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表態(tài)不繞彎、不藏著掖著，對大陸來說也容易判斷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雙方溝通起來更直接。

行程安排也看得出來是認真準備的，從南京到上海再到北京，拜謁中山陵、再進行交流對話，陣容也都是黨內負責兩岸事務的核心人物，說明這不是走過場，而是帶著明確目的來的。

在當前臺海局勢比較緊張的情況下，這樣的訪問本身就被看成是緩和氣氛、恢復溝通的一次重要機會，所以不管是大陸這邊，還是不少關注兩岸關系的人，整體評價都是偏正面的。

但另一邊，蔣萬安的表現就完全是另一種風格，他的說法聽起來很完整，比如什么“對等、尊嚴、善意、互惠”，這些詞單拿出來都沒問題，可關鍵是他始終避開最核心的東西，“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

對大陸來說，這種說法就顯得不夠直接，也很難建立真正的信任，再往前看他的變化也很明顯，早些年他還提過“九二共識”，但當上臺北市長之后，說法越來越模糊。

一方面說反對“臺獨”，另一方面又強調反對“一國兩制”，再加上一些“維持現狀”的說法，本質上就是盡量不碰核心問題，這種處理方式在島內可能有選舉上的考慮，但放在兩岸關系上，就容易被看成是在回避關鍵立場。

如果只看表面，蔣萬安也不是完全不推動交流，像上海和臺北的雙城論壇，他是有參與的，而且也確實帶來了一些實際合作，比如水治理、職業(yè)培訓、馬拉松名額互換這些，對市民來說都是能感受到的好處。

他在論壇上講的那些話，比如“多交流少對抗”，聽起來也沒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比較務實的一種態(tài)度，從城市治理的角度看，這種合作確實有意義，也能改善民生，這一點是客觀存在的。

但問題出在，一旦涉及原則問題，他的態(tài)度就完全變了，比如大陸恢復部分旅游政策，他第一時間表示支持，說是對臺灣民眾有好處，可當大陸進行相關軍事行動時，他又立刻站出來批評，說會加劇緊張。

這種前后反差就很明顯，有好處的時候就歡迎，一碰到立場問題就翻臉，換句話說，就是在利益問題上積極，在原則問題上退縮，這種做法在普通人看來，很容易被理解為“挑對自己有利的說，不利的就反對”，久而久之就會被認為不夠真誠。

從政治技巧上看，這確實算精明，但問題是，兩岸議題不是普通政策議題，長期用這種方式處理，就很難獲得雙方的真正認可。

更讓不少人不滿的，其實還不是這些具體表態(tài)，而是他在歷史和身份問題上的變化，蔣家在兩岸問題上一直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立場，就是堅持一個中國、反對“臺獨”。

不管外界對蔣家歷史評價如何，這一點是比較清楚的，像蔣孝嚴在世時，多次公開表達類似立場，這在大陸也是被注意到的，但到了蔣萬安這里，這種態(tài)度明顯弱化了，甚至可以說是在后退。

比如臺灣光復紀念相關活動，大陸這邊會舉行紀念，而民進黨當局選擇淡化甚至回避，在這種情況下，蔣萬安作為臺北市長、又是蔣家后人，本來是有機會做出一個比較明確姿態(tài)的。

但他不僅沒有參與，還強調所謂“臺灣自己的光復節(jié)”，等于是在某種程度上迎合島內另一種歷史敘事，再比如面對父輩的立場，他選擇用“專注市政”來回避，這種處理方式在一般事務上可以理解，但在涉及歷史和身份的問題上，就顯得有意躲避。

再加上他在不同場合說法不一樣，對大陸講合作、回島內講對抗，這種來回切換，很容易讓人覺得是在兩邊都想討好。

說到底，兩岸關系需要的不是漂亮話，而是能不能在關鍵問題上說清楚、站得住，如果一直用模糊說法拖著，短期看似靈活，長期只會讓信任越來越少。

對很多關注兩岸的人來說，蔣萬安的問題不在于他說錯了什么，而在于始終不愿意把最核心的立場講明白，繼續(xù)這樣下去，就算交流還在做、合作還在談，也很難真正走深走穩(wě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