個判斷，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真理。

它是某個具體的人，在某個具體的時刻，為了某個具體的目的而說出的話，當我們引用一個判斷的時候，尤其是把它當作不證自明的真理來引用的時候，我們就在不知不覺中接續(xù)了那個目的。

這句話背后有它最初被說出來時的那個語境、那個動機、那個意圖，它能流傳下來，往往不是因為它客觀，而是因為它好用，對自己，對某種特定的姿態(tài)、某種特定的安排、某種特定的需要，是有用的。

當年這詩駁斥郭姓作家之后，后來，郭就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他不斷地緊跟形勢，寫詩贊頌、寫文章表態(tài)、否定自己過去的研究，三五年后，風向再變，他又能立刻配合新的風向?qū)懶碌脑姟?/p>

而這樣一個人，最終被那套東西訓練成了一個永遠準確踩準節(jié)拍的應聲蟲。

我提這個例子，是認為，這種依附，從來不是沒文化的人才會做的事，有文化的人也可以變成那樣。

還有一條評論比較惡毒，被平臺屏蔽了：

嚴刑從來沒有真正解決過問題。

秦朝是歷史上刑罰最嚴的朝代之一，盜一錢杖三百，偷竊要剁手，連坐三族——結(jié)果呢？

秦朝十五年而亡。

明朝朱元璋剝皮實草、凌遲梟首，殺貪官殺到“案牘未起，新犯又生”——結(jié)果呢？

嚴刑不僅沒有遏制犯罪，它本身就是一種暴力的示范，它還告訴整個社會：解決問題靠的是更狠。

今天對貪官、對人販子、對傷害兒童的人，依法嚴懲是正當?shù)?、必要的?/p>

注意是依法，但嚴懲和酷刑是兩回事。

這種刑罰，不是嚴懲，這是把整個社會拖回野蠻。

一個允許凌遲存在的社會，凌遲最終不會只用在壞人身上，它會用在每一個不被允許活下去的人身上。

你放置到這段歷史，只要你不犯法，你就認為是安全的？

你在一個有連坐的古代，你能不能安全，從來不取決于你自己。

你可以管住自己的行為，但管不住與你連坐親系的行為吧？

而你的飯碗、你的前途、你全家的命運，恰恰系在那些你完全無法控制的人身上。

商鞅在客棧門口那一刻就是這個道理的最早注腳。

他自己就是立法者，他比誰都清楚法律的每一條細節(jié)，他自認為可以完美管控自己的行為。但他逃亡的時候發(fā)現(xiàn)——決定他能不能住進客棧的，不是他有沒有違法，是店主害不害怕被連坐。

他自己定的法，最后擋住了自己。

因為這套法的本質(zhì)從來不是約束行為，是制造恐懼，而制造出來的恐懼，會反噬所有人，包括制造它的人。

還有一條質(zhì)疑，大意是：

把商鞅之法等同于現(xiàn)代法治，合適么？商鞅之法和現(xiàn)代法治，幾乎在每一個根本維度上都是相反的，商鞅之法是自上而下的，并沒有將上方之權關到籠子里吧？

而現(xiàn)代法治是所有人共同遵守的規(guī)則，首先是用來把某些不可控之力關到籠子里的！

商鞅之法把人變成可被管理的對象，而現(xiàn)代文明法治讓人成為有尊嚴的主體。

即此謂，商鞅那一套從來不是法治，它是反法治的——它把法律變成了工具，而不是約束不可控之力的籠子。

反對它，恰恰是為了真正的法治能在這片土地上立起來。

寫這篇回應，是我萬萬沒想到，今天還有那么多邪惡的信徒。

罪惡在千秋萬代地重復，永遠沒有人感到后怕。

那些為商鞅辯護的人就是今天的遞磚者。

他們以為自己在維護歷史的公正，其實他們在維護那臺正在他們頭頂上運轉(zhuǎn)、隨時可能把他們絞進去的機器。

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他們多半還會以為是自己運氣不好，而不會想到這一切，是從他們當年為商鞅辯護的那一刻就已經(jīng)注定了的。

還是那句話，如果所有的罪惡都被時間寬恕，這個群體將永遠沒有敬畏，也沒有禁忌。

一個被驅(qū)趕向tu場都會自發(fā)互相監(jiān)督隊形的群體，它走到屠場那一天，是沒有人會替它惋惜的，畢竟這是它們心之所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