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個名叫潘佩卿的七旬女性老人從臺灣歸來大陸，在兒子們的陪同下，老人來到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在這里，潘佩卿見到了她心心念念了40多年的丈夫徐森源，不過很遺憾是，徐森源早已于1986年病逝，老人此次回來只是見到了丈夫的骨灰盒。

見到丈夫的骨灰盒后，潘佩卿“先是目光呆滯，久久不語，然后放聲痛哭”，然后嘴里一直反復念叨：

“怎么會是這樣！”“怎么會是這樣！”……。

圖|1947年在基隆中學任教的徐森源與妻子、二兒子合影

徐森源是一名中共黨員，當年受組織委派在臺潛伏，因“基隆中學案”導致黨組織被敵人破獲后，徐森源接到緊急通知撤離。

當年，徐森源在撤離時，并沒有告訴妻子具體的原因，只是說了一句話，稱臺灣再過不久就會解放，屆時他們夫妻自然可以團聚。

可萬萬沒想到的是，徐森源一直去世，都沒有盼來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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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博東是徐森源夫婦唯一留在大陸的孩子，他也是長子，后來成為研究臺灣問題的專家，后來他寫了一本書《臺海情緣——一個家族的歷史見證》，詳細的講述了他們家的往事。

2024年6月，徐博東在本書簽售現場，就有記者對他感到好奇，因為徐博東明明是廣東人，卻說的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他的父親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而母親和幾個弟弟卻都在臺灣。

圖|徐博東為老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嘉樹簽名贈書

根據徐博東介紹，徐家是世居廣東梅州蕉嶺的客家人。其父母徐森源、潘佩卿早年在粵東參加著名抗日保臺志士丘念臺組織的“東區(qū)服務隊”，在黨的領導下投身抗戰(zhàn)洪流。1945年秋，徐博東未滿周歲，父母就因革命需要將他托付給家鄉(xiāng)的祖母。不久，二人又赴臺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18年，徐森源出生在廣東蕉嶺，他早年在梅縣東山中學讀書的時候，就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參加革命，抗戰(zhàn)爆發(fā)后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43年春，徐森源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受黨組織委派從事地下工作，曾在抗戰(zhàn)末期只身潛入

廣州日占區(qū)做收集情報和臺僑（即在廣州的臺灣同胞）策反工作。

也是在東區(qū)服務隊期間，徐森源結識了妻子

潘佩卿，兩人相識相戀，并且成婚。

1945年秋，潘佩卿在東區(qū)服務隊駐地 惠州博羅縣羅浮山沖虛觀生下了長子，按照當時東區(qū)服務隊隊員約定，凡是在該隊出生的孩子，男孩起名必要有個“東”字，女孩起名則要有個“區(qū)”，以紀念東區(qū)服務隊。

這也是徐博東名字的由來。

1946年4月，徐森源夫婦受黨組織委派前往臺灣，當時獲派赴臺的還有丘繼英、鐘國輝，偕同鐘浩東/蔣碧玉夫婦、蕭道應/黃怡珍夫婦、李南鋒等東隊臺籍隊友。

考慮到安全，徐森源夫婦將長子徐博東送回了老家蕉嶺。赴臺后不久，徐森源便接受時任基隆中學校長吳劍青（徐森源在梅縣東山中學讀書時的國文教師）的邀請，去基隆中學擔任事務主任，妻子

潘佩卿等人也隨同赴基隆中學。

當時，徐森源等人通過在基隆中學教職工的身份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圖|1945年10月，徐森源、潘佩卿夫婦與長子博東攝于蕉嶺老家

鐘浩東（當時還兼任基隆中學黨支部書記）接任基隆中學校長以后，覺得臺灣過去長期是殖民地，才回歸祖國懷抱不久，認為應該把過去在東區(qū)服務隊教育青年學生的那一套辦法搬過來，培養(yǎng)年輕一代的臺灣民眾，得到了黨組織的批準。

后來，鐘浩東、徐森源等地下黨同志搜集了不少進步書籍，供學校的學生觀看，并通過學生和學生家長向社會各界輻射影響。

在當時，不少青年學生深受進步思想熏陶，也都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至1949年5月，臺灣省工委向中共中央報告，在臺的地下黨員已經發(fā)展到了1300人，同情黨并參加地下活動的群眾還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動員的普通群眾，可以掌握的群眾將達5萬人。

為了支持在臺的地下黨組織工作，中共中央還抽調了不少精干力量陸續(xù)派往臺灣。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受命在臺潛伏的中共地下黨員，對解放臺灣都有很大的必勝決心，特別是隨著解放戰(zhàn)爭持續(xù)的推進。

可事實上，臺工委對實際情況進行了過分樂觀的估計，臺灣各地黨的地下黨組織雖然有所發(fā)展，但相比于有著近700萬人口的臺灣一省來說，還是太微不足道。

可也正是因為這一過分樂觀的態(tài)度，為幾人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這一標志性的事件正是后來爆發(fā)的“基隆中學案”。

2

1949年春，隨著三大戰(zhàn)役陸續(xù)結束，解放臺灣已經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當時，負責在臺地下工作的中共臺灣省工委認為，應該積極配合這一戰(zhàn)略，并下令給所屬的各級黨組織、黨員要充分動員起來。

幾乎與此同時，臺工委創(chuàng)辦了用于宣傳革命的機關報——《光明報》。

圖|1948年2月18日，中國國民黨臺中縣黨部成立暨首屆執(zhí)監(jiān)委就職典禮合影紀念（前排中坐者為徐森源）

根據資料記載，《光明報》的印刷地點就在基隆中學后山的山洞里，由省工委委員林英杰和陳仲豪、臺北市工委學生運動委員會的徐懋德負責。

陳仲毫負責刻板，基隆中學支部的女黨員張奕明負責將印好的報紙送到臺北聯(lián)絡點。

本來《光明報》只是臺工委的 機關報，理論上不應該對外發(fā)，但基于當時解放形勢的變化，導致了《光明報》發(fā)放、傳送出現了混亂，甚至于到后來全臺各個地方，都出現了《光明報》的身影。

1949年7月，《光明報》被投放到了蔣介石、陳誠的辦公桌上，引起了國民黨當局恐慌，遂下令嚴查此事。

特務人員發(fā)現在臺北的臺灣大學中，有學生私下里散發(fā)《光明報》，引起時任臺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的關注。

同年8月13日，國民黨保密局特務沖入臺灣大學校園，抓捕了散發(fā)《光明報》的四名學生王明德、戴傳李等人。

戴傳李在被捕后供述，報紙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給他的，而把報紙交給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

次日凌晨3點半，國民黨保密局派出3個行動小組的特務，進入基隆中學校長寓所，逮捕了鐘浩東（時任中共基隆工委書記），同時搜出了印制《光明報》的印報器材及大量共產黨宣傳資料。

鐘浩東被捕以后，在獄中受盡了酷刑，盡管他本人意志極為堅定，但他在被折磨的精神恍惚的情況下，還是吐露了一些情況。

比如時任臺工委書記的蔡孝乾的代號“老鄭”。

基隆中學案發(fā)以后，造成了一大批潛伏的地下黨員被捕，這其中也包括鐘浩東的妻子蔣碧玉，后來她在獄中被關押時，還幽幽說了一句話：

“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臺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的死去！”

同年9月9日，臺當局判處鐘浩東、李蒼降等7人判處死刑：江支會判刑15年：王荊樹、許省五、許省六等6人判10年：蕭志明等2人判5年，曾碧麗、孫居清、張國隆3人判刑1年；王明德、游英、詹照光、戴傳李、許遠東、邱連球、邱連和、李南鋒、蔣碧玉、戴芷芳等20人交付感訓。

10月14日，鐘浩東被執(zhí)行槍決。

圖|鐘浩東

隨著鐘浩東的被捕，不少臺工委所屬各地黨組織也相繼被敵人破壞，這其中也包括蔡孝乾后來被捕叛變，不過這些都是后話。

事實上，基隆中學案發(fā)以后，不少地下黨員都接到了緊急撤退的命令。

比如負責給《光明報》刻板的陳仲豪，他是通過在臺南當警察的表弟幫助下坐上了去美國的飛機，再轉回大陸（還有一說直接乘船去了汕頭）

3

基隆中學案發(fā)時，徐森源夫婦其實已經不在學校里。

早在1947年“二·二八”起義，鐘浩東意識到這次起義可能曠日持久，必要時還會上山打游擊，就提前把一部分外省黨籍同事和家屬都疏散到了臺灣南部。

當時，潘佩卿在事務課長邱連球(鐘浩東的姑表)和李南鋒兩人護送下，搭火車南下屏東長治的邱家避難。

同年11月，徐森源受當時已經出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的丘念臺邀請，赴臺中就任國民黨臺中縣黨部書記長。

基隆中學案發(fā)后，徐森源在臺北火車站碰上了奉令轉移的陳仲豪，這才知道基中出事的消息。

同年10月中旬，黨組織經過慎重考慮，同意徐森源撤離，并要他通知在臺北的王致遠，兩人一起撤離。

為了絕對保密，徐森源并沒有告訴妻子潘佩卿出了什么事。

10月14日，徐森源交代好秘書工作后，只簡單收拾了幾件日常換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裝進一個小皮箱，身著平日出門常穿的西裝，他離開家之前，跟兩個孩子吻別，然后跟妻子神情擁抱：

“阿媽托人捎話來，說她病重，要我趕緊回去相見，我必須回蕉嶺老家一趟，很快就會回來！”

按照計劃，徐森源要先去臺北通知王致遠，但他到臺北后，并沒有第一時間去見王致遠，而是先去拜訪了他的頂頭上司，時任國民黨省黨部組訓處長。

在過去幾年時間里，徐森源始終致力于同徐白光搞好關系，兩家人都很熟悉，此次撤離，這層關系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面對徐森源請假回老家探親的請求， 徐白光毫無懷疑，甚至還答應徐森源，在臺北等飛機期間，就住在他家里。

隨后，徐森源從從容容的去找了王致遠。

值得一提的是，王致遠當時也是全家在臺灣，同樣他在接到通知撤離的時候，也沒有具體告知家人情況。

王致遠一開始考慮從海路撤離，可當時臺灣全省已經戒嚴，港口碼頭遍布特務，想從海路走并不容易，思來想去只能坐飛機。

當時，國民黨當局幾乎已經是糜爛到了骨頭，貪污腐化十分嚴重，不少人都走關系，想通過國民黨軍空軍的飛機離開臺灣，只要出重金賄賂買通機師即可

時任臺工委副書記的張志忠覺得這個辦法很穩(wěn)妥，就同意了他們的辦法。

不過，因為廣州解放的緣故，國民黨空軍的飛機已經無法起飛至廣州，王致遠后來通過關系，改乘坐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去香港。

1949年10月17日，徐森源、王致遠抵達臺灣松山機場，因頭兩天人少的關系，無法混上飛機，他們又等了兩天。

至10月19日，徐森源、王致遠兩人才乘上飛機，飛到了香港。

徐森源離開臺灣的時候，還始終認為臺灣解放也就是近在眼前的事兒，可萬萬沒想到，事態(tài)的發(fā)展并不如他所預料。

徐森源后來在香港一住就是三年多，負責作臺灣情況調查研究。

1953年2月，徐森源奉調返回上海，負責上海華東廣播電臺做對臺廣播宣傳工作，次年8月調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臺灣廣播部，任方言組組長。

三十多年時間，徐森源始終負責對臺宣傳工作。

至1986年3月13日，徐森源在北京病逝。

徐森源離開臺灣的時候，潘佩卿正懷著他們的第四個孩子。

丈夫離開以后，潘佩卿也滿心期待同丈夫重逢，結果一等就是四十多年，期間因為丈夫身份問題，她在臺灣日子過得并不好。

值得一提的是，后來恢復兩岸通訊后，在大陸的徐博東同在臺灣的母親取得了聯(lián)系。

1991年，已經年過七旬的潘佩卿在兒子們的陪同下從臺灣返回大陸，只是很遺憾，徐森源已經于多年前病故，她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只能抱著丈夫的骨灰盒訴說思念。

相隔幾十年，潘佩卿鄉(xiāng)土觀念仍然很重，一直教育子女堅定主張兩岸統(tǒng)一。

徐博東后來接受采訪時，還談起自己在臺的親屬：

“全家十數人，不論男女老少，皆主張兩岸統(tǒng)一，堅決反對‘臺獨’！”

2006年春，潘佩卿病逝，享年87歲。

次年，徐氏兄弟四人分別從臺灣、北京返回老家廣州蕉嶺，將父母親的骨灰合葬在一起，這對兒分離了50多年的夫妻才終于獲得了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