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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灣叔Uncle_Gulf

來源 | 海灣譯讀

編輯 | 楊蘭

審核 | 浦電路交易員

這場美以伊沖突帶來的，不僅是天空中飛舞的導彈、無人機與海上能源通道在封鎖與反封鎖之間的動蕩，其帶來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影響是對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和阿拉伯世界內部關系的一場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的結果并不令人意外，卻依然足夠刺眼——所謂的阿拉伯團結，在關鍵時刻再次暴露出其脆弱甚至虛幻的一面。

在沖突爆發(fā)一周后，我曾在與一些學者交流時提出一個問題：海灣國家以外的阿拉伯國家是怎樣看待這場堪稱第三次海灣戰(zhàn)爭的地區(qū)沖突的？特別是那些身處非洲大陸的阿拉伯國家，在部分國家自身長期陷入戰(zhàn)火之時，看到曾經的避風港也成為了地區(qū)沖突的交戰(zhàn)場，又會作何感想？

最近，阿拉伯海灣國家研究所（AGSI）刊載了一篇來自阿聯酋學者Tareq al-Otaiba撰寫的文章，談及了這個問題，也站在阿聯酋的角度激烈地抨擊了其他阿拉伯國家的袖手旁觀（有興趣的朋友可點擊文末“閱讀原文”查看）。雖然他的觀點有不少偏頗之處，但嘗試換位思考站在阿聯酋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表達也實屬正常。而他文章的標題“the hollow promise of arab solidarity”以及他所列舉的事例，將一個殘酷的現實擺在了世人眼前：當海灣國家遭受直接軍事打擊時，它們得到的最有效支持并非來自阿拉伯鄰國，而是來自美國、歐洲以及部分亞洲伙伴。

與我們在國內媒體上所看到的一些分析截然不同，這場沖突期間還是有相當數量的海灣國家——上至領導層，下至普通民眾——認為來自美國、歐洲以及部分亞洲國家的軍事援助、情報共享和防空支援能夠迅速到位。相比之下，多數阿拉伯國家對于本輪美以伊沖突的反應都是停留在聲明、譴責，甚至連象征性的政治姿態(tài)都顯得略為猶豫遲緩。而少數阿拉伯國家連口頭支持都不愿多說一句，有的則在受襲盟友尚未脫險之際，繼續(xù)盤算自身利益得失。

如果是單就阿聯酋這一個國家而言，那篇文章作者對于蘇丹、索馬里這樣國家的聲討顯然站不住腳，站在蘇丹、索馬里一方的甚至可能會覺得這是阿聯酋應得的某種報應。在今天的文章里，我們不去多談既往的這些是非和爭端，僅從所謂的阿拉伯團結角度來研判，這已經不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次在重大危機面前暴露其內部分裂。事實上，阿拉伯團結從來都只是一種強烈的政治敘事，卻很少真正成為穩(wěn)定的戰(zhàn)略現實。

20世紀中葉，泛阿拉伯主義曾一度席卷中東地區(qū)。它承諾以共同的語言、文化和歷史為基礎，塑造一個具有統(tǒng)一政治意志的阿拉伯世界。然而，從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到1967年“六日戰(zhàn)爭”，再到1973年贖罪日戰(zhàn)爭，阿拉伯國家雖然高舉共同旗幟，卻始終無法形成真正高效的戰(zhàn)略協(xié)同。各國在戰(zhàn)場上各自為戰(zhàn)，在外交上各有各的算計，在戰(zhàn)后則迅速回歸本國利益的軌道。

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更是對阿拉伯集體行動神話的一次根本性打擊。作為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彼時軍事實力最強的國家，埃及最終選擇以國家利益優(yōu)先，而不是繼續(xù)承擔泛阿拉伯事業(yè)的旗手角色。這一轉折事實上宣告了阿拉伯民族主義作為地區(qū)整合方案的衰落。

此后幾十年間，阿拉伯世界雖然仍不斷以團結之名發(fā)聲，但這種團結越來越停留在象征層面。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阿拉伯國家不僅未能形成統(tǒng)一應對，反而分裂為多個陣營，最終不得不依賴美國主導的國際聯盟恢復地區(qū)秩序。阿拉伯國家無法依靠自身機制解決最重大的內部安全危機，這一現實至今未變。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則進一步揭示了阿拉伯團結的另一重虛無。當革命浪潮席卷地區(qū)時，各國并未基于共同命運形成合作，而是迅速根據自身制度安全和地緣利益選邊站隊。有人支持變革，有人反對革命（出現了所謂的“八王集團”），有人資助不同派系，有人直接介入內戰(zhàn)。利比亞、敘利亞、也門、蘇丹、索馬里、黎巴嫩的長期動蕩，某種程度上正是阿拉伯內部競爭外溢的結果。

換言之，阿拉伯世界始終存在文化共同體，卻從未真正形成穩(wěn)定的戰(zhàn)略共同體。共同語言并沒有也不會自動轉化為共同利益，共同身份更是完全無法替代國家理性。

此次美以伊沖突不過是這一歷史規(guī)律的最新印證。面對共同威脅，阿拉伯國家依然未能展現一致行動的意愿和能力。海灣國家遭襲，阿拉伯聯盟反應遲緩。部分國家措辭模糊，另一些國家則將批評對象僅指向美國和以色列，而避談直接襲擊海灣國家的伊朗。所謂共同安全，在現實利益和意識形態(tài)分歧面前依然“不堪一擊”。

正如阿聯酋總統(tǒng)外交事務顧問Anwar Gargash前些天在社交媒體上發(fā)文所言（上圖），這也就引出了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有一天，阿聯酋在政治上與阿拉伯多邊機制漸行漸遠，一個沒有阿聯酋深度參與的阿拉伯世界將會是什么樣子？

首先受到沖擊的將是阿拉伯聯盟。長期以來，阿盟的政治影響力本已式微，其運轉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于海灣國家，尤其是阿聯酋的財政支持、外交資源和政策推動。阿聯酋不僅是阿盟的重要出資者，也是近年來少數仍愿意在泛阿拉伯議題上投入資源、推動議程的成員國之一。若阿聯酋顯著降低參與度，阿盟的功能性衰退將進一步加速。它未必立即失去存在形式，但其作為地區(qū)協(xié)調平臺的實質意義將更加有限。

GCC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對阿聯酋而言，GCC不僅是政治平臺，更是安全與經濟利益深度綁定的制度安排。無論是在關稅協(xié)調、貨物和資本流動、基礎設施互聯，還是在地區(qū)安全合作方面，GCC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現實價值。阿聯酋退出GCC的可能性極低，因為這將使其失去最重要的地區(qū)制度支點，也會削弱其在海灣地區(qū)事務中的制度性影響力。

但繼續(xù)留在GCC并不意味著阿聯酋會完全遵循傳統(tǒng)的集體邏輯。相反，它更可能在組織內部采取一種高度自主、若即若離的戰(zhàn)略姿態(tài)——既參與合作，又堅持獨立；既維護機制，又保留否決空間。某種意義上，它未來在GCC中的角色有可能變得越來越類似于印度在金磚（BRICS）或上合（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中的位置：不是破壞者，卻也不是無條件追隨者；不是體系外力量，卻始終堅持自身戰(zhàn)略自主。

至于歐佩克（OPEC），情況則更為微妙。阿聯酋近年來對沙特主導下的OPEC和OPEC+產量配額的不滿早已不是秘密。隨著其產能持續(xù)提升，現有配額機制與其國家利益之間的張力只會進一步加大。從純經濟角度看，阿聯酋退出OPEC并非不可想象。事實上，在遭受本輪美以伊沖突沉重打擊后，戰(zhàn)后重建的阿聯酋在短時間內需要大量流動性資金“回血”，配額約束所產生的利益沖突將更為尖銳。而相較于退出阿盟或GCC，退出OPEC的政治成本更低，戰(zhàn)略靈活性反而更高。因此，阿聯酋成為卡塔爾之后第二個退出OPEC的海灣國家，概率正在上升。

即便不正式退出，阿聯酋也很可能著力推動OPEC內部規(guī)則調整，以爭取更符合自身產能和發(fā)展戰(zhàn)略的安排。這將使其在組織中的角色從傳統(tǒng)協(xié)調者逐漸轉向規(guī)則挑戰(zhàn)者。

更深層的意義在于，阿聯酋的戰(zhàn)略重心正在發(fā)生變化。它不再滿足于僅僅作為阿拉伯體系中的一員，而是日益將自身定位為一個連接不同區(qū)域、跨越不同制度平臺的中等強國。其外交布局已經明顯超越傳統(tǒng)阿拉伯框架，延伸至亞洲、非洲乃至整個全球南方。

在這一過程中，阿拉伯身份固然重要，但已不再是其唯一或最優(yōu)先的身份標簽和戰(zhàn)略坐標。對于阿聯酋而言，未來最重要的不是維持某種象征性的阿拉伯團結，而是在一個更加碎片化、多極化的國際體系中，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與戰(zhàn)略回旋空間。

這正是阿拉伯團結幻覺破滅后最值得關注的趨勢。

阿拉伯聯盟不會消失，阿拉伯認同也不會瓦解，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外交將越來越讓位于國家利益、制度競爭和多向結盟。

阿聯酋不會輕易離開阿拉伯世界，因為它本身就是這個世界中最成功、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但它很可能繼續(xù)減少對傳統(tǒng)阿拉伯多邊機制的投入，并以更務實、更交易化的方式參與其中。

真正值得擔憂的，不是阿聯酋是否會離開，而是當阿拉伯世界最具活力、最具全球連接能力的國家開始在心理和戰(zhàn)略上逐漸“離心”時，整個阿拉伯體系將如何應對。

阿拉伯團結從來不是一個既成事實，而是一項需要持續(xù)投入、共同維護的政治工程。遺憾的是，在過去幾十年里，這項工程始終未能擺脫口號多于行動、情感多于制度的困境。

而如今，當現實再次撕開理想的外衣，一個更冷峻的事實呈現在眼前——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問題，或許從來不是缺乏共同敵人，而是始終未能真正形成共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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