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楊欽典接到上面嚴令，立刻殺掉白公館的19名地下黨。他正要動手時，一名地下黨卻對他說了一句話，讓他改變了主意。

1949年11月27日，國民黨的頑抗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按照常理來看，當時的局勢已定，國民黨已經沒必要再添血債。

但國民黨反動派卻頑固不化，在敗逃之前仍然痛下殺手，給白公館的頑敵下達最后的命令，處死獄中關押的地下黨員。

彼時，楊欽典時任白公館的警衛(wèi)排長，接到命令時手底下負責看押的地下黨員還有19名。可以說，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19名地下黨員的性命，全在楊欽典的一念之間。

楊欽典雖然是敵人的警衛(wèi)排長，也做過不少的錯事，甚至參與過殺害楊虎城將軍。但值得注意的是，楊欽典并非是一個天生的惡人，一步步走到當天的地步，也有許多的無奈。

楊欽典是河南人，家里都是貧農。他這樣的身份，對底層的疾苦自然感受深刻，不愿意與欺壓百姓的國民黨為伍。但迫于生存的壓力，為了混一口飯吃，楊欽典最終還是選擇了投身舊軍隊。

只不過，楊欽典把事情想的實在太簡單了，想捧國民黨反動派這碗飯并不容易。既然端了人家的碗，就要聽人家的話。而敵人辦的事情，全都與人民為敵，這讓楊欽典為了保住飯碗，犯下了不少的錯誤，越陷越深之下，竟然到了難以回頭的地步。

如今，楊欽典又接到了這么一道足以讓他萬劫不復的命令，內心深處僅存的良知讓他開始掙扎起來。

其實，楊欽典此前參與那些害人的行動時，就曾經因為這份良知而出現過猶豫。最常見的表現是，楊欽典在動手時嚇得呆立當場，全身顫抖，因此經常被其他老牌特務罵他窩囊。尤其是在“小蘿卜頭”遇害的時候，他的良知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這種負罪感讓他難以入眠。

楊欽典接到處決命令這一天，整座重慶歌樂山的空氣中彌漫著血腥的氣味。原因很簡單，重慶解放在即，國民黨特務們開始了最后的瘋狂。當晚不僅楊欽典接到了命令，而是全部特務都接到了撤離前“清掃”監(jiān)獄的最后命令。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史稱“1127大屠殺”徹底爆發(fā)，槍聲和慘叫聲不絕于耳，一批又一批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倒在了血泊之中。

楊欽典當天負責值夜班，等他接到命令時，這場屠殺已經接近尾聲。在大部分的囚犯都已被殺害的情況下，楊欽典需要對監(jiān)獄里僅剩下的最后19名地下黨員痛下殺手。

值得慶幸的是，由于當時重慶馬上要解放了，特務頭子楊進興自知處境不妙，率先帶著人潛逃了。楊欽典被留下來執(zhí)行任務，顯然是被當成了“棄子”。

楊欽典被獨自留下來時，已經能夠聽到遠處隱約傳來的槍聲了，就像是在敲響他命運的喪鐘。

但就在楊欽典要動手的時候，一名地下黨員的話卻讓他如遭雷擊，“把我們放了，給自己留條后路”。

這句話就像是一盞黑暗中的明燈，一下子讓不知所措的楊欽典醒悟過來。是啊，

如果他現在動手殺了這19個人，完成國民黨反動派留給他的最后“任務”，對他自己又有什么好處呢？這不過是為一張即將作廢的“投名狀”再添一筆血債。等到解放軍來了，自己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看守，必然會被清算，下場可想而知。

當時候說話的人叫羅廣斌，他是小說《紅巖》的作者之一，也是當時被關押的19人中的核心人物。

羅廣斌之所以能夠說出這樣的話，并非是賭運氣的憑空一搏，而是基于長期觀察和鋪墊的精準一擊。在漫長的牢獄生涯中，以羅廣斌、陳然為代表的共產黨員們，從未放棄過任何一絲爭取生存和策反看守的機會。他們一直在觀察楊欽典，發(fā)現了他與其他特務的不同之處。

他們利用一切機會與楊欽典交流，像拉家常一樣，給他分析外面的時局變化，告訴他國民黨為何腐敗透頂，不得人心；也向他闡述共產黨的主張，描繪一個窮人能當家作主的新世界。其中，陳然與楊欽典是河南同鄉(xiāng)，這層“老鄉(xiāng)”關系迅速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離。陳然的革命氣節(jié)和深入淺出的道理，讓他逐漸意識到，眼前這些所謂的“犯人”，并非青面獠牙的匪徒，而是一群有骨氣、有理想、為了讓更多窮苦人過上好日子而奮斗的人。

因此，當那個深夜，楊欽典下定了決心。但他沒有粗暴地砸開鎖或直接放人，那樣動靜太大，容易引來殘余特務的注意。而是選擇悄悄走過去，用鑰匙打開了牢門，卻又將門虛掩著。然后，他獨自上樓，去偵查外部的崗哨是否已經全部撤離。

按照約定，他跺三下腳就是行動的信號。當樓上輕輕傳來三聲跺腳聲時，19名幸存者知道，機會來了！

他們沖出牢房，在逃跑途中遭遇了從渣滓洞方向開來的特務車輛，并遭到射擊。隊伍被沖散了，情況不容樂觀，但絕大多數人還是成功逃出生天，跑進了白公館后方的山林里，迎來了重慶的解放。

而楊欽典，他沒有跟著國民黨殘余勢力逃跑，也沒有選擇隱姓埋名。重慶解放后，在羅廣斌等人的勸說和擔保下，他主動前往公安局自首，交代了自己的問題，也說明了自己在最后關頭釋放19名同志的立功行為。由于這一個至關重要的“立功表現”，他得到了人民的寬大處理，也給自己留了一條活路。