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原籍臺灣高雄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呂從周在女兒呂力爭的陪伴下，再次返回老家高雄探親。

當時，呂從周已經年近七旬，他所熟悉的親人已經去世的都差不多了，就連盼了他一輩子的母親，也早已于1972年去世。

當天晚上，呂從周父女就住在了家里，呂力爭被安排住在了奶奶的房間里。

圖|1992年，呂從周（左三）首次赴臺探親與臺灣親人在機場合影

也許是因為睡不著，也許是因為好奇，呂力爭對奶奶留下的一個老舊的梳妝柜上了心，本來她只是想看看奶奶有沒有留下什么東西，但沒想到的是，由于這個梳妝柜太過于老舊，她上去一動，整個梳妝柜就散了架。

呂力爭下意識的以為自己是闖了禍，可卻意外從梳妝柜的夾層里面發(fā)現(xiàn)一張泛黃破損的紙。打開一看，呂力爭吃了一驚

這張紙居然是一份50年前的通緝令，上面就印著被通緝的呂從周等人，在通緝令的末尾，還印著懸賞的賞格。

呂從周看見這張通緝令，也忍不住老淚縱橫……

進步青年

1949年初，三大戰(zhàn)役的硝煙剛剛散去，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敗局已定。

為了給自己安排后路，蔣介石已經提早（1948年10月）安排陳誠出任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

黨中央早在抗戰(zhàn)勝利之初便考慮到要解放臺灣，因此決定在臺灣成立黨組織，并且還抽調了參加過長征，具有經驗的蔡孝乾出任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臺工委的主要工作任務就是在臺灣發(fā)展黨的組織，并在島內擴大影響，為后續(xù)的解放鋪路。

當時一大批中共地下黨員被派到了臺灣，負責爭取臺灣本土的進步青年參加革命，至1949年5月，臺工委向中央報告，在臺的地下黨員已經發(fā)展到了1300余人。

呂從周就是中共地下黨在臺發(fā)展的進步青年之一。

圖|呂從周（左二）與家人合影

呂從周是臺灣高雄燕巢鄉(xiāng)人，1929年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家庭里。1948年，19歲的呂從周進入臺中農學院就讀，正是在那里，他親眼目睹了“二·二八事件”后臺灣的社會現(xiàn)狀，國民黨腐敗統(tǒng)治下的臺灣民不聊生，他和當時許許多多滿懷正義感的臺灣青年一樣，心中燃起了對舊制度的憤怒與不滿。

抗戰(zhàn)勝利后，臺灣回歸祖國懷抱，標志著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tǒng)治徹底結束。

這本來應該是一件好事。

臺灣當時雖然回歸了祖國，但由于受過去殖民統(tǒng)治的影響，還保留著很多過去的習慣，時人評價：

“中國政府只‘收復’了臺灣的形體，而沒有‘收復’實質?！?/p>

要鏟除日本人在臺的奴化教育，重建臺灣的文化教育，恢復中國固有的精神生活和傳統(tǒng)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由于國民黨當局治臺策略失當，加之腐敗等因素，不少臺灣民眾都對國民黨當局專制的統(tǒng)治十分不滿

1947年2月27日，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6名查緝員及4名警察，在臺北市法主公廟對面發(fā)現(xiàn)一名40歲女子林江邁正在販賣私煙，于是上前沒收其所有香煙以及錢財。

林江邁苦求，希望查緝員歸還其錢財以及其余經過合法繳稅的公煙，然而查緝員堅持全部沒收，就在雙方糾纏之際，引來周圍民眾圍觀。

查緝員情急之下，以槍托擊傷林江邁頭部，致使林江邁血流如注并昏迷倒地。查緝員行為也引起周圍民眾憤慨，雙方爆發(fā)沖突，查緝員開槍示警，擊傷圍觀的市民陳文溪（后傷重死亡）。激憤的群眾包圍警察總局，要求警方懲兇，但是警察局長官包庇下屬，對此置之不理。

次日（2月28日），民眾沿街敲鑼打鼓，鼓動人群抗議，以至于后來沖突規(guī)模擴大。

隨后一個月，國民黨當局在此事處理上，態(tài)度蠻橫粗暴，引起民眾進一步反抗，國民黨當局甚至還調來了軍隊鎮(zhèn)壓。

二二八事件不僅在當時，甚至對后來的臺灣也都產生了深重的影響。

應該指出的是，二二八事件在當時還引起了在陜北的中共中央關注，臺工委領導的地下黨小組也積極參與其中，并積極發(fā)動和組織民眾開展武裝斗爭。

毫無疑問的是，作為一個進步青年，呂從周在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后，對國民黨當局的統(tǒng)治產生了悲觀失望的情緒，

1948年3月2日，呂從周和臺中農學院的校友陳明忠、謝桂芳一起，毅然加入了共產黨，屬張伯哲任書記的“臺灣省工委會臺中地區(qū)工委會”領導

相比于呂從周，陳明忠這個名字在臺灣近代史上絕對是一個繞不開的存在，他生于1929年，逝世于2019年，曾兩度被捕入獄，共坐牢21年，被稱為“臺灣最后一個政治死刑犯”，是臺灣“統(tǒng)派”的旗幟性人物和赫赫有名的社會活動家。

被迫離家

在臺中農學院的校園里，呂從周與陳明忠、謝桂芳等同學組成了地下黨支部，由學長謝桂芳擔任書記，他們積極吸納學校里的進步青年，一步步壯大革命力量，還組織開展了學生游行示威活動，向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發(fā)出正義的吶喊。

不過，隨著到了1949年5月以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

1949年5月20日，為了在臺灣繼續(xù)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獨裁統(tǒng)治以及防止中共地下黨組織的不斷滲透和蔓延，國民黨當局在臺灣實施了全省范圍的《戒嚴令》，大批特務組織被派遣到街頭巷尾，瘋狂搜捕和鎮(zhèn)壓中共地下黨人以及民主進步人士。

不久之后，基隆中學案發(fā)，因《光明報》事件牽連，導致了臺工委所領導的地下黨小組被敵特瘋狂破壞。

至1950年初，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后迅速叛變，這一致命打擊讓整個在臺的中共地下組織幾乎全軍覆沒。

1950年的那個夏天，臺中農學院的校園里突然來了一批國民黨特務，他們目標明確，徑直把被人舉報的謝桂芳誘騙到了學院教務處，隨后將其逮捕。

當特務們押著謝桂芳走到學院大門口時，剛巧呂從周夾著書本從不遠處走來，正準備走進學院大門。

就在這千鈞一發(fā)的時刻，機智的謝桂芳偷偷地亮了一下被衣服蓋住的手銬，示意呂從周趕緊逃走。

呂從周見狀吃了一驚，但他很快鎮(zhèn)定下來，等特務們走遠后，他立馬轉身逃離，一路狂奔逃回高雄燕巢鄉(xiāng)的家里，緊張地收拾衣物準備外出躲避。

他還沒來得及跟家人細說事情的經過，不一會兒，一陣刺耳的警笛聲就呼嘯而至，特務們一路追蹤搜捕過來。

情急之下，呂從周穿著背心短褲從家中二樓窗戶跳下，躲藏在了鄰居家的柴火間里，大氣都不敢出一口。

等特務們搜捕無果走遠后，呂從周擔心有埋伏，也不敢再回家中查看情況，只能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拿了一張假身份證，匆忙穿上別人拿給他的一身衣衫，一路狂奔到了高雄港口。

趁著國民黨特務的通緝令還沒下達，他迅速買了一張到香港的船票，終于在那張要命的通緝令發(fā)出之前，成功逃脫了國民黨當局的追捕。

就在呂從周逃走后，位于臺南的高雄縣警察局貼出了一張追捕多名“叛亂人員”的“通緝令”，那張泛黃的紙張上列滿了被通緝的對象，其中就有當時才21歲呂從周。

這張通緝令的下方還附帶著警示條款，清清楚楚地寫著違反國民黨當局制定的《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相應條款，每一個字都透露出那個年代的肅殺與冷酷。

通緝令的最后還附帶上了賞格：

“不論軍民公教人員，發(fā)現(xiàn)上列逃匪，經拘送政府機關者，每拘捕逃匪乙名，發(fā)給獎金新臺幣貳仟元”
“不論軍民公教人員，通風報信因而拘獲上列逃匪之一者，發(fā)給獎金新臺幣乙仟元”。

新臺幣是臺灣自1949年6月15日開始發(fā)行流通的貨幣，這筆賞金在當時絕對算得上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足以讓不少人動心。

呂從周抵達香港后只做了短暫停留，不敢有絲毫耽擱，立即轉道乘船奔赴上海，那里已經是解放區(qū)的天下了。

當時上海已解放一年，一切都處在百廢待興的建設熱潮中

在上海軍管會的幫助下，呂從周被安排進入華東局臺灣干部訓練團學習，系統(tǒng)地接受革命理論和專業(yè)技能的培訓。結業(yè)后，他被統(tǒng)一分配到與臺灣密切相關的福建工作，這片隔海相望的土地成為他此后幾十年生活和戰(zhàn)斗的地方。

呂從周先被安排在福建人民廣播電臺從事對臺廣播工作，用聲音向海峽對岸的同胞傳遞祖國大陸的信息，后調到福建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臺盟科繼續(xù)從事對臺工作。

不過在那段特殊的歲月里，呂從周因為來自臺灣，加之身份問題，受到懷疑和沖擊，他被下放到寧化縣濟村鄉(xiāng)接收“勞動改造”。

呂從周并沒有自暴自棄，而是毫無怨言的投入到勞動生產中，因他為人忠厚老實，工作又積極肯干，很快贏得了周圍人的信任和尊重，不久便被調到寧化縣委宣傳部工作。

撥亂反正后，呂從周被落實了政策，回到了福建省農科院農業(yè)經濟與科技信息研究所工作，直至1989年離休。

至此，呂從周在大陸已經生活和工作了近四十年。

鄉(xiāng)愁難解

不過這么多年下來，呂從周心里一直牽掛的是在臺灣高雄的家人，尤其是一直替他擔驚受怕的母親。

1987年7月15日，國民黨宣布解除在臺灣實行了三十八年的《戒嚴令》，兩岸民眾也慢慢恢復了民間往來。

1992年，飽受“思念”之苦的呂從周再也按捺不住，他通過各種渠道，借助當時臺灣政界老鄉(xiāng)的關系，終于被獲準入境臺灣探親。

在申請得到準許后，呂從周立即踏上了那條闊別四十余載的返鄉(xiāng)之路，飛機穿越海峽的那一刻，他的心跳得厲害，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可惜遺憾的是，時間沒有給呂從周彌補的機會他的母親已于1972年去世。

那一年，距離兩岸開始允許探親還有整整十五年。

呂從周百感交集，一彎淺淺的海峽，阻隔了多少親人的生離死別，母親的離去成為他心中永遠無法彌合的傷口。

1997年，呂從周在女兒呂力爭的陪伴下，再次踏上了前往臺灣高雄老家的探親之路。

也是在這次探親過程中，呂力爭偶然在奶奶臥室里發(fā)現(xiàn)了一個舊的梳妝柜，并從后面的夾層中找到了奶奶珍藏了一生的禮物。

那是一張國民黨當局通緝呂從周等人“通緝令”，落款處清清楚楚地印著“高雄縣警察局”的字樣。

此時，距這張通緝令的發(fā)出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四十七年，紙張早已泛黃發(fā)脆，但上面的字跡和照片依然清晰可辨。

那張通緝令對別人來說是抓捕“叛亂分子”的告示，對母親來說卻是兒子存在的唯一證明，是她與遠在天邊的兒子之間最后的聯(lián)系。

看到這張“通緝令”，呂從周老人的手止不住地顫抖，那些塵封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頭。

“近半個世紀了，那些當年的同學，為了革命理想和信念，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熱血。有的被槍決，有的被判刑，有的至今生死未卜……”

陳明忠坐牢二十一年，謝桂芳被捕后再也沒有消息，十四歲的弟弟無辜坐牢四年，母親在思念中度過余生卻始終沒能等到兒子回來……

睹物思人，呂從周不禁感慨萬千，老淚縱橫。

圖呂從周與妻子合影

母親不敢明著留下兒子的照片，怕被特務們搜出來惹禍上身，她只能把這張印有兒子名字和面容的通緝令偷偷藏在梳妝柜的夾層里，用這種方式默默地守護著兒子。

每一個夜晚，她可能都會偷偷拿出來看一看，摸一摸那上面兒子的名字，在心里默默祈禱兒子平安無事。

2022年9月22日，已經定居福州的呂力爭將父親珍藏的這張“通緝令”捐給了前來征集“遷臺記憶”檔案文獻的福建省臺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