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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不能否認，不斷打破思維禁錮，進行認知升級很重要。

在所有禁錮我們的思維方式中，最可怕的一種可能是“我是對的”這種想法。

如果一個人一直堅信“我是對的”，然后千方百計加以維護，那就失去了所有革新自己觀念的可能性。

這就好比我們不斷用思維方式這把尺子去量東西，卻從來沒去質疑過這個刻度體系，即便發(fā)現(xiàn)出錯，也會沒完沒了的找理由，來合理化自己以前的錯誤行為。

這對一個人的成長極其不利。

而對一個組織來說，最大的成本，就是領導者的尊嚴和面子。

有個效應叫做承諾升級效應。你發(fā)現(xiàn)一個錯誤，不是把錯誤改變，而是繼續(xù)追加來維護面子。最后，自己把公司弄垮了。

承認錯誤的壓力很大，但今天，我希望幫你卸掉這個壓力。一旦說出“我錯了”，你會發(fā)現(xiàn)，某些阻礙突然一卸而空。

我也因此概括出一個“SB速率”：你發(fā)現(xiàn)多久以前的自己是個“SB”，這個速率是判斷一個人自我更新最有效的指標。

吵架爭的往往不是道理，而是主體性認同

在我們的一生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字，那就是“我”。

什么是“我”？其實“我”的本質是一種主體性認同，也就是把自己認為是誰。

事實上，“我”這個字是虛幻飄渺的，單獨不成立，必須借助結構才能成立，通過“我”所擁有的某某體現(xiàn)出來，這樣好像才能顯得我存在，比如我的玩具、我的名字，后來我的家、我的車、我的房......

大家可能都知道，兩三歲的小孩特別在乎他們的玩具，如果有其他小朋友搶你家孩子的玩具，他通常會誓死保衛(wèi)，我們大人有時特別不理解“你怎么這么自私呢？”“玩具嘛，應該分享”。

其實，兩三歲的孩子捍衛(wèi)的絕對不是玩具，捍衛(wèi)的是“我”這個主體，他是把主體性認同放在玩具上了，所以你把他的玩具奪走，就像把“我”給奪走了一樣。

在“我的某某”里，其實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我的思想”?！拔业乃枷搿笨床灰娒恢墒俏覀儼褜ξ覀兯枷氲恼J同，看得非常重要。

理解了這一點，你就不難理解這件事情了：“我是對的”是最強化“我”的一種句式。

而為了證明我是對的，就必須證明你是錯的，那“我的思想”就會變得越來越有力量，“我”的存在感就會越來越足。

這時候，絕大多數(shù)爭吵已經(jīng)不是在防衛(wèi)我的觀點，而是防衛(wèi)我自己的存在。如果在爭吵中我輸了，不是我的觀點錯了，而是我“不在了”。

這件事太可怕了！人和人吵到最后竟然發(fā)現(xiàn)根本不是道理之爭，而是主體性認同之爭，是關于“我”是否存在的認同。

想想看，日常生活中，你跟同事爭吵，甚至夫妻之間吵架，吵到最后往往就在這個地方卡死了，吵架不再是爭吵思想，而是爭吵尊嚴。

所以你就會明白一件事情，我們必須把“我的某某”這個結構打破，才能從里邊跳出來，這個結構有個“死穴”，那就是我不能錯，如果我錯了，“我”就不存在了，這是人們主體認同背后的一個隱含假設，必須看到這個層面，你才能超越它。

比“我的思想”更可怕的是“我們的思想”。

群體也有一個“我們”存在，“我們的思想”代表了我們作為一個群體的存在，

如果越多人相信群體的某種信念，就越能證明這個信念的真實性，所以“我們的思想”有一個可怕的自證其明的邏輯過程。

這太可怕了，由于能自證其明，每個群體都相信“我們”掌握了真理，然后認為別人是錯的，并且把對錯跟善良、邪惡等劃上等號。之后會引發(fā)什么呢？可能引發(fā)殘酷的暴力。

人類最大的理性障礙就是這個，根本不是在捍衛(wèi)我們所相信的真理，因為各個群體相信的真理都能自證其明，我能證明我對，你也能證明你對，而且站在各自角度都認為對方是錯的，甚至認為對方是邪惡的，自己在為正義作戰(zhàn)，一點罪惡感都沒有，很多戰(zhàn)爭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

SB速率越高，自我更新越快

如何應對人類思維上的這一缺陷？科學中有一種證偽思維。

我們往往把科學等同于真理，認為科學一定正確，其實不是這樣，著名科學哲學家波普爾對科學的第一定義是，是否具備可證偽性是區(qū)分科學和非科學的第一指標。

猛然一聽，你或許會覺得這個指標不知所云，但如果你放大尺度來想，這個標準太棒了。

可證偽性，指的是一個人面對一個理論時所保持的態(tài)度。比如，如果我們相信奇點爆炸理論正確，但如果有新的證據(jù)否定了這個理論，我們也愿意承認奇點爆炸理論錯了，你可以犯錯，這是沒什么問題的。

《這才是心理學》這本書中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書中說有個假設叫“小精靈假設”，認為大腦里住了兩只小精靈，控制了我們。有人說，我能不能去檢查一下？不能，如果你要檢查，小精靈就消失了。這種假設就不是科學，你永遠不能進行證偽，他把自己完全保護起來了。

證偽思維有一個小工具，可以用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那就是“我錯了”。

很多情況下，一旦說出“我錯了”，你會發(fā)現(xiàn)，某些阻礙突然一卸而空，否則，爭吵永遠持續(xù)下去，就像每個人都在懸崖邊上，不能往后退，只能殘酷地攻擊對方。

奧本海默是原子彈之父，他說在科學界，犯錯并不是罪過，生活中也應該有這種能力，臉不紅心不跳地說：“我當時搞錯了”。

而現(xiàn)實生活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為了捍衛(wèi)自己的尊嚴，沒完沒了找一些合理化解釋，為以前的錯誤進行辯解。

作為一個創(chuàng)業(yè)者，能夠認識并承認自己錯了，是證明他仍然具備創(chuàng)業(yè)者資格的一大標志。如果一個人永遠不說自己錯了，就證明這個人已經(jīng)不是創(chuàng)新者，而是一個頑固守舊者。

1995年，71歲的芒格做了一次關于心理學的演講，十年后，81歲的芒格親自把這個演講稿修改成人類誤判心理學，他說“我當時的知識沒有現(xiàn)在豐富。”80多歲的時候還在成長，標志就是把自己否定掉了。

他曾說，如果哪一年，你沒有破壞至少一個你最愛的觀念，這一年你白過了。

2017年，87歲的“股神”巴菲特，面對四萬多全世界的粉絲，臉不紅心不跳地說，“投資IBM是我錯了”“錯過亞馬遜是因為我太蠢了”“沒有買Google的股票是一個失誤”。

而人類商業(yè)史上閃亮的一刻，是格魯夫說，“如果我們下臺，新總裁會干嗎呢？”“新總裁恐怕會放棄存儲器生意?！薄澳歉蓡嵛覀冏约翰蛔鲞@件事呢？”。認識自己可能錯了，重新開始。

千萬不要投資或者追隨這樣的人：“我的戰(zhàn)略肯定沒錯，如果錯了，是其他人執(zhí)行錯了?！边@就是拒絕證偽性。

按照剛才所解釋的，人類知識一定有可能是錯的，連科學都可能是錯的，一個創(chuàng)業(yè)者怎么可能不犯錯呢？

一個組織最大的成本，就是領導人的尊嚴和面子。有個效應叫做“承諾升級效應”：你發(fā)現(xiàn)一個錯誤，不是把錯誤改變，而是繼續(xù)追加來維護面子。最后，自己把公司弄垮了。

《原則》作者雷·達里奧說，如果你不覺得一年前的自己是個蠢貨，那說明你這一年沒學到什么東西。我把這句話換成一種更激烈的表達：如果你不覺得一年前的自己是個SB，那你可能真的就是個SB，我稱之為“SB速率”。

SB速率是衡量一個人自我更新最有效的指標，如果你相信SB速率，你就對自己犯錯毫無心理壓力了。

過去假如說我犯錯了，那就證明“我”不存在了，那個壓力很大，今天反過來，你在犯錯證明你還在成長，這是一個非常簡潔、刺激、粗暴的成長衡量標志。

不可知論是拓寬認知邊界的利器

那如何應對“我們的思想”這種群體信念？

群體信念就像一個黑洞一樣，把大家吸進去，你根本不可能證明自己錯了，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烏合之眾”。

重癥要重藥，面對烏合之眾，我給出一個非常重的藥方，叫“普遍懷疑”。

為什么要普遍懷疑呢？

因為當足夠多的人相信一種思想，以至于這種思想成為常識的時候，就是你連對其進行懷疑的可能性都沒有時，它就控制我們了。

你認為接受新觀念難還是擺脫舊觀念難？凱恩斯說過一句話：“困難不在于接受新觀念，而在于擺脫舊觀念。擺脫舊觀念比接受新觀念難得多?！?/p>

我們從小繼承了很多觀念，父母的、老師的、書本的、媒體的、社會的......我們今天做的絕大多數(shù)判斷，其實都是大腦中既有的思想替我們做判斷，而不是我們自己在做判斷，如果不把這些思想洗掉，你其實就像一個被動的傀儡。

這里舉個例子，生物學家發(fā)現(xiàn)有一種蜜蜂很奇怪，每次它把食物拖到洞口時，都會停下來進到洞里，檢查一下里面是否安全，然后再出來把食物拖進去。生物學家一開始覺得這種蜜蜂有“智能”，居然還會先檢查一下，做個判斷再進去。于是大家想研究一下是怎么回事。

當那種蜜蜂把食物放到洞口進去檢查時，有一個生物學家把它的食物往后拖了點，蜜蜂出來后發(fā)現(xiàn)食物遠了，找到后又拖回去，這時有一件事發(fā)生了：它拖到洞口時又停下來，再次進去檢查。生物學家又把它的食物拖開，結果蜜蜂出來后又去找到食物，再拖到洞口，然后停下來檢查......明明已經(jīng)檢查過了，為什么還要三番五次檢查，后來生物學家才明白，這個動作不是它的智能動作，而是它基因里被嵌入了某種模式，被稱為“模因”。

到這里你也許會意識到，你怎么知道你不是那只蜜蜂呢？你做的每個動作，以為是獨立判斷后的行為，其實很可能只是我們腦中那些既有的思維模型。

所以笛卡爾說，每個人一生中，都應該對自己的全部見解進行一次徹底大掃除。

就像一大筐蘋果里有爛蘋果，你必須把爛蘋果扔出去，否則全爛了，但通常我們會翻來覆去找爛蘋果。笛卡爾認為這樣不行，他說要默認所有的蘋果都是爛的，把筐里的蘋果全倒出來，然后再把好的蘋果撿回去，否則撿不干凈。他在哲學里把這種方式稱為“普遍懷疑”。

也就是說，當我們想檢查腦中的思想是否為真，而思想又看不見時，他給了一個非常精妙的方法論：默認所有的信念都是錯的。

這完全跟從眾效應相反，從眾效應默認所有群體信念都是對的，而笛卡爾默認腦中所有的信念都是錯的。笛卡爾的普遍懷疑成為打破從眾效應的一劑猛藥。

但它帶來的結果是，從群體信念黑洞跳到了不可知論，這個轉換非常大?？赡苡腥藭X得，這是不是太過分了？普遍懷疑是不是什么都不信，不可知論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這會不會變成虛無主義？

恰恰相反，當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什么都相信，眼界就會越來越窄。而不可知論是讓你把目光投到一個巨大而不可知的領域里，讓你認識到真正的世界非常遼闊，你只能認識到其中一部分而已。

所以當你秉持不可知論后，你的眼界會變寬，分母會變大，認知邊界也就變大了。

所以不可知論不但沒有造成虛無，反而促進了人類進步，是近代科學革命的主旨?！度祟惡喪贰防镉幸痪湓捳f，科學革命不是“知識的革命”，而是“無知的革命”。

科學革命跟前現(xiàn)代知識體系的不同點就是，愿意承認自己的無知，愿意承認我們錯了。前現(xiàn)代知識體系有一個默認的假設，就是所有重要的知識已經(jīng)被圣人或神了解了，都已經(jīng)在古籍或傳統(tǒng)中。

1459年歐洲人的世界地圖密密麻麻的，這張地圖代表著了解了世界上的所有一切，如果是這樣，其實已經(jīng)沒必要再去探險了，所以那時大家認為世界就是歐洲、非洲和亞洲這三大洲。

到1492年，發(fā)生了一個重大事件——哥倫布發(fā)現(xiàn)了美洲大陸。原來有這么一大片土地是我們原來不知道的，于是在1525年，歐洲人重新畫了一張新的世界地圖，這張地圖有了巨大的留白，代表不可知。

地圖上的空白就像一塊磁鐵，讓歐洲人前赴后繼，希望填補這些空白。

后來幾乎所有科學家都是普遍懷疑和不可知論者，比如牛頓，他有一句名言說，柏拉圖是我的好朋友，亞里士多德是我的好朋友，但我最好的朋友是真理。

再比如達爾文，他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寫到：“我是一個不可知論者，我的后半生堅持傳播懷疑主義?！?/p>

所以，不要讓全然相信塞滿自己的大腦，要用不可知論給自己的思維開一些縫，留出一些空白，這樣才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甚至是擁有我們常說的“童心”。

沒有“反共識”，你很難把握大機會

回到商業(yè)里，普遍懷疑和不可知論對我們有什么啟示呢？我給一個具體的建議，就是“反共識”，也就是“我們錯了”，把批判性思維、普遍懷疑和不可知論用到工作、生活中。

從眾效應把大家禁錮在群體信念的黑洞里，如果大家被圈住了，你跳出來就是你的機會。

大家可能都看過《大空頭》這部電影，2008年美國發(fā)生次貸危機，在此之前沒人相信美國會發(fā)生這樣的事情，然后有四個人，他們認為會發(fā)生危機，于是做空美國房市，在這中間他們的壓力極大，但最后大家都賠得特別慘時，他們用反共識賺了很多錢。

這個電影可以提醒你，當大家都陷入瘋狂時，你應該怎么樣。大家都認為的不一定就是對的，羅素說過一句非常狠的話“這個世界的問題，不在于聰明人充滿疑惑，而是傻子們堅信不疑?！?/p>

群體信念之所以那么讓人相信，就是因為周圍的人都相信它是對的，所以我們該怎么辦呢？

幾位特立獨行的大家的觀點，似乎都提供了同樣的答案。

達里奧在《原則》里認為，如果你想在投資中取得成功，你必須成為一個獨立的思考者，因為共識通常都是錯誤的。

彼得·蒂爾在《從0到1》里說，每當我面試應聘者時，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在什么重要問題上，你與其他人有不同看法？好的回答是這種模式：大多數(shù)人相信X，但事實卻是X的對立面。他把這個對立面稱為“秘密”。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秘密”，你只能是分母，憑什么能賺大錢？

你可以問一下自己，在你的人生中，你在哪一個重要點上，跟大多數(shù)人的觀點不一樣？

過去你會想當然認為大多數(shù)人的觀點就是對的，今天挑戰(zhàn)一下，問問自己你的“秘密”是什么，當大多數(shù)人往東走時，你被這個“秘密”驅動著往西走，克服恐懼感和孤獨感，這或許就是你人生中的大機會。

我們總談創(chuàng)新，其實創(chuàng)新精神的第一特征是今天講的批判性思維、普遍懷疑、反共識，如果沒有批判性思維，世界就不會有創(chuàng)新。

今天我們簡要講了批判思維這個思維模型，完整版有更多顛覆你認知的精彩觀點，讓你真正體驗到思維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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