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是一個無奈且聰明的國家。

2026年4月13日，法國國民議會以170票贊成、0票反對的罕見結果，全票通過了一項旨在簡化殖民時期掠奪所得文物歸還程序的法案。法國議員熱雷米·帕特里耶-萊圖斯在表決前發(fā)言時，慷慨激昂地引用了法國文豪雨果1861年的那句名言：“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凈凈的法蘭西，會把這份戰(zhàn)利品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彼S后宣稱：“雨果在1861年殷切期盼的這一天，已然到來?！?/p>

這一幕，看上去確實足夠動人。

一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一個在全世界范圍內掠奪了無數珍貴文物的殖民帝國，竟然摒棄了黨派紛爭，全票通過這樣一部法案。法國新任文化部長卡特琳娜·佩加爾動情地表示，該法案“翻開了我們歷史的新篇章”，能夠“撫平歷史記憶的傷痛”。法國藝術史學家貝內迪克特·薩沃伊更是感慨：“這是歷史性的一天，我非常感動?！?/p>

一時間，輿論場上歡呼聲四起。有人說，法國終于“良心發(fā)現”了，就像當年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一樣，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法國的良知在逐漸蘇醒。也有人說，法國是“怕了”——尤其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向縱深推進，讓這個曾經參與洗劫圓明園的強盜國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懼，畢竟強盜最怕的就是苦主強大起來之后的“對等報復”。

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我們就此認定法國已經“改邪歸正”，那未免太過天真了。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法國通過主動“改邪歸正”進而歸還文物，這種敘事在靜夜史看來，終究是說不過去的。法國這一系列操作，看似充滿了懺悔與善意，實則是衰退之下無可奈何的自救——其中有懺悔，有懼怕，但更多的，是為了在西方大國之間樹立一個正義高大的形象，以此維系其日益式微的大國自尊。當國力不足以支撐野心，在外交領域發(fā)力“攢威望”，就成了法國最好的選擇。

一、雨果的夢想，從未真正照進現實

讓我們先來仔細看看這部法案的“含金量”。

首先，適用范圍限定在1815年至1972年之間。1815年對應著拿破侖戰(zhàn)爭結束，也就是說，拿破侖戰(zhàn)爭之前的掠奪——比如法國大革命戰(zhàn)爭和拿破侖戰(zhàn)爭期間從歐洲各地掠走的大量文物——不在其列。1972年對應著法國公立博物館公共藏品不可轉讓原則確立的年份，這意味著1972年之后法國通過各種手段獲取的文物，也不在歸還之列。這一頭一尾的裁剪，本身就是最大的“留一手”。

其次，法案雖然要求法國政府每年公布涉嫌非法獲取的文物清單，但修正案同時要求相關國家承諾，按照國際標準保管歸還文物，并確保對公眾開放。換句話說，想拿回去可以，但得先保證你家博物館的安保達標、展覽條件過關——至于這個“國際標準”由誰來定、怎么定，主動權顯然還在法國手里。

更值得玩味的是，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的要求被納入了法案：部分文物屬于“戰(zhàn)利品”，尤其是軍事類文物應排除在外。國民聯盟還提議，僅向與法國“關系友好”的國家歸還文物。這是什么意思？就是說，當年法國軍隊從戰(zhàn)場上繳獲的所謂“戰(zhàn)利品”——其中相當一部分正是從圓明園掠走的——可以不還，而想要索回文物的國家，還必須是法國的“友好國家”。如果哪天法國覺得某個國家不“友好”了，歸還進程隨時可以喊停。

至于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對法案僅覆蓋1815年至1972年、且未納入私人藏品表示遺憾，綠黨議員索菲·泰耶-波利揚指出法案通篇未出現“殖民”一詞、是“某種形式的歷史否認”。這些來自法國政壇內部的批評，本身就說明了一個事實：這部法案遠非輿論渲染的那樣“大公無私”。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該法案僅適用于外國政府的追索申請，不適用于法國海外省。也就是說，法屬圭亞那、馬提尼克、瓜德羅普等法國海外領土上被掠奪的文物，不在此次歸還范圍之內。

所以，與其說這是一部“文物歸還法案”，不如說這是一部“有選擇地歸還部分文物法案”。法國人的算盤，打得比誰都精明。

二、九年的拖延，暴露了真實的猶豫

文物歸還的訴求并非新鮮事，卻長期遭到西方大型博物館的抵制。早在2017年，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在訪問非洲時宣布，他將把歸還非洲文物作為“頭等大事”。當時他在布基納法索瓦加杜古大學演講時豪邁宣稱，五年之內，要讓非洲文化遺產回歸非洲大陸。法國博物館中僅撒哈拉以南非洲藝術品就多達約九萬件，其中僅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館就藏有約七萬八千件。

然而，從2017年到2026年，整整九年過去了，相關法案被多次擱置，文物歸還申請“數量不多”。

為什么拖了這么久？答案并不復雜。法國現行法律規(guī)定，公共藏品屬于國家財產，原則上不可轉讓。每一次歸還都必須通過議會專項立法，過程極其緩慢。法國政府在2023年曾先后通過兩部框架性歸還法案，一部針對二戰(zhàn)期間被掠奪的猶太人財產，另一部針對人類遺骸的歸還。但涉及殖民時期文物的法案，卻一拖再拖。

這背后更深層的原因，是法國社會至今無法對殖民歷史形成共識。有法國學者直言：“仍然有一些人并不真正想談論殖民時期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睒O右翼政黨國民聯盟明確反對任何形式的“懺悔式外交”，甚至公開表示不應使用“懺悔”或“有罪”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來討論這段歷史。

一邊是馬克龍在非洲演講時的高調承諾，一邊是國內政壇的激烈博弈和右翼勢力的頑強抵抗。這種長期的“表態(tài)積極、行動遲緩”，恰恰說明了法國在殖民歷史問題上的內在矛盾——嘴上說著“翻篇”，心里始終放不下。

三、良心發(fā)現？不過是衰退下的無奈自救

那么，法國為什么現在突然“提速”了呢？

靜夜史認為，根本原因在于一個法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法國的全球影響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而文物歸還是它能打出的一張“性價比最高”的外交牌。

近年來，法國在非洲的影響力遭遇了斷崖式下滑。布基納法索、尼日爾等前法國殖民地，軍事政權上臺后紛紛驅逐法國軍隊、切斷與巴黎的防務協(xié)議。反法情緒在非洲大陸持續(xù)高漲，俄羅斯和中國的力量則在加速填補法國留下的真空。法國文化影響力同樣在下降，年輕一代非洲人越來越傾向于使用英語而非法語，法國的軟實力正在被系統(tǒng)性削弱。

與此同時，法國內政局勢動蕩不安。馬克龍任期還有一年多就將結束，國內政治格局三足鼎立——極右翼、左翼、中間派相互掣肘，他在內政外交上都難以施展拳腳。法國經濟疲軟、財政赤字高企，在歐盟內部的話語權正在被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中東歐國家不斷稀釋。

在這樣的困境下，文物歸還是法國為數不多的“低成本、高收益”外交工具。歸還文物本身并不需要法國掏多少錢，畢竟東西本來就是搶來的；但通過這一姿態(tài)，法國可以塑造一個“勇于正視歷史”“敢于承擔責任”的大國形象，以此對沖其在非洲影響力衰退帶來的負面觀感。

法國文化部長卡特琳娜·佩加爾說，該法案能夠“撫平歷史記憶的傷痛”?？蓡栴}是，撫平誰的傷痛？受害國家的傷痛，難道是被搶走文物的法國輕輕一句“我翻篇了”就能撫平的？法國人在這部法案里給自己劃定的時間上限是1972年，卻對更早的掠奪避而不談。這哪里是在“撫平傷痛”，分明是在劃定止損線——選擇性地承認一部分歷史，同時理直氣壯地掩蓋另一部分。

用歸還部分文物的方式，試圖給殖民歷史畫上一個“體面的句號”。這種算盤，打得太響了。

四、敢為天下先：法國的一石多鳥之計

更值得玩味的是，法國這一操作還有更深遠的戰(zhàn)略算計。

第一，法國通過這部法案，在歐洲大國之間塑造了一種“道德領先者”的形象。 當英國大英博物館還在以“埃爾金伯爵拿到過奧斯曼帝國的許可”為借口拒絕歸還帕特農神廟大理石雕刻的時候，當英國拒絕歸還貝寧青銅器的時候，當希臘數十年呼吁歸還文物的訴求被英國一再搪塞的時候，法國卻以全票通過法案的姿態(tài)站了出來。法國藝術史學家薩沃伊注意到，幾乎所有政黨都就文物歸還的必要性達成了高度共識，這種跨黨派共識在歐洲其他國家是極為罕見的。僅此一點，就足以讓法國在道義上壓過英國一頭。

第二，法國借此搶占了對華外交的“高地”。 議員帕特里耶-萊圖斯在發(fā)言時專門引用雨果寫給中國的信，明確提到了“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這一舉動絕非偶然。在中美博弈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法國試圖在中法關系上打出“道德牌”——“我們和英國不一樣，我們愿意歸還從圓明園搶走的文物。”這種姿態(tài)，有助于法國在中國的外交棋盤上獲得更多籌碼。

第三，法國給英國、日本、俄羅斯等國拋出了一個難題：你們跟不跟？ 跟，就成了法國的亦步亦趨，從此在文物歸還問題上被法國牽著鼻子走；不跟，就要承受來自中國、希臘、尼日利亞等受害國家的更大追索壓力，以及國際輿論的道德譴責。無論英國做出什么選擇，法國都已經在這場博弈中占據了先手。

實際上，全球文物追索的浪潮早已暗流涌動。2025年6月，荷蘭正式向尼日利亞歸還119件貝寧青銅器；德國在2022年已與尼日利亞簽署協(xié)議，承諾歸還1130件貝寧青銅器，首批20件已回歸故里；2025年，芬蘭向貝寧歸還了一件達荷美王國的“卡塔克萊”三腳凳；希臘也從英國成功追索回了六件文物。德國更是建立了“德國殖民背景藏品聯絡點”數據庫，主動公布被掠奪文物的來源信息。

在這種全球大趨勢下，法國搶先立法，既順應了潮流，又占據了道德制高點。用一部選擇性很強的法案，換取國際社會的道義認可和大國博弈中的戰(zhàn)略先機，這筆買賣，法國做得一點都不虧。

五、中國怎么辦？推動更多文物回歸的時機到了

對于中國而言，這部法案的通過，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契機。

新法案明確1815年至1972年間通過戰(zhàn)爭劫掠、強迫交易等非法手段獲取的文物需返還，并要求政府每年公布非法文物清單。法案適用范圍覆蓋圓明園文物——如楓丹白露宮館藏、敦煌文書等，程序更加快捷。這意味著，長期流失在法國的中國文物，終于有了一條相對清晰的法律追索通道。

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法律通道的存在，不等于文物自動回歸。追索仍需要中國方面正式提出申請、配合舉證，還需要經過法國的審核與公示。法國極右翼政黨提出的“僅向友好國家歸還”的條件雖然被納入法案，但何為“友好”、如何界定，法國擁有絕對的裁量權。一旦中法關系出現波折，法國的歸還意愿隨時可能降溫。

因此，我們不能坐等法國“發(fā)善心”。法國用九年的時間拖出了一部法案，我們就要用更快的速度、更精準的手段推動文物的實際回歸。2024年，中國主導的《青島建議書》首次明確“掠奪不等于合法取得”；2025年，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確立了“永久追索權”，為長期追索提供了法律武器?！笆奈濉睍r期，已有35批次537件/套流失文物藝術品陸續(xù)回歸祖國。事實證明，當國力越來越強大，我們被掠奪的東西，終將加倍還回來。

我們還應該借鑒毛主席當年的外交智慧。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毛主席訪蘇時巧妙借助英國的存在向蘇聯施加壓力，在夾縫中為新生的共和國爭取了最大的外交空間。今天的我們，同樣可以借助法國這部法案給日本、英國這些至今仍在文物歸還問題上“裝死”的國家施加壓力。日本從中國掠奪的文物數量驚人，英國大英博物館藏有大量中國珍貴文物，這些國家至今對歸還問題態(tài)度曖昧、推三阻四。法國已經邁出了第一步，接下來的壓力，就應該落在它們身上。

從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到1861年雨果寫下那封義正辭嚴的信，再到2026年法國議會全票通過這部法案——一百六十多年的時間，足夠一個強盜國家完成從“搶劫者”到“懺悔者”的角色轉換。但我們也要記?。?strong>真正的懺悔，從來不是靠一部充滿限制條款的法案來完成的，而是靠一尊尊文物的真正回歸來證明的。

雨果期盼的那一天，或許還沒有真正到來。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向縱深推進，隨著中國的國力日益強大，那些曾經被掠奪的文物，終有一天會踏上回家的路。

這不僅是雨果的期盼，更是億萬中國人的期盼。

路還長，但方向，已經無比清晰了。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夜史，期待您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