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的一個深夜，華北鐘表廠的車間里燈火通明。江正銀把最后一塊細如發(fā)絲的游絲放進酒精里浸泡，他抬起酸澀的眼睛對身旁的孫文俊低聲說：“咱們總得讓中國人戴上自己造的表。”這一句并非豪言，而是那年天津輕工業(yè)界掛在墻上的真實目標。

解放之初，國人對時間的感知多靠墻上的座鐘或街角的鐘樓。手表，則是外灘腳跟下的洋貨稀罕物。1949年天津恢復生機，全市近八成工廠屬于輕工業(yè)，木鐘、鬧鐘能做，唯獨沒人敢碰精密到分厘的手表。蘇聯(lián)和瑞士控制著市場，一只“TITUS”能賣出普通工人半年工資。要在荒地里摳出技術根，要在有缺口的齒輪間塞進民族工業(yè)的自尊，這就是當年天津兩家公私合營鐘表廠面前最大的課題。

1954年冬，天津市第一輕工業(yè)局批下一張紅頭文件，四個人的手表試制組就此掛牌：江正銀29歲，蘇北走南闖北的小匠；孫文俊31歲，天津土生土長的機床能手；王慈民27歲，算得出齒形的技術員；張書文23歲，擅長打磨的學徒。設備只有四臺皮帶式機床，連專用卡具都是廢料堆里翻出來改裝的。沒有圖紙，他們拆蘇聯(lián)“SINAGO”牌15鉆三針粗機，邊畫邊量，140多個零件尺寸精確到0.02毫米，“手抖就白干”成了那幾個月的口頭禪。

仿制之路比想象更難。最先卡殼的是擒縱叉，硬度和彈性達不到要求，撞擺一次就會崩齒。小組整整半個月扎在熱處理間，調配碳勢、反復淬火，廢了三十多批零件。緊接著又被發(fā)條盒難??；國內找不到合規(guī)格的高彈鋼帶，他們便把進口舊表的發(fā)條拆開當樣板，硬是在天津鋼廠試制出同規(guī)格材料。王慈民記錄下的數字盈滿油漬：一套表殼拋光需八道工序，機芯組裝鉗針動作平均每分鐘三十次，一只指針要在酒精燈下淬韌三回。

1955年3月24日凌晨，最后一道調校結束，秒針穩(wěn)穩(wěn)走了一小時。秒、分、時針對位準確，誤差不足45秒。五顆星在乳白色表盤上閃著微光，“中國制”三個小字剛勁端正。試制組把它命名為“五星”，寄望這顆新生小表能帶來滿天星火。兩天后，《天津工人日報》頭版報道：“我市成功仿制國產手表——五星牌正式誕生！”許多市民聞訊趕來圍在廠門口，透過玻璃看那只小小機芯，表情像看一臺大型機車。

勞動節(jié)前夕，又有五塊“五星”出爐，當作展品交由天津市公司合營鐘表廠統(tǒng)一保管。后來其中一塊被捐給天津博物館，如今安靜躺在恒溫恒濕展柜里，編號一級文物，桔紅皮帶仍舊柔韌，分針每天走滿四萬三千兩百次，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有意思的是，“五星”僅是起點。1956年下半年，試制小組擴編為車間實驗室，目標直指瑞士“TITUS”17鉆細機防水表。新任務牽涉防水圈、真空表殼技術，難度堪稱翻倍，但短短八個月也告成功。1958年，“天津手表廠”掛牌，這支由四人擴充到兩百余人的隊伍，把“五星”更名“海鷗”，年產量突破萬輛。那一年，天津街頭十米一鐘表修理攤，“海鷗”廣告貼滿墻，青年人存三個月工資就想把它帶回家。

技術革新并未止步。1965年，天津手表廠研制出我國第一只跳秒表；1968年，第一臺自主設計的自動上鏈機芯面世；1971年，國內首支計時碼表誕生，開國將帥出訪外賓經常把“海鷗”當國禮。到1973年，天津手表遠銷亞非拉四十多個國家，出口標記為“DONGFENG”，輿論評價“走時準確，價廉耐用”，很多外商在廣交會上當場拆表驗芯，嘖嘖稱奇。

值得一提的是，試制組四位元老后來的人生各不相同。江正銀在1978年被調往北京鐘表研究所，從事高頻擒縱系統(tǒng)研究；孫文俊執(zhí)意留守生產一線，用半輩子培養(yǎng)了上百名技師；王慈民轉崗質量檢測，制定出中國第一份機械手表國標；張書文則在1980年代初自愿到河南鄉(xiāng)鎮(zhèn)廠支援技術，一身手藝捐給了欠發(fā)達地區(qū)。歲月流轉，昔日那個燒紅爐火、手握銼刀的四人小組，在不同崗位延長著“五星”的機芯轉動。

試想一下，如果1954年那間臨時實驗室里有人退縮，今天博物館展柜里或許只有進口老表的名字。所幸他們沒有遲疑，用汗水換來中國鐘表工業(yè)最早的心跳聲。天津人說，這一聲“滴答”干脆、響亮，跟渤海的潮汐一樣，敲醒了一個時代對精密制造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